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e Young People Having Enough Sex?

面對拉斯維加斯的肉欲自助餐，Z 世代似乎失去了胃口。

本文刊登于2025 年 6 月 30 日《紐約客》雜志，印刷版標題為 “Sex Bomb.”作者：賈·托倫蒂諾是《紐約客》的特約撰稿人。2023年，她憑借關于墮胎的專欄和散文榮獲國家雜志獎。她的第一本書，散文集《詭計之鏡》（Trick Mirror），于2019年出版。

網絡生活中存在一種過度性化的現象，它主要圍繞圖像構建，并將個體轉化為商品。攝影：勞倫·格林菲爾德/研究所/法伊·克萊因畫廊

大約十年前，“處子”指控開始出現。2016年，《Bustle》的一位作家援引當時一項最新研究稱，二十出頭的人群中禁欲人數近期翻倍，并稱年輕人“性活躍度低到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兩年后，《大西洋月刊》在一篇封面故事中為這一明顯趨勢起了個暫定名，主題是“性衰退”（插圖：一只鳥和一只蜜蜂彼此轉身，看起來既慍怒又害羞）。有博客宣稱，年輕人已不再做愛，他們是“新一代的道學先生、老古板和保守派”；《每日電訊報》則稱，他們“焦慮、孤獨，沉迷于色情”。《華盛頓郵報》認為，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男性，差不多就是失敗者——沒有女朋友，和父母同住，比起真實、鮮活的裸體，更喜歡電子游戲和社交媒體，正是他們將其他人群也拖入了這場“美國大性荒”。

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典型的“今時今日的年輕人”式擔憂。傳統上，老年人的角色是擔心年輕人性生活過多。20世紀20年代，社會長者因輕佻女子在地下酒吧私通而恐慌；60年代引發了對“愛情崇拜”和狂歡派對的擔憂；80年代帶來了以艾滋病為中心的新一輪同性戀恐慌。最近，千禧一代因“ hookup文化”（以兄弟會派對和《狂野女孩》為代表）而飽受指責。但此后的統計數據一直表明，確實存在一場性衰退，它涉及年輕的千禧一代，盡管在公眾想象中，這一現象與Z世代（大致指目前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人群）聯系在了一起。2018年，一項針對18至24歲人群的調查發現，該群體中近三分之一的男性和約五分之一的女性已有一年沒有性生活，這一數字較21世紀初有顯著上升。疫情更是雪上加霜：2021年，近40%的18至30歲加州人在前一年沒有性伴侶。

Z世代的性衰退之所以令人困惑，部分原因在于性似乎從未像現在這樣不受污名化，也從未像現在這樣容易獲得。我們口袋里的電子設備不僅包含海量免費色情內容，還有各種應用程序，通過這些應用程序安排一夜情，效率堪比墨西哥卷餅外賣。如今，主流觀點認為欲望并非羞恥之事，怪癖可以是健康的，男性應努力讓女性達到高潮，只要相關各方都滿意，人們在臥室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面對拉斯維加斯式的欲望自助餐，年輕人卻在失去食欲。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點？如果需要做些什么的話，我們又該做些什么？

據三十出頭的英國記者路易絲·佩里稱，我們應該慶祝。佩里自稱是脫離自由主義群體思維的務實異端，她最近出版了《21世紀性新指南》，這是她第一本書《反對性革命》的青年版改編本。新書名體現了佩里最喜歡的策略之一，即把保守的保守主義表現為簡單的常識。章節標題包括“性必須被嚴肅對待”“男人和女人不同”“并非所有欲望都是好的”“暴力不是愛”“人不是產品”“婚姻是好的”。這些都是合理的陳述，旨在引導該書的目標讀者——一個恐懼多于經驗的年輕異性戀女性——同樣被佩里的更廣泛結論所說服：與其希望改變我們社會的任何事情，我們只能各自蜷縮成防御姿態，以抵御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

佩里的書與其說是指南，不如說是警告。她告誡讀者，重要的是要記住“幾乎所有男性都能用赤手空拳殺死幾乎所有女性，而女性卻做不到”。她認為，男女之間的生物學差異造成了男女性欲之間無法根除的不匹配；除非一個女性屬于欣賞性多樣性的“少數群體”，否則“一夜情的風險將超過收益”。她還建議，“雖然大多數女性基于相同標準評估短期和長期伴侶，但大多數男性并非如此”，我考慮過把這句話發給許多女性朋友，她們在與你會一起去 pottery barn（美國知名家居品牌）的男性安定下來之前，曾多年熱情地與DJ和睡在地板床墊上的墮落者上床。

