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鳳凰歷史 作者：雷頤（著名歷史學家）

中國傳說中早有“順風耳”的神話，表達了古人對萬里之遙卻能瞬間互通消息的盼望。然而，在近代，當把“順風耳”變成現實的“電報”真的要來到中國時，卻遇到了今人想象不到的巨大阻力，其產生于西方，因而被斥責為會污染中國文化、破壞中國國家安全的“奇技淫巧”。

所謂“電報”，是后來從日本引進的“新詞”、新譯名，當時國人更多將其稱之為“銅線”或“電線”。近代中國外患頻仍、內亂不斷，時時軍情緊急，能夠瞬息萬里的電報無疑是一直身處危境的清政府的當務之爭。然而，“電報”卻被認為有害，不必說“頑固派”堅決反對，就是以“開明”著稱、一心要學習外國“船堅炮利”、“師夷長技”的某些“洋務派”官員一開始也對電報在軍事和經濟上的重要性缺乏認識。所以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他們不僅不熱心創(chuàng)辦電報事業(yè)，甚至與頑固派一樣表示抵制反對。

專門負責處理與北方“外夷”包括通商在內的各類交涉事宜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稱，“銅線、鐵路”這兩件事“于中國毫無所益，而貽害于無窮”；江西巡撫劉坤一認為 “以中國之貿遷驛傳”，根本不需要鐵路和電線；福建巡撫李福泰指責電線、鐵路都是“驚民擾眾，變亂風俗”的有害之物；甚至曾國藩此時都認為無論是外國商人還是中國商人，只要架電線、修鐵路都將使“小民困苦無告，迫于倒懸”，結果都是“以豪強而奪貧民之利”，所以不僅不能同意外國人架線修路，而且同樣要禁止中國商人架線修路。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的觀點卻與眾不同，他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說：“銅線費錢不多，遞信極速，洋人處心積慮要辦，將來不知能否永遠禁阻。鴻章愚慮，竊謂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稟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銅線，禁阻不及，則風氣漸開，中國人或亦仿照外洋機巧，自立銅線，改英語為漢語，改英字為漢字，學習既熟，傳播自遠，應較驛遞尤速。若至萬不能禁時，惟有自置銅線以敵彼飛線之一法?！比欢铠櫿碌囊庖姏]有得到包括其他洋務派官員的支持、贊同，朝廷當然也未采納其建議。

事實很快就證明李鴻章判斷正確。從1870年開始，經過種種活動、努力，清政府同意英國大東公司和丹麥大北公司在海上敷設電報電纜，愚昧地認為不經陸路就對中國主權無損、就不會“驚民擾眾、變亂風俗”。英國大東公司獲取了上海稱迤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設置海底電纜的權利，不久就將印度經新加坡到中國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線路敷通；而大股東是沙俄皇室的丹麥大北公司獲取了架設從海參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電纜，很快也將這一線路完成。到1871年6月，中國實際上已被納入世界電報網絡之中。這樣，外國在中國經商、談判各種事項都可以“瞬息萬里”傳遞信息、下達命令，而中國依然故我，不許架設電報，仍靠馬匹驛道傳遞信息、下達命令。在這種“信息戰(zhàn)”中，優(yōu)劣對比委實太過懸殊。

在這種鮮明對比中，原來反對創(chuàng)立電報事業(yè)的洋務派官員紛紛改變了自己的觀點。1870末出使法國的崇厚就經常用大北海線與“總理衙門”互通電信，主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開始認識到電報的便利。曾國藩在上海租界內實情觀看電報，贊不絕口。李鴻章更明確地說電線將在中國盛行，應早改驛傳為電信。但真正使洋務派下決心架設電報線的直接因素，還是1870年代中期日本對臺灣的進犯。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清廷派洋務派官員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率兵援臺。到臺后，他深感臺灣孤懸海外，對內聯(lián)系極不便利，“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于是上奏朝廷正式提出中國應設立福州陸路到廈門、廈門水路到臺灣的電線。

在海疆如此緊急之時，頑固派仍然反對興辦電報。如工科給事中陳彝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堅決表示要禁止架設電線，認為電線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國”，因為：“銅線之害不可枚舉，臣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木主。中國視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沖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在頑固派的邏輯中，電報的性質姓“天主、耶穌”，興辦電報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人架設電線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設電線必然導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

幾經波折，沈葆楨、丁日昌等在福建、臺灣加設電報線的努力最終未成。

1879年，為加強海防，也是為了做一試驗和探索，李鴻章于大沽、北塘?？谂谂_試設電報以達天津，效果良好，他高興地向朝廷奏報說 “號令各營，頃刻響應”，增強了他架線設局的信心。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軍情驟緊，李鴻章不失時機于這年秋再次上奏，詳陳必須立即架設電報線的理由：“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所以西方各國“欲通萬里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只有中國仍靠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但與西方電報相比遲速大為懸殊。在俄國彼德堡談判的曾紀澤數萬里之外發(fā)電報到上海只須一日，但將電報從上海送到北京要從輪船轉寄，最快也要六七天，如果海路不通，驛遞則須十日。“倘遇用兵之際，彼等外國軍信，速于中國”，將對中國大為不利。總之，戰(zhàn)爭“全賴軍報神速，相機調撥，是電報實為防務之必需之物”。這些理由，今日看來都是“常識”，但那時卻是被排斥、有待普及的“新知”。險惡的現實和李鴻章的透徹分析，使清廷終于顧不得電線究竟“孝不孝”“忠不忠”，立即允準李鴻章著手辦理電報局。1880年10月，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同時設立電報學堂，這是中國近代電訊事業(yè)的開始。

近代中國的“頑固派”從來不是從技術層面論證來反對“新事物”，而總是從“政治”、“道德”、“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來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電報”居然能被“上綱上線”到“忠”“孝”的高度，再次說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識形態(tài)”傳統(tǒng)的深厚。

近代中國的“頑固派”從來不是從技術層面論證來反對“新事物”，而總是從“政治”、“道德”、“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來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電報”居然能被“上綱上線”到“忠”“孝”的高度，再次說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識形態(tài)”傳統(tǒng)的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