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上海曾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城市各處留下了當年的抗戰歷史遺跡。在“尋訪上海抗戰遺跡”系列稿件中，我們來到歷史現場，回望80多年前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那些時刻。

對空間最好的紀念，就是重新使用它。今天的長江劇場和黃浦劇場依然是演出場所，這是非常寶貴的。在今天，還可以策劃舉辦“抗戰戲劇季”或“孤島戲劇回顧展”，重新排演當年的經典劇目。讓觀眾在同一個空間里，跨越時空，與當年的演員和觀眾產生情感上的共鳴。

在北京東路與貴州路的轉角處，一座灰白立面的鋼筋混凝土建筑已經佇立了九十多個年頭。1934年，由華蓋事務所建筑師童寯設計的金城大戲院在此落成。1935年，電影《風云兒女》在金城大戲院首映，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的首次唱響，讓這里成為了國歌誕生地。1957年底，金城大戲院更名為“黃浦劇場”，由周恩來總理題寫館名并沿用至今。如今，黃浦劇場既是上海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也設有中劇場和小劇場，舉行各類文藝活動，作為中國電影和戲劇發展的見證，續寫著它的故事。

黃浦劇場（原金城大戲院）

走進今天的黃浦劇場，若是當天有演出，定會遇上不少來看戲的年輕觀眾，外面通常貼著最近正在上演的劇目海報。從北京東路上的大門進入劇場，一幅漢白玉雕刻而成的《義勇軍進行曲》藝術浮雕映入眼簾。劇場利用弧形樓梯二樓與回廊設計出一道歷史長廊，展示“田漢、聶耳創作國歌情景”“國歌大事記”“國歌與金城大戲院”“國片之宮”等老照片與歷史資料。從劇場位于貴州路的一側走上臺階，能看到一塊“《義勇軍進行曲》首次播放處”的銘牌。

金城大戲院上映《風云兒女》時的廣告

在上海“孤島”時期，還有更多的影院、劇院與金城大戲院一起，構成了獨特的文化生態。“中國的文化界人士在上海以筆為戈，自發形成文化抗戰。如卡爾登大戲院（今長江劇場）、金城大戲院（今黃浦劇場）、恩派亞大戲院（后來的嵩山電影院，已拆）等，都是上演抗日救亡戲劇的重要場所，是民族文化韌性與抗爭精神的象征。”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潘玥從事建筑遺產保護研究，在她看來，上海的抗戰建筑圖景不只是那些英雄地標，而是由多維度的建筑與空間構成，其中，“文化與宣傳陣地”是上海“孤島”時期留下的最獨特的一類建筑。

舞臺上的精神堡壘

抗戰期間，話劇發展興盛，從“新青年”們的文學探索與自我表達，演變為一種“下沉”到中國社會的“藝術的武器”也造就了一個話劇史上的“黃金時代”。在上海，金城大戲院、卡爾登大戲院、蘭心大戲院、恩派亞大戲院等劇場，成為了抗戰文藝活動的見證。

在《抗戰時代生活史》一書里，名醫陳存仁作為抗戰親歷者記述了抗戰期間大上海的眾生百態。他曾寫道，“從前上海有一個由唐槐秋領導組織的‘中國旅行劇團’?，在卡爾登電影院演出話劇，因為劇本好，演員好，以及音響效果好，所以把大批電影觀眾都吸引了去，生意好到要幾日之前訂座，否則就有向隅之勢。”

長江劇場（原卡爾登大戲院）

卡爾登位于派克路（今黃河路）21號，由鄔達克設計，初期專映歐美電影，后來也接待戲劇演出。1935年6月上旬，復旦劇社在卡爾登演出話劇《委曲求全》，連續三日場場滿座，開啟了卡爾登大規模演出話劇的帷幕。1936年4月，唐槐秋組織的中國旅行劇團在卡爾登演出《茶花女》《雷雨》，如同陳存仁所回憶的那樣，劇團在當時日夜場連演十天，轟動一時。1941年10月10日起，上海職業劇團在卡爾登演出曹禺編寫的抗戰劇《蛻變》，講述了一家傷兵醫院的變遷，歌頌女醫生丁大夫投身于抗日的事跡，引起了觀眾的強烈共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荒島英雄》《秋海棠》《自由萬歲》等多部話劇在卡爾登上演，尤其是《秋海棠》，陳存仁寫道，“照卡爾登普通售座的常例，預售票以三天為限。但是《秋海棠》上演之后，天天掛出一塊牌子，寫著‘今、明、后三天滿座’?，這種盛況，真是向所未見。”

國泰電影院（原國泰大戲院）

上海淪陷時期，電影院時常無片可映，而國泰大戲院不僅增設了放映場次，還與其他影業聯手，成功抵制了美商的壟斷片租和低片租賬率。另一方面，沒有電影上映的時候，一些戲院為話劇演出提供了機會。“上海有一個演出舞臺戲設備最完善的蘭心大戲院，這時也改演話劇，編劇有姚克等，后來張善琨主持演出的《文天祥》?，就是在蘭心戲院公演的，這在話劇史上都是不可抹殺的。”陳存仁在書里回憶道。早在1907年，中國首個話劇團體春陽社就在蘭心大戲院首次上演了《黑奴吁天錄》，蘭心因此被戲劇家歐陽予倩譽為“話劇在中國的起點”。1929年，戲院遷址蒲石路與邁爾西愛路（今長樂路與茂名南路），這座三層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劇場至今依然佇立。在抗戰的艱難歲月里，《洪宣嬌》與《文天祥》等劇目在蘭心大戲院的舞臺上，傳遞了救亡圖存與團結抗敵的堅定信念，而建筑作為堅固的外殼，成為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堡壘。

