導讀

本文作者楊林是30多年前進入中信工作，那時，社會上有許多關于“榮老板”的傳說，民族工商業巨子、紅色資本家、改革開放的先鋒、德高望重的國家領導人……僅僅是這些名號交織在一起，足以給人一種遐想和好奇。當年，榮老是怎樣通過中信這個窗口產生巨大影響的？

01

歷史轉折中的受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指導思想，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三中全會閉幕僅26天，鄧小平與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工商界人士座談，聽取意見建議。

那一年，已63歲的榮毅仁在“五老”中還是最年輕的一位。座談中，鄧小平充分肯定榮毅仁提出的引進技術、管理，發展金融、貿易的意見，希望他出來主持一方面的工作，圍繞對外開放和經濟工作干一番事業。

正是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榮毅仁向中央提出建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建議，很快便得到批準。他成為中信的首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中信召開第一屆董事會時，葉劍英、王震、烏蘭夫、谷牧等中央領導蒞臨祝賀。谷牧副總理在會上有一個很長的發言。他特別強調：“中信公司的成立，是時代的產物，是我國加速四化建設一個很重要的組織措施。”

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興，現代化建設并沒有現成的道路可走，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國家急需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邊緣部分形成突破，通過試點摸索規律、全面鋪開，通過窗口宣傳政策、擴大共識，這是富于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正是在這樣特殊的歷史轉折關頭，榮毅仁被中央委以重任。

02

中信“50萬元起家”

中信初創，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資金極度短缺。榮老了解中央的財政非常困難，于是在上報審批的公司章程中，特意把中信注冊資金的數字空出來，希望由中央根據實際情況來確定投入多少資金。

經中央斟酌，中信的資本金確定為2億元人民幣，但財政部一時拿不出這筆錢來，和榮老商量的結果是，改為實際撥付1億元。可到了真掏錢的時候，財政部不知怎么又犯了難，改為1億元分5年撥付，每年2000萬元。

由于第一筆錢遲遲不能到賬，榮老只好先向財政部借了50萬元作為中信的開辦費，算是預支。這就是榮老多次講到中信“50萬元起家”的來歷。當然，這50萬元肯定遠遠不夠，榮老拿出了自己的存款1000萬元先墊上。

中信成立后，在國家投入較少、自身并不占有壟斷性資源的條件下，如何解決資金短缺問題，榮老大膽提出“借雞生蛋”，開展“三個引進”，即引進國外的資金、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引進國外先進的管理方式。按照榮老的要求，中信早期業務聚焦于國民經濟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領域，通過借款、發債等方式籌措外資，投放到一批因為缺少資金面臨夭折的國家重大建設工程上。

那時，“左”的觀念影響還很大，有人出來批評，搞社會主義建設，怎么能用資本主義的錢呢！？國家重點項目儀征化纖一期工程資金不足，建了不到一半便難以為繼，眼看就要下馬。紡織部找到中信求助，榮老建議由中信出面在日本發行100億日元武士債，幫儀征化纖渡過難關。國內反對和責難的聲音十分強烈；國外投資者對中國企業的信譽也多有疑慮。

但榮毅仁董事長認定小平同志指明了方向，他力排眾議，據理力爭，在國內外做了大量工作，最終促成發債成功，使儀征化纖起死回生。

此舉創造了國家重大項目基本建設的“儀征模式”，首開新中國在海外舉債的先河，成為中國金融機構正式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標志。

03

“既懂東方又懂西方的企業家”

榮毅仁老董事長在起草中信公司的《章程》時親筆寫下這樣一段話：“公司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實行現代化的經營管理。”這段今天看似十分平常的話，在當時卻有深意存焉。因為這里所強調的“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和“科學經營管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視為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受到嚴厲批判，是理論界中令人忌憚的提法。他后來特意解釋，這段話“實際上使公司成為在當時背景下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企業的一個試點”。

榮老以他特有的勇氣和魄力，帶領中信在夾縫中探索發展道路，開創了諸多行業和領域的“第一”：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家信托投資公司、第一家融資租賃公司、第一家經濟咨詢公司、第一家房地產公司，建設了第一座高檔涉外商務辦公樓，組建了亞洲第一家區域性的商業衛星運營企業，首批成立了國有企業創辦的商業銀行，創建了最早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專業服務機構……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他將中信打造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他自己更成為對外開放的重要代表人物。

中央之所以對榮老寄予厚望，即是希望以他作為知名企業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宣傳對外開放的大政方針，促進中外交流合作。用當年葉帥的話說，這個作用是“別人替代不了”的。

在籌建和領導中信的14年中，榮老以六七十歲的高齡，不辭辛勞地出訪五大洲數十個國家和地區，足跡遍布大半個世界，與許多國家的政商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良好的合作關系。1986年，美國《財富》雜志評選“世界最富魅力的50位企業家”，榮老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人，被稱為“中國開放政策的重要執行者”。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高層人員互訪中斷，商務往來停止，外企紛紛撤離。為打破僵局，榮老提出，以中信公司名義向全球知名的企業家、銀行家和前政要發出邀請，請他們到北京參加中外經濟合作研討會。那段時間，中信舉辦的各種經濟研討會、經濟論壇和國際經濟咨詢委員會上，總是高朋滿座。

1992年正值蘇東劇變后世界風云變幻之時，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有不少疑慮。借中信國際經濟論壇在京舉辦之機，榮老力邀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大批政要和企業家出席論壇。江澤民、李鵬、朱镕基等中央領導會見代表，對外傳遞了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方針、希望增進與各國合作的重要信息。

04

“比共產黨還共產黨”

中信的老同志都非常了解，榮毅仁老董事長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很深的感情。他在公司大大小小的會議上曾多次談到對于共產黨的認識過程。

中信組建過程中，一些領導同志認為，中信這樣的機構可以不必設立黨組。榮老對黨充滿感情、高度信賴，認為自己和工商界的老同志都是黨外人士，有黨組就有依靠，主動要求在中信成立黨的組織。

曾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熊向暉在出任中信公司黨組書記后，經過反復調查研究，并分別征求了中央組織部和榮老的意見，擬定了中信公司黨組的職責權限，經中央領導批準實行，這在中信內部被稱為“黨組六條”。

榮老對于黨委組織的各種活動和工作，都毫無保留地給予積極支持。無論是召開黨代會、黨員干部會、紀檢工作會，還是表彰先進基層黨組織和優秀黨員，甚至群團組織的會議或活動，請榮老時他都會很高興地來參加。

他在中信的“創先爭優”表彰大會上說：“我這個資本家，就是要講社會主義，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我就是比共產黨還共產黨的資本家。”從此以后，許多同事說起榮老，也會說他“比共產黨還共產黨”。他在中信工作了十多年，卻沒有在中信拿過一分錢的薪酬，這是外人很難想到的。

中信的干部、職工說榮老“比共產黨還共產黨”，是一種發自心底的尊重和敬佩，但大家不知道，榮老此時已經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了。1985年7月1日，榮老光榮地加入了黨組織。榮老入黨一事在當時沒有公開，大家并不知曉。他老人家紀律觀念、保密觀念很強，連秘書和家里人也沒有告訴。

榮老逝世后，中央在征求親屬的意見后予以正式公布。榮老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每個月月初的固定時間，榮老都會請工作人員將一個密封的信封交到中央辦公廳某個辦公室，現在推想，這個信封里應該就是榮老按月繳納的黨費。

中央之所以對榮老寄予厚望，即是希望以他作為知名企業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宣傳對外開放的大政方針，促進中外交流合作。用當年葉帥的話說，這個作用是“別人替代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