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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方是一名警察，身材結實，四方臉配著大眼睛，為人實在。只因轉業進警局后就開始禿頂，年輕同事喊他“老方”，連年長的局領導也這么叫，他倒樂得接受，總是笑嘻嘻應著。

我和老方是好友，下班后常結伴去街頭巷尾吃河粉面，吃得酣暢。飯后便在城市街道、商場里閑逛，像對“閨蜜”似的。

老方最勤的事就是打理頭發，不到半個月就得理一次。我的發量長得慢，常陪著他去理發店當“觀眾”。

小時候在農村，理發叫“剃頭”。老方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村里的孩子都討厭剃頭，總被父母催著去，像押“犯人”似的。父母念叨的話他至今記得：“頭發長得像山里的強盜，剃個頭跟殺豬似的”“剃個頭像請客吃飯，催三遍都不上桌”——那時的小孩，大多都有抗拒剃頭的習慣。

當時每村只有一個“剃頭老師”，他們白天要去生產隊掙工分，只能收工后或晚上給村民理發，年底每人給六斤稻谷當費用。家里的小孩剃頭免費，可就因為這“免費”，剃頭老師也沒了積極性。鄰居小孩結伴去剃頭，十有八九是去了又回，沒剃成。有時就算跟著大人去，也得排隊，小孩總被排在最后。輪到時，有的孩子睡著了，即便睡著，剃頭師傅也會扶著硬剃；有的小學生急著上學，等不及就走了。

我怕剃頭還有個原因：那時候用的是手推剪，常“咬”頭發，扯得頭皮生疼，疼得人眼睛瞇成縫，嘴里直叫喚，卻只能忍著剃完。

改革開放后，日子好了起來，中心村開了理發店，有些家長就帶孩子去花錢理發。但大部分孩子仍在村里剃頭，不過家長們會多給幾斤稻谷，讓孩子優先理發——小學生先理，方便他們早點回家睡覺，不耽誤第二天上學。

兒時剃頭的事仍歷歷在目。自老方從部隊轉業當警察后，我們往來更頻繁，逛街時，他總留意著理發店：“這條街又開了家時尚理發廊”“巷子里那對夫妻理發店有意思，坐一會兒能知道半個小城的新聞”“有個師傅手藝好，收費合理，10元一次，堅持20年沒漲價”……

起初，老方去哪兒理發我都跟著，像塊磁鐵。可后來他理發太頻繁，十天半月甚至三五天就理一次，我實在跟不上。他無奈嘆氣：“禿頂的人難啊，頭頂光溜溜的，曬太陽時頭皮發燙，四周的頭發長得像個圈，不及時修，太有損警察形象了。”這話讓我忍不住笑——他如果不理這頭型，倒真像《西游記》里的沙僧。

一次在小巷理發店，遇到姓耿的老師傅，聽了老方的苦惱，建議他買把百元電剪在家自理，省事又省錢。

后來我去老方家喝茶，撞見他正自己理發。他在墻角嵌了兩塊鏡子，又加了塊可移動鏡片，對著“三角鏡”操作自如，看得我直佩服。

自從老方把“理發店”搬回家，我去理發店的次數也少了。隨著年紀增長，我的白發漸多，不理發就顯得憔悴。其實疫情期間，我就發現鄰居像老方一樣自購電剪，先給家人理，再免費給鄰居的老人孩子理。電剪有不同頭型套，理短發很簡單，順著頭型推就行。妻子也說，像我這種白發多于黑發的，自備電剪既方便又省錢，一舉兩得。現在，我的妻子成了我的專職理發師。

最近下班后，我約老方逛街、鍛煉，他總爽快答應：“等我給鄰居家幾個孩子和老人理完發就走。”

此刻，一陣暖風吹過，我忽然覺得，老方正像加入了我們的義工服務隊呢！

作者簡介

朱江飛，浙江省臺州市作協會員，浙江省散文學會會員，有多篇散文和小小說獲全國征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