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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鳴寫作：“后真相時代”的寫作技巧》

崔西 · 霍爾 著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講故事

我長大到能夠真正閱讀的時候，有一天我發現了一把手電筒，并把它藏在了我的臥室里。家人睡著后，我會蒙著毯子讀書，盡可能不讓家人從門縫中看到光亮，通常我會讀到凌晨三四點鐘。我知道第二天早上學會很累，但我停不下來。我讀啊讀，直到忍不住睡著，手電筒從手里滑落。

即便是現在，一旦開始讀一本好小說，我也停不下來——就像在讀約翰·班維爾的《遠古之光》和李·查德的《邪城箴言》時一樣，這是兩本風格完全不同的書，我許下諾言，要在兩周內讀完，其間不允許自己讀其他書。我被故事深深吸引，我想知道故事里會發生什么，總是克制不住直接跳到后面看結局，但只看一點點，因為我想看看自己最喜歡的角色下場是不是會很慘。

所有人都喜歡故事，都會被故事人物吸引。與讀起來很乏味的事實不同，故事充滿情感。如果你讀了一篇分析階級分化的文章，可能會很難理解其內容。但你看過《唐頓莊園》這部講述不同階級生活的電視劇嗎？這部劇非常棒（盡管這么說不夠準確），我至今仍沒讀過關于納粹占領法國的歷史類作品，但我仍被《法語村》這部根據真實經歷改編的電視劇深深吸引。即便知道里面的人物經過了藝術化的加工，不是真實存在的人，我也想一直看著他們，直至弄明白他們最后是被納粹同化了，還是一直為國家奉獻。

有說服力的非虛構作品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它們能夠提供人物、懸念以及某種令人滿意的結論。我曾收到過一篇社論文章，作者約翰·湯普森是一個被監禁多年的人，他在文章里寫了自己因被指控犯搶劫罪和謀殺罪在監獄里度過18年——其中有14年是以死刑犯的身份——的經歷。

湯普森沒有在文章一開始留下懸念，他立刻就告訴我們，他的罪名已被推翻，他已經被釋放了。他談論了自己對家人的愛，這把他塑造成了一個能夠得到讀者認同的角色。他描述了自己將被執行死刑那段時間的經歷——他原本被安排在那一年的5月20日執行死刑，他已經接受了這件事，直至突然意識到，自己將在兒子畢業、展開大學旅行之前死去。

本文配圖：電影《刺殺肯尼迪》

突然，湯普森意識到自己必須竭盡全力阻止死刑的執行，這樣兒子就不用經歷那些磨難了。他向律師提出請求，想推遲死刑的執行，律師不但做到了，還為他洗脫了罪名——經法院裁定，檢察官掩蓋了本可以為湯普森洗脫罪名的證據。湯普森的文章只傳達了一條信息、一個論點，但他的故事生動、精彩。在《紐約時報》，我們很少收到囚犯的投稿，這類文章本身就很特別，但湯普森的文章尤其打動我。在我看來，湯普森將囚犯寫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而非統計學意義上的數字。相反，如果他寫的是一篇爭論錯誤關押之風險的文章，大概不會給我留下這么深的印象。

關于故事寫作，有一些經典的模式。我在寫作課上學到了一條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方法：先讓你筆下的人物爬上樹，然后在30分鐘內把他弄下來。

關于災難的故事，人類面對苦難、克服挑戰的故事，自我懷疑的故事，存在種種障礙但仍能建立聯系的故事——這些都是我們感興趣的。通過這些故事，我們能學到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處理類似的問題，因為所有人都經歷或感受過困惑。在故事的開頭抓住讀者，隨后你可以展開談論更大的議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案，再然后——就像我老師說的那樣，你可以讓人物從樹上下來了。故事能將人吸引進來，讓大腦產生“聯結”。神經科學研究發現，如果有人講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聽者的大腦能與講述者的大腦聯結在一起，二者的腦電波活動相同。從古到今，故事一直是保存和分享信息的有效方式。總的來說，相比數據資料，我們更能記住故事。

學會聆聽，你可能會聽到可以在寫作中使用的故事。社論部門每年都會在情人節前后舉行一次聚會，舉辦者通常是我的老朋友蓋爾·柯林斯，他是《紐約時報》的一位專欄作家。參與的人有我們固定合作的專欄作家、作者、編輯，還有一些社會名人，他們或是被我們這伙人吸引，或是被我們辦公室里的文件柜吸引。我記得有一年，湯姆·漢克斯突然到訪，后來他寫了一篇他為什么喜歡打字機的精彩文章。還有一次，新學院大學的哲學教授西蒙·克里奇利講述了他穿粉紅色襯衫外出的糟糕經歷，我請他就此寫了一篇文章發來，他用這個故事探討了階級和衣著，以及臟話的本質。

最近，我如饑似渴地讀了瑪格麗特·倫克爾為《紐約時報》寫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講述了自己被一只狗愛著的故事。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寫作主題，但她寫得很具體，還將這段經歷與母親、寡婦的身份以及家庭聯系在了一起。倫克爾通過插畫般豐富多彩的細節，向讀者展示了一只狗對主人的癡迷程度，她的故事令人難忘，也讓故事里的狗成了一個生動鮮活的角色。

