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5年7月1日，庭審第六天。

在經歷了幾天的個人發言后，寧遠喜開始接受發問。

這不再需要宏大的敘事，而需要對事實的精準回應。

上午九點半，公訴人開始了對他的發問。第一個問題，就指向了2014年5月。

那一年，上市公司寶新能源，將名下一處房產，轉讓給了廣東大中公司。這家公司的實控人，是時任寶新能源董事長的寧遠喜。

公訴人問：

轉讓時，都有誰知情？

一個看似簡單的事實性問題，卻在辯護席上激起了專業的浪花。辯2席上的律師立即舉手。

“反對！”

他的理由很專業，帶著法學院課堂的氣息：“公訴人發問不當，寧遠喜怎么能知道他人想法？”

知情，原本是一個法律上的概念，但被辯方瞬間變幻為：

心理學。

這是一個精巧的開局。

試圖將一個關于“誰參與、誰知曉”的事實問題，上升到“你如何能勘破他人內心”的：

哲學高度。

公訴人隨即反擊，認為這是在打斷發問，是在用一種隱蔽的方式，指導和誘導被告人該如何回答。

“公訴人的發問無問題！”

短暫的交鋒后，審判長給出了裁決，支持了公訴人。

他轉向寧遠喜，示意他可以回答。

寧遠喜開口了。

他的第一反應，和他的辯護律師一樣，也是兩個字：

反對！

他認為，公訴人的問題，是“誘導式、挖坑式發問”。他為自己的無法回答，給出了一個聽上去無懈可擊的解釋：

“我不知道別人知不知道，我也無法回答，我購買房產也沒有必要問他人意見。”

公訴人補充：

“你只需要在轉讓當時，在你知悉的范圍內，直接回答即可。”

這個問題，將寧遠喜變幻的概念范圍從廣闊的：

他人。

回到了寧遠喜的：

個人認知。

但是，寧遠喜還是沒有回答。他首先要糾正了公訴人的一個基礎認知。

“糾正公訴人問題，”他說，“我并非寶新能源總經理，只是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不參與出售房產決策。”

這是一個身份界定，為自己畫出了一個清晰而安全的圈。

但寧遠喜的責任圈，在庭審里，時大時小，時有時無。

在這一次畫圈中，寧遠喜精準地將自己定位在了那個“不沾染塵埃”的：

戰略層面。

在明確了自己“不參與具體決策”的崇高站位后，他終于回答了公訴人的問題。對于“在你知悉范圍內，任何其他人的情況你都不知曉嗎？”

他的回答，只有一個字：

“對。”

他隨即又補充了一句，為這堵防火墻夯實了地基。

“寶新能源決策過程我不參與，溫惠等人決策。”

一個公司的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對自己公司出售重大資產，可以做到：

既不知情，也不參與，更不負責。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公司治理：

藝術？

上午的庭審，在寧遠喜明確了自己“不參與決策”的身份后，訴訟代理人許蘭亭律師繼續發問。

許律師沒有在“誰決策”這個問題上過多糾纏，而是選擇了一種更直接的方式：

和寧遠喜算一筆細賬。

他像一個冷靜的審計師，向法庭和寧遠喜，列出了一串來自卷宗的關鍵數字。

這處位于梅州市梅縣區的商鋪，寶新能源在2011年的采購價是：

1149萬元。

當時梅縣房管局給出的課稅價是：

2387萬元。

三年后，2014年，它被賣給了寧遠喜實際控制的大中公司。

成交價是：

1500萬元。

而這一年，房管局對這處房產的同期課稅價，隨著市場的變化，變成了：

3038萬元。

數字，是商業世界里最誠實的語言。

它們靜靜地躺在那里，呈現出一個清晰的邏輯：一處房管局眼中價值超過3000萬的資產，以不到一半的價格，成交了：

轉讓價1500萬元，課稅價3038萬元，相差一倍，你認為是否正常？

許律師的語氣很平靜，像一個普通的會計在詢問一筆有疑問的賬目。

寧遠喜認為，這筆賬不能這么算。

首先，他再一次強調了價格的最終決策者：“轉讓價格是葉華能決定。”