佩里反復通過歪曲現狀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她寫道，“對性自由主義者來說，同意的需要是唯一剩下的道德原則”，這根本不是事實；進步女權主義者多年來一直指出，同意往往存在于剝削的背景下。（凱瑟琳·安吉爾在2021年出版的《明天性將再次美好》一書中對“同意文化”進行了尤為尖銳的批判。）佩里在書中其他地方辯稱，性自由主義的原則“不可避免地傾向于將兒童性行為合法化”，暗示了將同性戀與戀童癖進行老式的、冒犯性的比較——盡管“年齡差距”批評在當代網絡話語中無處不在，尤其在名義上左傾的Z世代中大量存在，這種批評通常痛斥男性與比自己年輕得多的女性約會。佩里還喜歡將事物對立起來，而不是審視它們之間的關系——例如，“我們應該優先考慮美德而非欲望”——她還喜歡將常識性建議與原教旨主義建議結合起來。“我給年輕女性的建議必須是這樣的：避免讓自己處于與不認識的男性或讓你內心感到不安的男性獨處的境地。”

正如佩里自己所承認的，《21世紀性新指南》“幾乎完全針對異性戀者”，因此它忽略了21世紀性方面最重要的變化之一：性越來越多地發生在非異性戀者之間（或之中！）。近四分之一的Z世代認為自己不是異性戀，這一比例幾乎是千禧一代的兩倍。略多于5%的30歲以下人群認為自己是跨性別者或非二元性別者，這一比例是30多歲和40多歲人群的三倍多。佩里提到了同性戀者六次：三次承認同性戀關系的存在和有效性，一次指出一位以恐同著稱的英國公眾人物也在打擊戀童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還有兩次——在一個關于強奸主要是性欲而非權力表達的部分——指出男同性戀者也會強奸。書中完全沒有提到跨性別者，這是可以預料的，因為佩里曾為《每日郵報》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她愚蠢的批評者可以取消魁地奇……但他們永遠無法取消J.K.羅琳罕見而珍貴的勇氣”。去年，佩里在她的Substack上寫了一篇文章，稱“跨性別主義”是“一種政治趨勢，現在已接近其生命周期的終點”，是“由戀物癖者和精神病患者組成的運動”。

在書的最后，佩里提到Z世代已經在遵循她少做愛的建議。然后她給讀者留下了一系列她會給自己女兒的建議，其中包括：只和女性朋友一起喝醉或嗨，不使用約會應用程序，避開“被暴力激起性欲”的男性——她認為這一類別包括打屁股和窒息等行為，在認識一個人幾個月前不要和他發生性關系，除非你認為一個男性會是你孩子的好父親，否則不要和他發生性關系。我和我的伴侶已經在一起16年了，我們有孩子；我同意佩里的觀點，即除了自由之外還有其他好處，欲望不會自動驗證一個人的性選擇，承諾的伴侶關系在社會和性方面都很重要。同樣清楚的是，如果我遵循了她的任何建議，我生命中的這段核心關系——更不用說我青春期后友誼、樂趣和冒險的大部分經歷——都不會發生。

盡管佩里宣稱自己是中間派，但她的保守立場使她明確站在一場文化戰爭的一邊，這場文化戰爭在另一本由三十出頭的記者撰寫的新書中有所描述：《第二次降臨：性與下一代對其未來的斗爭》。作者是卡特·謝爾曼，她是《衛報》的記者，之前在Vice新聞工作。謝爾曼采訪了100多人，記錄了她所說的“性革命的第二次降臨”，這個想法為這本書命名，它用一個中等水平的雙關語換取了一些準確性——畢竟，謝爾曼所記錄的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在抵制和進步之間痛苦的舞蹈。她將Z世代的性衰退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并令人信服地解釋說，這是Z世代夾在“由政治和技術變革驅動的巨大對立力量”中間的結果，而任何關于性的常識都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是性保守主義者，他們將路易絲·佩里等人的觀點轉化為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基本上就是互聯網。

謝爾曼寫道，互聯網是“TikTok式的色情旋轉木馬”，也是“一場無前例可循的大規模社會實驗，其結果我們才剛剛開始看到”。它對新奇與擴張的明顯偏愛——關鍵在于，它能將具有相似傾向和品味的不同人群連接起來——使其成為性進步主義的中心。一位活動家告訴謝爾曼，是互聯網幫助她“獲得了要求轉變所需的自信”。另一位女性回憶起在Tumblr上了解到“強制性異性戀”一詞，并創建了一個名為《我是女同性戀嗎？》的谷歌文檔，以幫助其他女孩意識到，她們對男同學缺乏興趣可能有深層根源。第三位則將自己定義為“雙浪漫 demiosexual（只有在與他人建立深厚情感聯結后才會產生性欲），傾向于AFAB（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和跨性別男性伴侶”。正如謝爾曼所指出的，她“優先采訪了參與激進活動的Z世代個體”，她的消息來源大多知識淵博，這一切都為她的論點增添了清晰度，但往往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對于當前正在經歷困惑的人來說，困惑究竟是什么感覺。

