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見梁惠王

1.1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就這樣單列出的一段，我們怎么來理解呢？

孟子見梁惠王。

這是一位學者第一次見一位政治家。 時間約公元前 335 年（梁惠王在位第 35 年），此時孟子年齡：37 歲， 梁惠王年齡65 歲。一個中年大學者見一位老年政治家。

35歲，血氣方剛，正是思想銳利之時。這位政治家從最開始的繼位，魏國還是天下霸主，為避秦國鋒芒，先遷都大梁擴中原，用龐涓攻趙敗齊于桂陵，卻在馬陵遭孫臏伏擊，魏軍覆沒太子被俘。又逢商鞅詐降破魏，河西盡失，終至徐州相王時，魏國霸權讓位于齊秦，由盛轉衰。

梁惠王見孟子的時候，正是處在國際政治博弈的低谷期，做著重回巔峰的夢。他見孟子是有著很大的期待的。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是對老者的尊稱，但若對比當時諸侯禮賢下士時的通常稱呼——"夫子"或者"先生"，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微妙差距。梁惠王對待孟子只是敬老，并沒有把他當作一位值得傾聽教誨的老師。這說明梁惠王對孟子的態度并不完全尊重。梁惠王對孟子有尊重，不是尊重其學問，或者說對孟子是知其名，其實對其學問之大體，還不夠了解。

而這種敬老，還是表面上的，孟子當時的年齡，接近四十歲，還處在盛年，你看，這種看似尊稱中，帶著實質上的輕視態度，這就是梁惠王對待一個大學者的態度。

這是時候梁惠王擺出一個求賢若渴的態度給天下人看，所以他講的是“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看得出來梁惠王這里自薦的學者不少。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你看，孟子也是壯年氣盛啊，他感受到梁惠王的心思了，他覺得讓這樣的君王實現他的仁政理想難，但是還想搏一搏。所以，孟子的回答，這么直接，鋒利，重錘敲打之態，是有用意的。也冒了很大的風險，這樣說很容易得罪君王的。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開門見山，直接堵住了梁惠王的需求。直接轉到他的想法上“ 亦有仁義而已矣 ”，咱別談什么利益啊，我們談談仁義。然后不給梁惠王回應的機會，他繼續說了下去。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一個國家的各個階層，都為了自己的利益，那這個國家就危險了啊！

孟子話講得很急，一個結論接著一個結論，一下子把氣氛推到一個及其緊張的地步。如果這樣講，當時的各個國家都處在這樣的一個危局里。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不同的勢力，都在相互算計，高位害怕低位的取代自己，低位的隱藏自己，不讓高位忌憚，這兩相互算計，相互提防。低位的勢力，積攢實力，準備隨時取代高位勢力，高位勢力，一直通過各種手段打壓低位勢力，這本身就是叢林法則。

道家一直是看得清這種自然的博弈，順應這種博弈，相生相克，達到自然的平衡。儒者，依靠血緣、倫理規則、禮樂制度，約束住人的這種自私性，發揚人身上的仁、善之性，以此構建個人修身、齊家、治國的系統制度和文化。

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但如果把義放在后頭而把利放在前頭，那他不爭奪是不會滿足的。孟子要息爭，要減少國家間的沖突，要以道義的準則解決國家間、國人間、家人間的矛盾。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行仁道，就不會出現“不孝子”了，守道義，就不會出現弒君這樣的事情了。大王啊，您行仁義之道，何必總是算計這些利益？

你看，這是孟子的一通論說，一口氣輸出，不給梁惠王反駁的機會。這是剛接觸時候的指明大方向，這個方向，您愿不愿意談，愿意，那我們就坐下來好好談談，不能談，那我們不是一路人，也就不浪費彼此的時間了。

這第一次接觸，可能沒有持續談下去，直接把梁惠王噎住了，可以說直接堵住了梁惠王的嘴。梁惠王沒有給出明確的答復。可能也就說，夫子遠道而來，先不急啊，就讓手下官員帶您了解一下我們魏國的風土民情吧。

孟子的性格很直，又有著雄辯之能，在儒學上，有鉆研很深，融會貫通。他能從任何的話題的談論中，翻轉到仁義之道上來。有擅長設計邏輯、語言陷阱，輕易地把對談人引向他的邏輯框架里，讓人反駁不得。就是特別會帶節奏。孟子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真要按照孟子這一套來，前途充滿了未知，又有多少君王敢于冒這樣的一個風險呢！“治國者，生死大事，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可不慎乎！”

空談理想最是害人、誤事兒！還是從修己安人這個路勁，徐徐展開，踏踏實實做。孔子的《論語》，相對就比較平實，接地氣。而《孟子》里，多是一次次高峰論壇，頂級論辯，爭論多，實修少，可謂極高明。學孟子，要學到“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這個深度，少一點治國平天下的闊論，宏志。

看看我們自己，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對仁義、對利益的態度，抉擇，把經典融入日常，放在生命的踐行上去考量。

把思想從頭腦、嘴巴，下放到手、腳，沁潤到心靈，去做，去行，去覺知，落實到五臟六腑的安頓和氣血的平和上，如此在安和中生出溫暖的善，智慧的光。

好，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