其次，他從投資回報的角度，論證了這筆買賣的合理性：“這處商鋪采購價1100萬元，以1500萬元轉讓已經實現了增值。”

最后，寧遠喜為這筆交易的定價邏輯，給出了一個顛覆性的結論。

“1500萬元定價是賣方制定的價格：

只要成交就是合理的，評估價沒有意義。

這段話的潛臺詞是，對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一筆資產處置的定價依據，不是市場，不是評估，而是：

只要賣了比買的時候貴。

這是一種結果導向的審計方法。

只要最終的財報數字比期初的要大，那么這筆買賣就是成功的。

至于過程中那些被忽略的、與市場公允價值之間高達：

1538萬差額。

寧遠喜認為是“沒有意義”的數字。

許律師堅持想問一些有意義的問題。

他問寧遠喜，當時是否知道市場價。

寧遠喜的回答，簡單而純粹。

“不知道。”

說完這兩個字，他可能覺得僅僅回答“不知道”還不夠體現深度，于是向許蘭亭律師，反問了一個直擊靈魂的問題。

一個關于定義的本源問題：

我請問你什么是“市場價”？

當一筆好買賣出現時，價格只是一個數字，而甩鍋，才是最好的武器。

在寧遠喜的世界里，責任，像一個物理學上的矢量，總能被清晰地指向某個特定的方向：

但從來不是自己。

在整個上午關于房產的問答中，他就向法庭展示了這門古老而精妙的藝術。

當被問及為何沒有向董事會專門說明這筆1500萬的收入是來自他本人控制的公司支付時，寧遠喜說，這是因為“不屬重大交易”，并且所有董事都看過了財務資料，“也都發表了意見”。

責任，被清晰地指向了：

全體董事。

當被另一位訴訟代理人李二權律師問及，何時得知寶新能源最初購入此房產的價格和課稅價時，他的回答是“案發后通過律師得知”。

對于稅務本身，他說：

“稅務由財務總監負責，我不負責會計、稅務。”

責任，被指向了：

財務總監。

當被問及，既然不認識租戶，他是如何得知房產品質不佳、漏水等具體細節時，他說“上下班也會路過”。

而關于更核心的出售意向溝通，他說：

“我與溫惠閑聊時得知，她跟租戶有過詢價，但是沒人買，具體情況以溫惠的陳述為準。”

責任，被指向了同案被告人：

溫惠。

當李律師提到了一個關鍵證人，時任財務負責人丁某的證言。丁某說，寧遠喜曾親自安排她按照1500元/m2的單價，為這處房產做過一次定價。

“丁珍珍說謊，”寧遠喜的回答斬釘截鐵，“我從沒安排她做過報價。”

他承認，丁珍珍確實做過一個“摸底價格單”，并且他還記得單子里的計算方式是按1500元/m2，算出的總價是1600多萬。

但他表示：

自己并沒有親眼見過這份單據。

“沒有，律師告知我的。”

責任，被指向了：

“說謊”的下屬，以及“告知”他的律師。

而所有這一切的最終拍板權，那個決定了1500萬這個神奇數字的人，他說，是：

“葉華能。”

責任最后又指向了：

寧遠喜的上級。

一個成功的團隊，通常都有一個特點：

老板負責拍板，下屬負責背鍋。

但寧遠喜所在的公司，特點是：

責任都是他們的，賺了1500萬差額的寧遠喜什么都沒有。

在這門藝術的加持下，整本房產賬，幾乎所有的責任環節，都被清晰地劃分完畢。

但還有一個環節，似乎無法假手于人。

那就是簽名。

公訴人問，相關的買賣合同、梅縣房管局的相關公函，是否他本人簽名？

這是最后一個需要董事長親自出馬的環節，意味著批準，意味著許可，意味著最終的責任。

寧遠喜的回答，為這門藝術，加上了最后一塊、也是最關鍵的一塊拼圖。

他說，卷宗中的簽名，他認。

但他緊接著，為這個已經被他“認領”的簽名，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充滿懸念的解釋。