畢竟，互聯網包含著自身的對立力量。所謂的解放往往只是自由化——換句話說，是市場的自由，這不僅不同于存在主義的自由，有時還會否定后者。在互聯網上，我們可以自由地從性方面給任何事物和任何人賦予價值；我們可以自由地為任何觀眾將自己性感化；我們從未也永遠不會擺脫一個建立在圖像和視頻之上、無情地將個體轉化為商品的網絡世界的過度性化——在這個世界里，幾乎可以按需、永久地觀看任何能想象到的行為。近四分之三的美國年輕人在18歲生日前已看過色情內容；15%的人在10歲或更小時就接觸過。常識——如果我可以暫時戴上路易絲·佩里的帽子——表明，一個人在有機會在派對上與某人接吻之前，就觀看情色視頻，可能會影響其與口袋里的時代廣場硬核內容（以及總體上的性）建立健康關系的幾率。許多Z世代確實感到被色情內容傷害：近一半的成年Z世代認為色情有害，而千禧一代中這一比例為37%，千禧一代在很小的時候接觸在線色情網站的可能性較低。與此同時，社交媒體從小就訓練Z世代定期、量化地衡量自己的市場吸引力，這種偽自我認知并不能讓一個人做好準備，去面對令人愉悅的性交往所需要的與“他者”的無防備對抗。謝爾曼寫道，總的來說，年輕人感到“在一個龐大且剝奪人性的互聯網的吞噬面前擱淺”。她還指出，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在學校的性教育假裝性快感和色情不存在，或將其視為羞恥而不予理會”。

在這個或那個郵政編碼區可能會有例外，但總的來說，美國的性教育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廣泛實施以來，變化相當小，當時的目標是教育年輕人選擇一種直到結婚都“節制”的生活。事實上，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性教育最近變得更缺乏教育性了，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說自己接受過避孕教育的青少年比例從90年代中期的80%以上下降到了不到65%。幾個州通過了所謂的“不要說同性戀”立法，旨在限制教育工作者談論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能力。

這一切造成了驚人的文化震蕩。在手機上，有群交、 dick pics、 hookup apps（約炮應用）和晦澀的性亞身份；在由保守成年人塑造的世界里，性是看不見的或被禁止的，除非發生在已婚異性戀夫婦之間，最好是正在生育的夫婦。過去十年給我們帶來了流行女權主義、蕩婦游行、好男人計劃，以及全國范圍內對#MeToo中性侵犯的清算。這十年見證了羅訴韋德案的終結、一個被判定犯有性虐待罪的男人的再次當選、聯邦政府試圖抹去跨性別者的存在、以安德魯·泰特等導師為代表的暴力網絡厭女癥的神化，以及那種毫無生氣的網絡僵尸覺醒話語，在這種話語中，流行歌手薩布麗娜·卡彭特的編舞和審美決定代表了女權主義的進步或缺失。

謝爾曼的同情顯然站在性自由一邊，但她和佩里一樣，擔心BDSM和粗暴性行為的主流化。你可能聽說過，不禁欲的Z世代都在互相窒息：在最近的一項大學校園調查中，近三分之二的女性表示她們在性行為中被窒息過，其中40%的人說第一次發生這種情況是在12到17歲之間。佩里將這一趨勢歸咎于2011年出版的《五十度灰》；謝爾曼正確地將其追溯到在線同人小說，這是《五十度灰》的原始形式。對許多年輕女性來說，色情同人小說是進入 horny（ horny，渴望性的）世界的洗禮，謝爾曼指出，在同人小說網站上，“noncon”（非自愿）和“dubcon”（可疑同意）等故事標簽很受歡迎。謝爾曼采訪的年輕人描述這種色情文學與視頻色情“協同作用，使‘粗暴性行為’正常化”，即沒有明確界限和溝通的BDSM，而這是成人間趣味場景的一部分。

