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長城，很多人都會被它的雄偉和精巧而震撼，但也有不少人會想起秦始皇修筑長城導致民不聊生的歷史故事。

為什么秦始皇想修筑長城？秦滅亡后，漢朝為什么又開始修筑長城？明長城是否解決了內憂外患問題？

這些問題，我們似乎都能在考古和歷史學家大衛·弗萊的新書《墻：血與磚的文明史》一書中找到答案。在書中，他詳細追溯了中國長城的興衰起落，細致分析了城墻與中國古代政治的關聯。以下摘自《墻：血與磚的文明史》，由新經典文化授權發布。

秦始皇建造長城后的一千年內，邊境墻的傳播改變了整個歐亞大陸上的社會。平民偶爾服兵役的古老義務轉變成另一種責任，即通過賦稅與徭役來支援遠方的邊境墻，平民因此免于直接承擔軍事角色。

隨著古典時期接近尾聲，整個歐亞大陸文明的安全基本只依靠三個國家維系。中國、波斯和羅馬的皇帝付出巨大的努力，卻換回極少的愛戴。他們因為各種原因而廣受厭惡：稅收、強制勞動、無法無天的蠻族雇傭軍。這些國家的人民有時會想象，自己在蠻族人中或許會過得好些。

這些國家中，中國延續時間最久，與墻的關系也最為復雜。在中國歷史上不斷發生的朝代與皇帝的更迭中，大規模邊境墻也根據自己的節奏興衰起落。這些城墻輪番被遺忘、守衛、避開、破壞、延長、修繕。統治者總是為不受抑制的權力迷醉，不斷憧憬著不可能的事。他們征召上萬人來建造城墻，接下來是十萬人、一百萬人、兩百萬人。

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問題不在于城墻是否有效，而在于是否值得如此勞師動眾。暴政讓大量在遙遠邊境上服役的民夫喪命。入侵造成的恐慌是否比墻帶來的恐懼更大？

唯有城墻看到了真相，默默無言。

01

長城的漫長故事在公元2世紀差點中止。在中國各地，受壓迫的農民階級終于把對朝廷的憤怒發泄出來，朝廷向他們征稅、征兵來建造城墻，賄賂蠻族人。他們憤怒的對象不是蠻族人，因為至少對大多數人而言，蠻族人似乎是無比遙遠而抽象的麻煩之源，而皇帝則意味著壓迫。

公元2世紀末，反抗領袖們集結起農民對抗漢朝。他們將年輕的皇帝連同朝廷被從都城洛陽趕走，數千饑餓的難民跟隨被驅逐的君主到處搜尋食物。九十年后，司馬炎重新統一中國。司馬炎致力于建造新的邊境墻。顯然，他下令修筑的城墻只制造出國家統一的表象。他死后沒幾年，西晉王朝的內斗開始了。

司馬炎和他的繼任者在半個世紀的混亂統治中學會了一個熟悉的教訓，隨著時間流逝，這個教訓只會更為人熟悉——墻的作用和守衛者差不多，而這些守衛者大多是好戰的外族人，忠誠度可疑。

公元304年，為西晉效力的匈奴首領劉淵偶然回想起他的一位先祖是漢朝公主，曾被送給蠻族人和親。他打著漢家旗號自立為帝。他帶領的匈奴戰士擊潰了西晉的防衛，攻陷都城，三萬城中居民喪生，幸存者流離失所，或沿街乞討，或落草為寇。

02

舊城墻年久失修，皇帝就要下令建造新城墻來取而代之。諸多王朝一個接一個地嘗試文明最古老的策略：運用其建筑技藝來建造一座持久的防御工事。北魏（公元386年至534年）皇帝聽從建議，建墻來緩解“境防之虞”，為這一目的動用了十萬民夫。

