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魏英杰

經過新冠疫情3年，很多事情都變了。個人如此，社會亦如此。

比如，好多人都說，感覺身體素質不如以前了。有人懷疑是打疫苗的緣故，但又沒法確證。而新冠其實一直還陰魂不散，我前幾天從老家回來就發燒了，剛開始還以為是中暑，結果一測，陽了。

一些新冠疫情期間的臨時機制，也沒有解除。比如，眼下國內大多數大學校園都不對外開放，而是采取預約制，就是疫情時期留下的一個不良遺產。

沒想到，居然還有人為大學的封閉管理叫好，完全忘記了之前完全不是這樣的。這才隔幾年時間啊，記憶力再不濟，也不能否認，早先大學校園就是可以自由進出的吧？

這一次，因為新華網的發文（《大學向公眾開放咋就這么難？》）引起反響，連胡錫進都撰文呼吁“所有大學把開放水平恢復到2019年”。

大學校園開放，為啥還成了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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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就在大學邊上，物理意義上的“一墻之隔”。小時候我們經常跑到校園里亂竄，親眼見證這所大學的點點滴滴變化。

比如，我姐夫家的水稻田，就化作了校園湖景的一部分。而這個人工湖，又成了我和兒時玩伴流連忘返的去處。膽子大一點的小伙伴，還會跑去參加大學里的舞會，看大人們“勾肩搭背”跳交誼舞。

大學里有一座莊嚴肅穆的大禮堂，經常會放映電影，對外售票。從小到大，我們都是到這個電影院里看電影。這里不僅放那些剛公開上映的電影，出于教學需要，還會放一些老片或紀錄片。后來我才知道，我初中一位女同學的父親，就是這個電教中心的負責人。

高中畢業后，我還進入這所大學讀了兩年書。也就是說，我不僅作為一個圍墻外的人與這所大學發生關系，而且也曾經深入其內部，近距離接觸。而不管從哪個角度，我都覺得，大學的開放是有益的，不會有什么壞處。這原本不需多作討論。

你看，從外部的角度，這所大學的開放，給了我們這些鄉村孩子一個增長見識的窗口。盡管學校管理者可能都沒關注到我們的活動，但這所大學的氛圍、環境與人來人往，作為一種“素材”，肯定成為了我們精神內在形成的一部分。

當然，對于周圍村民來講，更重要的是，這所大學是很多人賴以生存的基礎。比如我們村因為緊挨著大學，專門打造了一條大學生美食街，整條街的各種店鋪都完全依賴于學生客流。平時人流如織、摩肩擦踵，一到寒暑假，街上就冷冷清清，不再喧嘩。

而從內部的角度，保持校園的開放性也很重要。盡管校園封閉管理并不意味著切斷學校師生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但這作為一種基礎機制，很難不會給學生帶來負面的精神指引，例如把自己當作是一個獨立于社會的、高高在上的特殊存在。這并不利于學生今后更好地融入社會。

這也是為什么國外的高校不僅沒有這種封閉式管理模式，甚至連圍墻都不存在。我參觀過哈佛大學、伯克利音樂學院等美國高校，都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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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說說為什么經歷過疫情時期后，大學校園封閉式管理會延續下來，變成一種慣例。

在校方管理者看來，這種做法不無好處，他們甚至從中嘗到了管制的“甜頭”。比如保持校園的安靜，保證正常的教學秩序不被打擾，可以有效減少到高校打卡旅游的人流，乃至降低矛盾糾紛等治安事件的發生概率。不難想象，除了高校管理者，不少師生也會對此感到滿意，覺得學校資源沒有因此“外流”。

此外，不排除有些高校是基于現實的成本考量，通過這種封閉管理手段來壓減安保開支。高校外來人流量大了，管理服務就要跟上，那么就需要更多人手。幾個校門一關，人少了，對安保人員的需求也就減少了。

凡此種種，其實都不是繼續保持大學封閉式管理的理由。好處看似肉眼可見，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的負面作用，影響更深遠。那種把高校資源當作自家后花園的思維，更是要不得。國內高校大多是公辦的，這總沒錯吧，那么經費從何而來呢，還不是公共財政的錢？拿著公共財政的錢，卻絲毫沒有反哺社會的精神，合適嗎？

再說了，大學校門保持開放這么多年了，難道一直就是錯的嗎？封閉管理了，真的能保持校園的安靜、減少各種矛盾糾紛，讓大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象牙塔？大學對外關閉了大門，外面的人很難進來，但大學里面也還有人呀，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矛盾糾紛，就避免不了跟外部社會一樣的各種紛擾。

我想起法國作家蒙田討論過人的各種意外死亡方式。他提及，古希臘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因一座房子快要倒塌而躲到一旁，仍未幸免于死：一塊龜殼從一只飛鷹的爪子中墜落，將他砸死”。此外，“還有個人被一粒葡萄噎死。”“有位皇帝梳頭時被梳子劃破頭皮而一命嗚呼。”

這些案例正可說明，把校門一關了之，試圖以此保持大學的安寧，是多么愚蠢的想法。按照這種思維，不僅大學要豎起高墻，整個社會都應該實行預約制，預約出門，預約逛街，預約吃飯……不然呢？難道大學里面的人命，比大學圍墻外面的人命，更加高貴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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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覺得，這些道理大學里的主事者也不是不懂，問題的要害始終在于：他們不敢擔責，或者說是不愿意承擔可能出現的風險。

以前大學都是開放的，疫情期間封閉了，那么現在誰來拍板可以恢復開放？如果恢復開放了，出了問題誰負責？不就這點小心思嗎？

國內也不是所有大學都千篇一律地保持封閉式管理，或者是并沒有什么嚴格規定，大學必須封閉式管理。開放與否，只看學校主事者的胸懷和擔當。不幸的是，根據官僚主義的運行邏輯，多數管事的人都是不愿或不敢主動擔責的。而且越是重點高校，越是會更加謹慎。

這次從老家回來，住在大學另一頭圍墻外的大姐夫特地打了個電話托我辦件事，讓我問問在大學保衛處工作的同學，能否給他辦一張校園通行卡。這樣他可以像以往那樣，每天到學校運動場跑步健身。且不說我的同學已經調離該部門，這事情說難辦其實也挺難辦的。還是這個問題：實行封閉式管理了，誰放人進來，出事情誰負責？

這所大學的新運動場，原來是一片荒地，平整建設的時候，附近的村民都上過工地。我當時年紀小，就在大人身邊跑來跑去，后來的日子里，也經常到運動場散步、閑逛。大學附近的村民，除了有些人在大學后勤部門上班，大多跟這所大學也都有或深或淺的關聯。但因為封閉式管理，這所大學割斷了與周邊社會的聯系，而只剩下物理意義上的交織。

忽然又想起一件往事，胡適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擔任臺灣“中研院”院長期間，平時很注重與“中研院”所在地南港的周邊村民搞好關系，要求學者、院士們與村民和睦共處。他曾為附近小學的操場土地等問題致信教育部門，還親自參加該小學的典禮。胡適逝世舉辦喪禮期間，當靈車經過南港，“幾乎家家路祭，鞭炮聲不絕”，以感念他對地方教育的關心。

十余年前，我參觀過“中研院”、臺大等科研與教育機構，都可以隨意進出，根本沒人來管你。大陸時期的中研院相當于今天的中科院加社科院，遷臺后是當地最高科研機構。這么高層次的科研教育機構況且如此親和，注重社區關系，那么，大學校園到底該不該保持開放，還用得著多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