當然，佩里堅持認為所有粗暴性行為都是病態的，無論是對于被假定為支配者的男性，還是被假定為順從者的女性。（她承認三分之一的男性始終偏愛順從——然后大多忽略了這一點。）她寫道，性自由主義“無法令人信服地解釋為什么傷害自己的女性應該被理解為精神疾病患者，而要求伴侶傷害自己的女性顯然不是”。相比之下，謝爾曼沒有將這些欲望病態化。但她確實關注到，當年輕人意識到他們不知道為什么從未有人問過他們某些行為是否可以——或者他們是否真的喜歡某些事情，或者為什么他們期望伴侶這樣做，或者為什么他們覺得自己被期望這樣做時，可能會感到悲傷。

就個人而言，我不想為年輕人如何使用他們的身體而焦慮。Z世代的性恐慌中有些更衣室式的羞辱，有些可疑的編碼式鼓勵生育，還有一種被轉移的渴望，正如評論家馬克·格里夫在近二十年前的《性兒童的下午》一文中所寫的，謝爾曼引用了這篇文章。格里夫寫道，在性方面，年輕人是“我們希望竊取其資產的生物學超級富豪”，是唯一有機會在不受商業和時間遞減影響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的人。那么，控制年輕人如何發生性行為的沖動，可能部分源于一種愿望，即希望他們的潛力不被浪費，無論這對任何特定的人意味著什么。不過，Z世代做愛少似乎沒什么不好，當他們做愛時，以更晦澀的方式進行也沒什么不好。

當然，前提是這確實是Z世代想要的。但他們想要什么呢？或者，換句話說，我們最初為什么要做愛？Z世代性衰退的部分原因是關系衰退：謝爾曼寫道，有伴侶的人比單身的人做愛更多，而年輕人比前輩更可能單身。這個問題的核心真正的問題與其說是性，不如說是孤獨。抑郁和焦慮在年輕人中現在如此普遍，幾乎被視為理所當然——隨之而來的是對親密關系（即使是短暫的親密關系）的興趣缺失或不適，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導致以不太令人滿意的方式進行的性行為減少。Z世代的飲酒量也比前幾代人少，避開了一種傳統但不可靠的通往人際連接的捷徑——即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帶某人回家。在某些方面，這是一種健康的變化，但也許也另一個跡象表明，對許多年輕人來說，真正的連接感覺太難以捉摸，無法追逐。

在社交媒體上，有一種特定類型的影響者，他們專門通過宣揚據稱能讓孤獨、不快樂的人過上更充實、更成功生活的咒語和原則來吸引他們。這些想法并不總是明確呈現為保守的，但它們往往包含那種彌漫在佩里書中的“男人應該這樣，女人應該那樣”的思維。在Reddit上，你會發現年輕男性互相建議，任何有男性朋友的女孩都是妓女而不是妻子，你還會發現年輕女性互相指導如何從男友那里榨取承諾，就像牙醫拔牙一樣。TikTok上充斥著病毒式的偏執建議，教你如何測試你的關系，以及關于如何知道任何關系是否會成功的荒謬理論。

現實是——關系建立在任何特定配對的獨特魔力和復雜性之上，必須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導航和協商——可以說，通過性才能以最純粹的方式學到這一點。性是生活中為數不多的幾個領域之一，在這個領域中，當代存在的過度中介可以完全消失，是罕見的無限可重復的體驗，充滿了純粹的人類存在、本能和反應。它可以是一種發現形式，尤其是對年輕人而言，但不僅限于年輕人——在這個區域里，如果我們幸運的話，我們可能會學習如何成為伴侶、朋友和公民，如何發現自己和他人僅僅因為是有欲望的人而值得愛和尊重。性往往會引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我們在生活中想要什么，無論是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的傳教士式一夫一妻制，還是更基于地牢的東西，或介于兩者之間的任何東西。關于性，幾乎沒有什么是可以完全了解的；幾乎沒有任何行為總是令人興奮或總是令人不快的；幾乎一切都取決于背景，而背景總是可以改變的。

奧德麗·洛德寫道：“與情欲接觸，我變得不太愿意接受無力感，或其他那些不是我天生就有的被賦予的存在狀態，比如順從、絕望、自我抹去、抑郁、自我否定。”謝爾曼在她的書中引用了這段話，但和佩里一樣，她主要感興趣的是年輕人的性生活中可能出錯和已經出錯的所有事情。在佩里的書中，性是一種必須被控制的驅動力，以確保女性的情緒穩定；謝爾曼將其視為政治保守派的棋子，一種可利用的市場商品，以及表達個人私利的工具。她們都在描述許多人所看到的現實。但我發現自己想讀一些關于欲望、快樂和連接的東西——以及當這些東西開始閃爍和消失時，作為一個仍在學習如何做人的人是什么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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