一種超越了普通商業糾紛，帶著一絲懸疑色彩的可能性。

他說，但也可能是：

仿冒的。

當事實對你不利時，寧遠喜就讓它變成一個謎。

下午的庭審，翻開了另一本賬。

一本關于930萬元資金的賬。

如果說上午的寧遠喜，是一位對具體業務保持著安全距離的：

甩手掌柜。

那么下午的他，則搖身一變，成為了一位對專業領域洞若觀火的：

金融導師。

只隔了一個中午，寧遠喜就可以：

進退自如。

在這本賬面前，他不再需要頻繁地“糾正”別人的問題，而是開始主動地、系統地，向法庭“普及”專業知識。

他解釋，這筆930萬獎勵的背景，是一次成功的融資。

為了讓法庭理解這筆獎勵的“含金量”，他首先從理論高度，定義了這次融資的獨特性：

“本案融資與常規的企業商業貸款不同，”他以一種開課的口吻說，“常規貸款大都為抵押、擔保或信用貸款，但本案為股權質押融資，是一種新型的貸款方式，而且：

2015年之前國內無先例。

他接著，用比較學的方法，強調了這門“新學科”的難度和風險。

“不能與常規貸款類比，沒有可比性——股權質押貸款難度更大，風險等級更高……”

審判長不得不打斷他過于詳盡的展開。

“不用過度展開。”

當訴訟代理人李二權律師引用公開資料，指出股權質押融資這種方式：

早在1995年的浙江就已出現，2013年深交所也有了相關監管措施。

李二權律師意圖說明，這門“新學科”其實早已是成熟的“基礎課”時，寧遠喜立刻捍衛了自己作為“讀過MBA”的學術權威。

“我要糾正一下你的問題，”他說，“我是讀過商學院的專業人士，你不要用地方性的股權融資規定誤導法庭！”

他接著，從學術、道德和動機等多個維度，對律師的提問給出了一個全方位的、帶有強烈情緒的評價。

“上市公司的股權質押融資與你說的概念不同，你的說法有常識性錯誤……你的說法是：

混淆視聽、居心不良、引用不當！”

從“甩手掌柜”到“金融導師”的角色轉變，是無縫的：

上午那個連“市場價”都需要律師來定義的人，下午已經開始指點江山，批評科班出身的律師“引用不當”。

這種轉變，不僅僅是知識層面的。

更深層的，是對“獨家解釋權”的掌控。

在房產那本賬里，寧遠喜認為自己是被動的，是“不參與”的，是：

信息的接收者。

而在這本930萬的賬里，他成了主動的、積極的、唯一的：

權威解釋者。

一個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出現、并有成熟監管措施的金融工具，是如何在2015年，被寧遠喜重新定義為“國內無先例”的創新的？

這個問題，在寧遠喜的“專業”面前，似乎也“與本案無關”了。

因為，總設計師，已經登場。

如果說上文所述寧遠喜還只是在理論層面，扮演著“金融導師”的角色。那么在接下來的發問中，他則向法庭清晰地展示了，自己是如何將理論付諸實踐，成為這筆930萬“獎勵”從概念到落地，每一步都親力親為的：

總設計師。

在這本賬里，他不再是那個對細節“不了解”、“沒見過”的董事長。

他記得所有關鍵細節，而且不再顧左右而言他，直面問題，簡單作答。

這筆錢，以什么名義來收取？

“財務顧問費。”

“由誰來收？”

“一家名為‘廣東寶獻公司’的企業。”

訴訟代理人李二權律師問，這家公司是否專為收這筆錢而成立？

寧遠喜回答：

“對。”

“實現這一切所需要的核心法律文件，由誰來制作？”

