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

日前，上海交大外來人員與學生發生沖突的事件，不僅暴露了校園安全管理漏洞，更引發了公眾對高校是否應該開放、開放邊界在哪兒的深度思考。在這場熱烈的討論中，支持者認為主要依靠財政撥款建設的公立大學，校園就應該是全民共享的公共資源。反對者則強調校園的教育本質，并指出開放背后的教學秩序受干擾、資源擠占、安全隱患等風險。例如以櫻花著稱的武漢大學，其櫻花季日均10萬人次的游客，導致原本的設施維修頻率從五年一次縮短至半年。網絡上的討論與現實案例均表明，大學校園開放絕非簡單“拆墻”，而是需要精細設計的治理命題。

從法律層面來看，高校依據相關法規，在校園管理模式的決策上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其中就涵蓋了開放與否這一重要議題。但公立大學作為公共資源的屬性，又決定了其肩負著不可推卸的社會服務職責。盡管《高等學校校園秩序管理若干規定》《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等規章，并未對高校校園開放作出明確的強制性規定，但教育部2024年時曾明確表態，高校在“不影響正常教學秩序”的前提下應積極向社會開放。這清晰地揭示了校園開放問題具有法律義務與現實約束的雙重屬性。

放眼國際，一些高校在校園開放方面積累了豐富且寶貴的經驗。例如，牛津大學采用學院自治模式，38個學院依據自身實際情況，獨立制定個性化的開放政策。這既保證了校園開放的靈活性，又能有效維護學院的獨特秩序。東京大學則推行“收費平衡”策略，巧妙地將游客轉化為校園文化資源的積極貢獻者，在實現校園開放的同時，也為校園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這些國際經驗啟示我們，校園開放可能更需要的是“有門檻的共享”，而非無序的放任自流。

結合我國實際，高校在探索校園開放路徑時，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一是實施預約制與動態管控機制。借鑒清華、北大等高校成熟的預約系統，依據校園的承載能力，合理設置每日入校人數上限，并嚴格劃分教學區與公共區，對不同區域實行差異化的開放策略。

二是推行資源錯時共享模式。在工作日白天，以保障教學活動的順利開展為首要任務，晚間及節假日則有序開放操場、圖書館等公共資源，充分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

三是引入第三方協同治理理念。包括積極與社區、企業攜手共建“校園開放聯盟”，通過志愿服務、保險共擔等創新方式，有效分攤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能。

四是推動法律責任明晰化進程。借助地方法規的力量，明確“校方已盡管理義務則免責”的原則，堅決避免“誰受傷誰有理”的基層治理傾向，為校園開放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上海交大事件猶如一記警鐘，深刻地揭示出校園開放過程中管理的重要性。校外家長暴力毆打學生這一惡劣事件，暴露的不僅僅是開放本身的問題，更是管理環節存在的嚴重漏洞。當校園開放后，安保力量的強化、文明引導的加強、應急機制的完善等都必須同步跟進、全面升級。若高校把“開放”簡單理解為“一開了之”，那么必然會導致矛盾的激化與沖突的頻發。

大學校園的開放，絕非一個簡單的是與非、開與閉的抉擇，而是一場大學精神與社會責任之間深刻且持續的對話。它不應被局限于輿論場中的非黑即白，而應是充滿人文關懷的“有溫度的治理”。這需要我們既充分尊重納稅人對公共資源的合法權益，又全力守護師生寧靜的教育學習權利；既熱情擁抱社會對校園文化的熱切需求，又堅定不移地堅守學術的純粹性與神圣性。唯有以精細入微的管理，化解開放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以嚴謹的法治思維厘清各方的權責邊界，才能讓大學校園真正成為城市文明進程中的“精神燈塔”，源源不斷地為社會輸送知識與智慧的光芒，傳遞向好向善的信念力量。（作者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理論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