蘭心大戲院

戰火中的避難所

1937年8月20日，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在卡爾登大戲院召開大會，宣告組建13個救亡演劇隊，分赴全國各地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演出活動。淪陷時期，上海的話劇人曾在黃金大戲院等處舉行聯合義演，為難民和新四軍籌集款項。

黃金大戲院，1951年3月改名華東大眾劇院，1954年改名大眾劇場，1994年拆除。圖片來自“上海黃浦”微信公眾號

在恩派亞大戲院、金城大戲院等劇場，劇院建筑以其堅固和寬敞的特點展現了空間韌性，成為了戰火中的避難所與收容所。1937年8月，日軍進攻上海閘北、虹口、楊樹浦一帶，許多工廠、學校、民房被炸毀。原滬東臨青學校部分學生在老師帶領下躲進租界，在恩派亞難民收容所避難。這些孩子自發組織起來，在難民收容所里教難童唱歌、識字，又走上街頭演講、唱歌、演戲，去醫院慰問傷兵。9月3日，“孩子劇團”在恩派亞的收容所中正式成立。他們去各難民收容所、傷兵醫院和工廠、學校、里弄，開展各種抗日演講、演劇、歌詠活動。

震旦大學盧家灣校區最初的建筑（自左至右）：教授宿舍和圖書館，校長室和土木工程校舍，化學教室和大禮堂，學生宿舍

1937年10月，“孩子劇團”從恩派亞難民收容所遷到上海國際救濟會開辦的“國際第一難民收容所”——當年的震旦大學（今重慶南路227號“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操場上。上海淪陷后，“孩子劇團”22人離開上海，開始徒步長征，一路宣傳、演出，從1937年至1942年，這群平均年齡十幾歲的孩子行程8000多公里，足跡遍布八省區57個縣市，演出街頭話劇500多場，被茅盾譽為“抗日戰爭血泊中產生的一朵奇花”。

《申報》刊登《怒吼吧，中國！》演出海報。圖片來自“上海黃浦”微信公眾號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金城大戲院曾一度停業，作為難民收容所。1938年3月，重新恢復放映電影。在抗戰時期，劇院成為了隱蔽的集體場所，文藝工作者們在這里進行著隱形的抗戰活動和宣傳。在《上海抗戰時期的話劇》一書中，作者邵迎建記錄了當時的“文化抗戰”，例如《怒吼吧，中國！》在黃金大戲院的演出。1933年，該劇曾由左翼劇人在上海演出，而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一周年之際，日偽當局要做一次反英美話劇宣傳，文藝工作者在“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口號的掩護下，宣泄出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懣。1945年，在蘭心大戲院，為抗戰輟演八年的梅蘭芳首次復出，演出昆曲《刺虎》。

“在四面伏敵的‘孤島’，近千中國人共聚一堂，時而怒火燃燒，時而熱血沸騰，臺上臺下，同喜共憂。這場面已經不是在演戲看戲，更像一幕帶有示威意味的集體愛國儀式。”對于抗戰時期的上海戲劇，邵迎建評論道。劇場演繹著抗戰時期的真實人生，庇護著人們的生存，也記錄著他們的抗爭。

讓歷史與當下重新連接

如今，這些戰火中的劇院幾經更迭，在上海的城市肌理中獲得新生。易名后的黃浦劇場、長江劇場、國泰電影院等以新的方式延續著舞臺的功能，蘭心大戲院則在幾次修建中守護了自己的歷史。今年5月，黃浦劇場被列入第十批20世紀建筑遺產項目。對于更多像黃浦劇場一樣的建筑遺存，如何在今天使用的同時，傳承它曾經的歷史？

在潘玥看來，這涉及“活態遺產”傳承的問題。“建筑是物質的，但它承載的記憶和精神是非物質的。對于這些功能已經改變的劇院來說，傳承歷史的關鍵在于激活其非物質文化價值，讓歷史與當下重新連接。”對此，她認為可以從幾個層面入手，“第一，最基礎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建筑的顯著位置設立解說牌。這塊牌子不能只是簡單地介紹建筑的歷史信息，而應該用富有感染力的語言，講述具體的故事。”例如通過掃碼閱讀一段上海“孤島”時期的劇評，看到一張演出海報，甚至是演出片段。

“第二，對空間最好的紀念，就是重新使用它。”潘玥認為，今天的長江劇場和黃浦劇場依然是演出場所，這是非常寶貴的。在今天，還可以策劃舉辦“抗戰戲劇季”或“孤島戲劇回顧展”，重新排演當年的經典劇目。讓觀眾在同一個空間里，跨越時空，與當年的演員和觀眾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在場’的體驗是任何書本和展覽都無法替代的。”潘玥說道。

“第三，將歷史故事嵌入到建筑的新功能中。劇場的休息廳、咖啡館可以設計成小型展覽空間，陳列當年的劇照、劇本手稿、劇作家生平介紹。將經典臺詞、道具元素融入到室內設計中，讓人們在看戲、消費的同時，不經意間就能與歷史相遇。”與此同時，對于黃金大戲院、恩派亞大戲院等在城市變遷的過程中已不復存在的建筑，潘玥建議廣泛收集相關的文獻資料，利用虛擬技術在線上重建消失的文化地標。

“對上海城市的精神品格而言，抗戰的歷史不是關于‘屈辱’和‘悲情’，而是關于‘抵抗’‘堅韌’與‘智慧’的。”潘玥認為，抗戰建筑值得被系統地保護和研究，在這之中，劇場建筑無疑是重要的一章。

恩派亞大戲院，1956年更名為嵩山電影院，1994年，嵩山電影院被拆除。圖片來自“上海黃浦”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