為了不落人后，北魏的繼任者北齊王朝投入更多人力來建造城墻。這個新王朝的建立者文宣帝將中國防御邊境延伸到海邊。公元559年文宣帝去世，他的城墻已經超過一千英里。

新城墻像迅速生長的葡萄藤一樣在邊境蔓延——這里有一百英里，那里又有一百英里——但只靠長度無法評價其影響。如果用人數來衡量，這些城墻的規模就更大了。隋文帝在公元585年征發三萬人建造城墻，第二年又征發十五萬人，往后一年又是十萬人。他的兒子隋煬帝更勝一籌，于公元607年征發一百萬人修筑城墻，又在公元608年征發二十萬人。

在所有偉大的城墻建造者中，隋文帝在幾乎所有方面都非同凡響。他節儉樸素，有同情心，減少賦稅，并在宮廷內禁止奢靡生活。公元595年，他下令禁止生產武器，并且收繳了所有現存的武器。這項法令只將他所在省份排除在外。隋文帝的政策讓中國走上了一條與同時代羅馬滅亡后的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當處于黑暗時代的歐洲走向軍事化，當昔日以圖書館、奢侈品和文職為傲的貴族家庭開始建造木質城堡、募集私人軍隊時，中國卻被推向了更深層次的文明世界，那里滿是工人和建墻者。

隋文帝的策略有其益處。它讓以平民為主的中國能在城墻背后繼續發展，而當時的歐洲則幾乎停滯不前。然而，這也鞏固了中國人民與其專制統治者的從屬關系。隋文帝仁慈的家長作風十分罕見，至少在皇帝們之中是這樣。更常見的則是他兒子隋煬帝那種態度——把手無寸鐵的臣民視為容易取代、源源不斷的商品。

民主最大的優勢不在于貫徹人民的意志——這種事幾乎不存在——而在于避免暴君的瘋狂。據學者估計，約五十萬工人因暴君隋煬帝的城墻而喪命，而且這還不算完。城墻保衛的邊境距離中國的農業腹地很遠，需要經常運送補給，于是在7世紀初，隋煬帝開始建造大運河來支持城墻的守衛者。有五百萬工人在這條一千一百英里長的水道上辛勤勞動。完工后的大運河將長江、黃河與約三萬英里的各地航路相連，使中國實現了舊世界帝國前所未見的統一局面。這條運河是一大奇跡，但其代價不菲。

除了因修建運河而死去的工人，還有許多人因饑荒而死，隋煬帝的征募令帶走了太多農民，導致田里的作物缺乏照料。中國的歷史學家記錄了大量有關這項工程的抱怨：建造永不停歇，人們精疲力竭，更糟的是，隋煬帝還用軍隊來鎮壓民眾。建造城墻和運河所耗費的人命，是否可能比城墻阻止的戰爭消耗的人命更多呢？這與隋煬帝的計算不符。他用自己別具一格的詩句歌頌新城墻：

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

和平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不過可能這道城墻的效果實在太好，至少從隋煬帝看來是如此。中國人不屑于蔑視那些無法穿越邊境墻的外族敵人，反倒團結起來抵抗讓他們建造城墻的皇帝。隋煬帝死后，關于他暴政的故事又煥發了生機。他的宮廷在無憂無慮的宴會中度過最后一晚，叛軍已將他們團團包圍。一百年后，隋煬帝成為傳奇人物。

下一個王朝批判了隋煬帝的城墻。唐太宗說：“煬帝……勞中國筑長城。”他更偏愛用草原上的突厥戰士來守衛帝國。帝國本身依舊如往日一樣分分合合。新王朝有新暴君，而新暴君又會建造新城墻。

03

13世紀，真正關乎存亡的威脅出現在中國邊境，這意外地為所有臭名昭著的皇帝做了辯白——他們一直深信有比強征勞工更糟糕的厄運。蒙古征服所造成的震動重新調整了中國式策略的利弊。又會有五十萬人因建造新城墻而死去嗎？與整座城市被燒毀、城中居民喪命于刀下相比，其代價要小得多。人民會因疲憊和苛稅而苦不堪言嗎？至少他們能保住性命。一道城墻能讓中國延續“萬世”嗎？也許這次會。十多位亡故的暴君在地獄中露出笑容，他們曾為鞏固中國邊境而犯下罪行，遭人唾罵。