李律師問，相關的《融資服務協議》，是誰提供和制作的？

寧遠喜的回答，只有一個字：

“我。”

“整個方案，老板葉華能是否知情，并且給出了明確的指示？”

錢列陽律師問，就支付方式和避稅的問題，你和葉華能之間有沒有單獨談話？

寧遠喜記得很清楚。

“有，至少談過三次，他讓我找一家公司走賬。”

他甚至還記得談話的場景和參與人員。

“地點應該在辦公室。”

“談話時有別人在場嗎？”

“沒有。”

上面這系列問答，寧遠喜回答得干脆利落，絲毫沒有把責任推卸給別人，或者表示自己不知情。

這與上午那個需要靠“溫惠閑聊”和“下屬/律師告知”來獲取信息的形象，判若兩人。

他不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

寧遠喜不再是責任世界的邊緣，而是權力宇宙的核心。

他親自制作協議，親自與老板密談，親自決定成立一家專門的公司。

有時候，最天經地義的獎勵，需要走最曲折的路。

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出現了。

既然是老板許諾的、功臣應得的“個人獎勵”，為何要設計如此迂回、復雜的交易結構？

錢列陽律師問了一個非常直接、也非常“接地氣”的問題。

一個關于錢的最終落點問題。

“你收取930萬元后，有無交稅？”

寧遠喜的回答，同樣直接。他沒有回避，而是從一個更宏觀、更具操作性的商業視角，給出了解釋。

他說，這是一個“專業問題”。

如果直接付給他個人，會有一個非常現實的麻煩。

“我的收入高，適用最高的個稅稅率，直接付給我個稅太重。”

所以，這套由他親自設計、與老板密談三次、專門成立公司來執行的復雜方案，背后是一個非常清晰、樸素且精準的動因：

“合理避稅是當然的邏輯。”

至此，總設計師完成了他的最后一塊拼圖。他不僅設計了流程，還定義了流程背后的“邏輯”。

如果“合理避稅”是這套復雜設計的唯一目的，那它究竟是在為公司創造價值，還是在為個人轉移財富？

這筆高達930萬的“財務顧問費”，上市公司寶新能源的關聯方，究竟是顧問了誰？為什么被顧問單位會專門出具說明：

從未收取過顧問費。

在寧遠喜的“專業”世界里，存在一條清晰的楚河漢界。

界限的一邊，是他愿意詳盡闡述的、能夠彰顯其專業與功勞的領域。另一邊，則是他認為與此無關的、會引發不必要聯想的“噪音”。

這條界線的名字，叫：

與本案無關。

它像一個萬能的開關，在整個下午的盤問中，被寧遠喜反復、熟練地按動。

當訴訟代理人李二權律師，問及那筆他居功至偉、細節了然于胸的融資，利率具體是多少時。

寧遠喜的記憶系統，似乎瞬間啟動了保護程序。

他又回到了上午的“毫不知情”的狀態。

他的回答是：

記不清了。

一個能清晰記得三年前與老板密談“至少三次”的人，卻記不清一筆上億融資最核心的成本要素。

這是寧遠喜MBA專業的異常表現。

當李律師試圖從另一個角度，探尋他與另一位核心當事人溫惠的深層關系時，這個開關被按得更堅決了。

除大中公司外，你和溫惠有無其他共同投資？

李律師問。

寧遠喜的回答，沒有絲毫猶豫：

與本案無關，我不回答！

當李律師根據卷宗，指出他與溫惠之間存在大量資金來往，以此證明他們可能存在共同投資關系時。

寧遠喜解釋說，那只是正常的差旅、出行、生活費用墊付。

“由于我們多年同事、相互信任……我們之間資金往來平衡，沒有不清不楚，賬目兩清、互不相欠。”

當被再次追問，除這些生活往來外，到底有無共同投資時。

他說：“我無須回答，即使有，也與本案無關。”