保羅·史密斯是一位商務教練，訓練商務人士通過講故事來達成目標。他發現，那些講故事失敗的人會犯一些常見的錯誤。他的建議也適用于寫作。他說，太多人講的故事既不吸引人，也沒有感情，講故事變成了公司宣傳產品的手段，或做生意的一種方式，那些東西根本不是真正的故事。故事必須是對發生在某人身上的事情的敘述，要有時間、地點、主角以及一些有趣的發展。史密斯說，更大的問題是，許多人根本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分辨一個故事是好還是壞。

可以試試下面這個做法，看它是否有助于幫你習得講故事的技巧：上床睡覺之前，寫下你當天看到的、聽到的事情。

一天過后，這些事情還留在你腦海里是有原因的。前陣子，我走在紐約第八大街，遇到了剛下車準備去餐廳的一家人。三個小女兒穿著一模一樣的小禮服。突然，我看到一部手機掉在地上，“啪”的一聲。媽媽開始對把手機掉在地上的女兒尖叫，女孩絕對沒超過四歲。“你瘋了嗎？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嗎？”與媽媽同行的男子在一旁勸說，說這可能只是個意外。

“不。”媽媽尖叫著說，“我看見了。她就是故意的。”

面對母親的憤怒，小女孩不停地哭。我徑直走了過去，畢竟停下來站著看不太禮貌。但我想知道：這位媽媽為什么讓這么小的孩子拿著手機？她為什么這么生氣？這種事情是第一次發生，還是已經發生了很多次？或者她只是以此為借口，目的是想跟一心撲在工作上的丈夫爭吵？又或者丈夫失業，沒找到新工作？我至今還能回想起那一幕，我覺得那或許能成為一個故事的開始。

這種經歷可以成為一個故事的起點。但這世界上也有很多真實的故事，你可以通過聆聽來收集。

故事的價值不用多說。人對故事的需要根植于我們的生物學本能，從未消失。如果你是講故事的人，你有時甚至可以通過故事改變某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研究人員發現，許多人不愿相信統計數字，因為他們會把統計數字與精英階層聯系起來。但他們相信故事，因為對他們來說，故事才是真實的。這么說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但相較于事實，很多人的確更愿意相信軼聞或故事。英格蘭智庫機構“英國未來”的研究人員發現，人們對移民個體故事的反應比針對移民的統計數字要敏感得多。因為人們認為，數字可以被操控，是精英階層的工具。

故事對人們觀念的影響已經得到了一項研究的證實。參與研究的志愿者們會觀看電影，然后評估電影是否影響了自己的觀點。在一次實驗中，研究人員發現，觀看了《造雨人》的志愿者會在衛生政策上變得更加激進。（影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對夫婦的兒子生命垂危，而保險公司拒絕賠付，一位律師和律師助理幫助他們打官司，共同對抗保險公司。）而看過充斥著陰謀論的電影《刺殺肯尼迪》的志愿者則會感到無助，不太愿意參與政治生活。看過《蘋果酒屋法則》的人會更支持合法墮胎。（里面有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醫生，為年輕女性做墮胎手術。）電影會影響我們，電視節目也一樣。

喜劇演員是最好的故事講述者，他們也因此極具影響力。2017年夏天，國會正在就《衛生保健法》的改革進行討論時，喜劇演員吉米·坎摩爾向觀眾講述了他兒子的故事。他的兒子在出生10天后差點死于心臟缺陷，一位機敏的護士和一場及時的手術挽救了小嬰兒的生命。坎摩爾請求政客們，應該讓所有美國人都享受到當初拯救他孩子生命時的醫療保健體系。

坎摩爾的獨白視頻被分享了數百萬次，奧巴馬曾在推特上就此事發表評論，稱贊了坎摩爾對醫保改革法案的支持。

故事不光對公共領域有意義，也對我們每個人的小世界有意義。我們年紀越大，就越有可能創造出一種關乎生命意義的敘述。你失去了工作，搬到了加州，卻也因此遇到了你現在的妻子；你的房子被燒毀了，卻也因此迫使你去往一個新的、更好的地方開始新生活。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那些看似受創的，甚至災難性的事情，后來成了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我們通常不會用數據，而會用人生歷程來定義我們自己。

你無須在寫作中講述篇幅很長的故事，只需要讓你的故事具體而真實。但也不要放棄事實，把它們編織進你的故事里就好。故事能夠誘導人們集中注意力，毫不費力地吸收信息。

時下流行的TED演講就依賴于故事，其中最成功的那些演講有數百萬瀏覽量，因為講述者能夠在簡短的演講中，將自己的研究用故事的形式進行展示，而這些故事與你在學術期刊上讀到的是不一樣的。

大多數優秀的演講都可以寫成文章，如果某些細節能夠在演講中迸發出力量，那它們同樣也能成就一篇有力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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