12世紀前，蒙古人與其他牧羊的草原戰士無從區分，其聯盟時興時衰。他們帶著牲畜四處遷移，永遠與鄰居們爭吵不休。他們就像幾乎所有前現代社會不建墻的民族一樣，讓人民投身于戰爭。

據說成吉思汗曾宣稱，男子最大之樂事，在于壓服亂眾，戰勝敵人，奪取其所有的一切，騎其駿馬，納其美貌之妻妾。這些說法是否真實，我缺少相關的經驗來判斷。至少，這一宣言把握了游牧民戰士的精神，他將此種精神納入自己的戰爭機器中。成吉思汗明白，部隊的力量在于其混亂莽撞的生活方式，他在法典“大札撒”中禁止人們進入城鎮過定居生活。

啊，那些城市有土墻！一想到有些人以這樣的方式生活，成吉思汗就無比厭惡。和大多數蠻族人一樣，他從來都不太明白，他所覬覦的珍寶只有那些他鄙視的、生活在墻內的人才能生產。

13世紀初，成吉思汗毫發無損地穿越邊境墻，南方的官民為他打開大門，因為他們想象不出比殘暴的皇帝更糟糕的人。成吉思汗最初索要大量金銀綢緞與其他奢侈物品，但這些貢品剛到手才一年，他又急不可耐地發動進攻，打破和平。

蒙古人曾一度考慮摧毀整個漢地，還想鏟平土墻背后的城市，將土地用作牧場。契丹謀士耶律楚材勸他們最好還是留下這數百萬受到驚嚇的納貢者。事后看來，他們似乎采取了折中的做法。漢地人口從1207年的1.2億減少到1290年的不到6000萬，其中大多數人口減少都發生在因戰爭而滿目瘡痍的北方，這一地區不僅有大草原沿線邊境上的城墻，更有黃河，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蒙古人吹噓道，他們能夠騎馬穿過原來許多城市的遺址，任何遺跡的高度都不足以絆倒他們的馬。成吉思汗始終粗茶淡飯、衣衫襤褸，認為這證明了他的正直，而自己注定要摧毀中原王朝。他說：“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

新的蒙古統治者對長城缺乏興趣。連成吉思汗那位有世界眼光的孫子忽必烈也是如此，他即便公開表示對中華文化的欣賞，也不愿采取如此傳統的資源利用方式。一百年間，所剩不多的中國人終于能夠從繁重的勞動中得到休息，有五代人不需要為一個瘋子鏟起被風吹來的黃土。他們只能用一些民間故事來抵消成吉思汗的傳說。當他們終于無法再忍受蒙古人的統治時，就建立了新王朝，重新開始建墻。

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相信，自己是承天命來恢復真正的中國。他試圖讓中國恢復想象中的原本樣貌：民族與文化上同質，對建立世界性帝國缺少興趣，堅定地專注于守衛其有限的國界。他還將中國設想為一個封閉式的國家。在給繼任者的指示中，朱元璋告誡未來的皇帝不要出軍征討，而要維持強有力的防御。明朝初期遵循著這些原則，重建了被蒙古人破壞的城墻。中國的地圖上又多出數千座建有城墻的城市。

后來的一些明朝皇帝暫時從蒙古人的侵襲中得到喘息，因而選擇忽略朱元璋的建議，甚至推行海軍政策，這本可能讓中國成為海上霸主與新世界的殖民者。中國艦隊抵達了非洲海岸。

然而，宿命讓葡萄牙人建立起歐洲與亞洲的海上鏈條。1433年，蒙古力量復蘇，讓舊日的恐懼重生。持有孤立主義態度的諫言者從來都不喜歡海外冒險，如今他們如日中天，指出中國龐大的艦隊在越南外海遭受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面對再次出現的蒙古人威脅，有必要縮減開支。這個帝國放棄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艦隊，揮袖告別探索的時代。在這十年間，盡管中國工程師克服了終年為北方供水的技術障礙，國家官員卻選擇撤離駐軍，因為通過大運河運送物資，為駐軍提供補給并非易事。邊境線后退近兩百英里。