當李律師拿出另一份關鍵證據，他與溫惠的一段微信聊天記錄。記錄中，有這樣一句話：

謊言千遍成真理，輿論戰要打好。

李律師問，這是什么意思？

寧遠喜的回答，不是解釋，而是直接向提問者發起了挑戰。

“與本案無關！你怎么證明有關？”

當被問及，為何明知溫惠與老板葉華能是親戚，仍然在與她的溝通中，表達對葉華能的貶損時。

他按下了另一個功能相似的開關。

如果這涉及隱私，我拒絕回答。

什么是“本案”，什么是“隱私”，什么是需要正面回答的“相關問題”，什么又是可以拒絕回答的“無關信息”。

如果互聯網有記憶，人是有良心的話，我們在寧遠喜、溫惠案開庭第一周，已經看到大量被告人發言中出現大量關于葉華能的信息，在那個時候，法官也提醒寧遠喜、溫惠，圍繞著庭前會議報告發言，但他們仍然說了許多與案件無關的信息，多名旁聽人員也采信了這些信息，進行了傳播。

在這些牌手面前，底牌不重要，定義游戲規則的權力才重要。

7月1日，庭審第六天，寧遠喜在法庭上，說了整整一天，但卻有著兩套標準。

在公司那本關于數千萬資產處置的賬本上，他采用的是一套嚴謹的、邊界感極強的甩鍋準則。

在這套準則下，他自稱恪守董事長的身份，不參與具體的：

出售決策。

他自稱尊重財務總監的專業，不知情公司的：

會計與稅務。

他自稱信任下屬的能力，將具體的執行和詢價工作責任交給同案被告人

溫惠。

他敬畏老板的權威，所有關鍵價格的拍板，都歸于：

葉華能。

他記得自己作為董事長的身份，但不記得自己是否參與過一項重大資產的：

出售決策。

他記得上下班會路過那處房產，但不知情它的：

市場價。

他記得財務總監丁某做過摸底價格單，但不記得丁某做出的那份摸底價格單：

他是否見過。

他甚至不完全記得，那些需要他親自出馬簽下的名字，究竟是不是自己簽的。

因為，它們可能是：

仿冒的。

這是一套精妙的“權責甩鍋制”：

權力是自己的，責任是別人的。

而關于另一本關于個人930萬收益的賬本上，他則切換到了另一套更自信、更專業的回答狀態。

在這套準則下，他不再是那個保持距離的審批人，而是項目的總設計師。

他親自制作了核心的《融資服務協議》。

他親自與老板就支付方式和避稅問題，“至少談過三次”。

他親自決定，要成立一家名為“寶獻公司”的企業，來“專為”接收這筆款項。

他清晰地記得每一個關鍵細節，能向法庭普及整個行業的金融發展史，并且給出了“合理避稅是當然的邏輯”這一精準的核心動因。

除了那個“無關緊要”的融資利率，他什么都記得。

這是一種更徹底的“收付實現制”。

從收款到支付，每一個環節，他都要親自實現。

一整天的盤問結束了。

寧遠喜的“專業”，是什么？

當這種“專業”用于切割責任時，結果是公司一筆在稅務部門眼中價值3038萬的資產，以1500萬的價格流失了。

當這種“專業”用于設計收益時，結果是一筆930萬的資金，通過一個專門成立的空殼公司，流入了他的私人口袋。

當一個人的“專業”，不再服務于其所承擔的信托責任，而是服務于其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時，這種“專業”，究竟是企業家的核心競爭力，還是職務犯罪的完美外衣？

我想，人大約總是有著兩套賬本的：一本是記給別人的，一本是記給自己的。

記給別人的賬，如果總有些“不知”與“仿冒”的涂改，而記給自己的賬，卻往往寫滿了“功勞”與“當然”的批注。

倘若一個人，總是在兩本賬之間切換自如，將自己活成了一本精巧的“鴛鴦賬”，那這合起來看的賬本究竟是真實還是虛假呢？

寫于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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