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評判《以法之名》的尺度有多大，首先要明確這是一部由“最高檢”在幕后給予專業指導、審核把關的政法劇。

　　雖然“最高檢”并不是《以法之名》的正式出品方，但卻在其拍攝前中后期提供了大量的業務指導。

　　在劇作創作初期，“最高檢”的相關部門為《以法之名》提供了大量的真實案例與素材。

　　同時還在法律與政策解讀等方面提供了許多的專業咨詢，從而幫助編劇大幅提高劇本的專業性與真實性。

　　作為一部由“最高檢”推動的政法劇，《以法之名》不僅是一部文藝作品，更是其推動法治宣傳教育的一部分。

　　為了提高故事的真實性與可信度，不僅有檢察院系統為《以法之名》提供辦公樓或模擬法庭等真實場地，更有許多真正的檢察干警作為顧問或充當群演。

　　可以說《以法之名》之所以能有如此之大的尺度，離不開“最高檢”的全程參與、審核與指導。

　　當我們看到劇中那些反面形象的檢察官與領導時，絕不是《以法之名》一拍腦門自以為是的想象，而是得到“最高檢”認可與鼓勵后所展現出來的人物形象。

　　當鄭雅萍以為有了檢委會專職委員孫向群的全力支持，可以在東平市大展拳腳時。

　　當洪亮以為有了省檢察院檢察長張放的配合與背書，可以揭開喬振興與萬海背后的陰謀時。

　　作為東平市代理檢察長的李人駿，通過政法委書記蘭景茗，開啟了比謝鴻飛與孫飛更加強而有力的回擊。

　　即便張文菁提出一連串讓李人駿無法回答的疑點與問題，即便指導組經歷的各種巧合與危險，都詳細寫在各位領導面前的匯報中。

　　卻依舊無法撼動李人駿、蘭景茗、江旭東這些領導一心要將“萬海案”辦成鐵案的決心。

　　在這些領導的眼中，張文菁被誣陷為黑社會骨干這件事，不過是“萬海案”中的旁枝末節，只要盡快將她無罪釋放就可以當這件事從未發生過。

　　在這些領導的眼中，如果一直揪著“萬海案”不放，從而寒了基層的心、影響了大家的斗志，比辦出一起冤假錯案更加重要與急迫。

　　在這些領導的腦海中，似乎完全忘記了就是因為“萬海案”的時間壓力，才讓張文菁成為了各種錯誤的受害者。

　　在這些領導的腦海中，那些無法在短時間內確認的疑問與懷疑，都不足以改變他們要讓“萬海案”盡快成為鐵案。

　　面對足以影響自己仕途的“萬海案”，李人駿可以無視洪亮、張文菁提出的所有疑點，因為在他背后有政法委書記蘭景茗替自己撐腰。

　　面對足以影響領導對東平市領導辦公看法的“萬海案”，蘭景茗在沒有深入了解“萬海案”詳細內情的情況下決定力挺李人駿，因為在她背后有人大常委副主任江旭東可以替自己背書。

　　于是便有了一手促成女婿洪亮脫下制服陪女兒離開東平的江旭東，以人常委副主任的身份，通過張放與孫向群強行終止了指導組在東平的調查工作，于是便有了“這群領導集體不要臉”的大尺度場面。

　　聽著會上江旭東的侃侃而談，看著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質疑江旭東的會議，或許用“殺瘋了”這樣的詞匯，都不足以表達《以法之名》的瘋狂與大膽。

　　我無法證明這樣的場面、這樣的人設是否真實存在，但在“最高檢”幾乎全程參與的情況下，在“最高栓”很有可能會對劇中涉及檢察職權、程序等重大情節進行審核的情況下，誰又能百分之百否認江旭東、蘭景茗、李人駿這些領導在現實中沒有原型人物呢？

　　脫離了一線工作的領導們，或許曾經也像洪亮、鄭雅萍這般嫉惡如仇、實事求是，可對于今天的他們來說，或許“萬海案”成為鐵案遠比“萬海案”變成冤案更加重要。

　　面對如此大尺度的情節，無論對《以法之名》有多少演技或劇情上的否定或批評，都不足以影響《以法之名》的正面影響與意義。

　　對于普通人來說，我們能從中看到希望；對于如江旭東、蘭景茗等這類領導來說，他們會從中看到自己應該如何面對工作中的“萬海案”。

　　這是一種警示，更是一種自我救贖。

　　就像洪亮所在的“十一部”，一個類似于啄木鳥的部門，一直將刀刃指向內部與同志的部門，一個理論上懷疑檢察院系統內所有人的部門。

　　《以法之名》拍出了最大尺度的政法劇，“最高檢”并不怕展現自己的不足與錯誤，因為只有將壞死的組織從身體上割掉，才能讓身體重新回歸正常與健康。

　　關于《以法之名》的解讀暫時先寫到這里，更多精彩解讀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