一場軍事災難加快了明朝最后一次向城墻背后撤退的速度。1449年，蒙古人再度入侵。年輕的皇帝明英宗親自率軍征討入侵者。蒙古人在土木堡向他的軍營發起進攻，消滅大部分軍隊，并生擒皇帝。土木堡之變終結了明朝人放眼外界的一切可能。從那以后，明朝遵循其創立者的建議。他們要閉關鎖國，遠離世界主義，嚴守傳統，專注防御。皇帝將國家的力量用于建造城墻。蒙古人讓他們別無選擇。

明朝皇帝不再扮演人們熟悉的無情暴君的角色。宮廷官員會交流國家安全的理論，皇帝則允許地方官員修建新城墻，改建舊城墻，或是填補重要的缺口，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正以拼圖的方式監督世界奇跡的建造。

04

長城如今已經斷斷續續成形，段與段之間并不相連，往往延伸到遙遠的地區。只要蒙古人發現一處缺口并乘虛而入，長城的長度就會增加。明朝人被迫與蒙古人打了近兩百場仗。長城的缺口被漸漸填補，防御工事被縫合在一起，蒙古人發覺自己越來越難突破防御。盡管長城在現代不乏批評者，但它有效地完成了任務，足以抵擋住成百上千人規模的蒙古劫掠部隊的進攻。

明長城由磚塊重建而成，在所有大草原防御屏障中最為宏大。對其長度的估算差異巨大——三千英里？一萬英里？令人驚訝的是，邊境全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從未經過徹底勘察，但即便是最保守的數字，也足以突顯這項計劃的龐大。明長城最終配得上“長”之名，像曾經驅逐入侵者那般吸引著游客。長城在群山中盤旋，有的由石塊和磚塊所造，總是坐落在花崗巖巨石上。

在向被征用來建墻的人兜售城墻的理念方面，明朝皇帝并不比古代前輩成功多少。秦始皇長城已經過去了近兩千年，但明朝公眾對于這段記憶依舊充滿敵意，因而皇帝們很謹慎，根本不去使用“長城”這兩個字（稱“邊墻”）。表達憎惡的詩歌一直在流傳，它們是被筑墻工作壓垮者的民間傳說。單憑人類怎么能創造出如此不可思議的建筑？顯然大部分都要靠超自然力量的協助：一名監工得到一位老人的幫助，他用荊棘編織出城墻；民夫們看到一條絲綢從天上落下，就以此為靈感，將花崗巖石塊從巨大的冰面上滑下。顯然，在戰場上，超自然力量并沒有向明朝伸出援手。17世紀，滿人被一位明朝叛將引入關內。

滿人和其他草原民族一樣，對中原文明來說都是外族。一開始，征服者很難忍受任何類型的城墻。他們如果占領了一座建筑，有時就會推倒外墻，只留下柱子來支撐屋頂。他們還拒絕扮演融入中國社會的蠻族人這一傳統角色。和古代斯巴達人一樣，滿人希望他們的故土不要沾染太多文明。他們堅持傳統習俗，甚至逼迫漢人改換滿人發型。城墻遭到了嘲笑，歷史學家萬斯同說：“秦人備胡筑長城，長城一筑天下傾。至今笑齒猶未冷。”至于長城，他為其題寫了墓志銘：

版筑紛紛無時息。

朝筑暮筑竟何利？

明初小說家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就曾用一種無奈的宿命論調反思中國的歷史：“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種循環歷史觀情有可原。蠻族人一次又一次向中原襲來，控制北方地區。有時，入侵者是雇傭軍，他們調轉矛頭朝向雇用他們當守衛的人民。合久必分，數百萬人向南逃離，將北方的防務留給自負的蠻族王朝。新的守衛者會學著建造城墻。

中國，無論在哪里，無論遇到什么，都會延續下去。城墻，就像中國本身一樣，會比帝國延續更久。但這并非因為它們會永遠挺立。城墻一旦建成，就一定會倒塌；一旦倒塌，它們就會再次崛起。墻如是，中國亦如是。

本文轉自“新史學2022”公眾號，選自《墻：血與磚的文明史》（大衛·弗萊著，廣州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