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6日，上午九點半——同志，把這個美國佬先鎖起來！”李士英在市公安局小會議室里用力拍了下桌面，語氣不高，卻讓在場所有人脊背發涼。上海剛解放不到兩個月，街頭還殘留著舊租界的霓虹和旗袍味道，可局長一句話，像一盆冷水，把大家從舊日慣性里拽出來——新時代沒有例外，也沒有僥幸。

那天的導火索是一輛插著星條旗的小轎車闖進慶祝游行。司機自稱美國領事館副領事歐立夫，斜倚車座，不肯下車。舊警察本能地猶豫，他們曾被“治外法權”壓得抬不起頭。李士英聽完匯報，只丟下一句“銬起來”，同時補充，“先教他寫檢查，再補辦手續”，隨后交代在《解放日報》上公開刊登。不多時，報童的嗓子把“歐立夫公開認錯”四個字吆喝遍南京路。老百姓第一次感到：上海換了天。

話音未落，另一樁更隱秘的事情正悄悄發酵。6月8日，榆林分局軍代表歐震協同公安部查封前國民黨軍官畢曉輝的住處，搜出幾支步槍。按說案子已結束，可歐震回到宿舍，腦子里反復閃現畢妻朱氏的容貌。深夜，他繞過分局門衛，又折回那套小洋房。一塊銀元、幾句威脅，朱氏無奈就范。從此，軍代表與敵偽家屬暗中同居，還動用留用舊警幫他在弄堂深處安置“外宅”。

要命的細節往往藏在日常。七月底的一個午后，榆林分局干部老劉推門而入，恰好瞥見歐震把玩銀元。供給制下的警員連肥皂都要憑票，這銀光一閃，讓老劉嘀咕一句：“哪兒來的？”他沒馬上發難，而是把疑點寫進內部簡報，直接遞給局長劉永祥。劉永祥心里清楚，這人是南下干部，層層有人認識，但問題要搞明白，于是成立暗查小組。

幾天偵跟，結果呈現在一張照片：夜色里，歐震推門進朱氏的屋子，桌上攤著成捆鈔票。證據確鑿，專案組當場將二人帶回。朱氏泣不成聲，如實交代受威脅經過，并交出畢曉輝遺留的金銀首飾。劉永祥暗暗叫苦：這要公開處理，怕影響不好。他立刻坐車去總局向李士英請示。

“劉局，你記得黃克功么？”李士英沒等茶水冒熱氣，先拋出這個名字。劉永祥點頭——槍決。“行了，原則一樣。”李士英語調平靜，目光卻咄咄逼人，“當初在丹陽我就說過，誰再拿舊社會那套來糟踐群眾，就是砸我們的招牌。砸招牌，砸到底。”

事情雖決絕，程序卻一步不漏。李士英首先核查歐震履歷：1924年生，16歲進國民黨青年軍，后成三民主義青年團員，投考警校，又在杜聿明部里當兵，長春圍困中被我軍俘虜后釋放。資料越查越厚，李士英眉頭越緊：隱瞞歷史、偷換身份，居然混進公安系統，這條線非殺雞儆猴不足以堵洞。報告徑直送到淞滬警備司令宋時輪，批示兩個字：“執行。”陳毅市長閱后，簽下“同意槍斃”。

8月14日，歐震在提籃橋監獄內宣判，十分鐘審讀判決書，隨即押赴刑場。上海幾家大報同時刊發消息，“南下軍代表因誘奸勒索被處決”。弄堂口的煙紙店老板咂咂舌：“共產黨真敢動刀子。”這句話在市面上傳了三天，勝過任何宣傳標語。警務系統里，留用舊警你望我，我望你，柜子里的“人情禮物”紛紛被偷偷退回。

李士英并不滿足于“殺一人”。他要求各分局排隊過篩子，先后清退四百多名劣跡警員，把《警員十項守則》釘在每個值班室門口：上舞廳不許抽業主香煙、不許收禮、辦案不許白看戲……有人嫌條文太細，他反問：“連自己口袋都管不住，還想守護兩百多萬上海人？”幾句大白話堵住質疑，也點明制度約束才是真保險。

值得一提的是，李士英在上海不過九個月，卻讓這座此前號稱“冒險家的樂園”的都市迅速恢復秩序。黃包車正經排隊，夜里黃浦江碼頭不再有人架槍劫貨，洋行職員也學會了按紅綠燈過馬路。公安內部流行一句話：“局座一句話，賽過十堂黨課。”或許有些夸張，但那支剛組建的紅色警察隊伍，確實在槍決令的震懾下學會了什么叫底線。

1950年春，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成立，李士英奉調為部長。離滬前，他站在南京路口，拍拍身邊年輕干警的肩膀：“記住，上海再大，大不過紀律。”多年后回憶此事，他笑著說：“有時不得不硬，軟刀子割不了腐肉。”語氣云淡風輕，卻擋住了后來不少舔著糖衣奔來的炮彈。

歐震案不是上海第一樁違紀，更不是最后一樁，但它像當頭一棒，把“新政府絕不姑息腐敗”的信號高高舉起。對五十年代尚在重建的共和國而言，這棒敲得及時，也敲得沉——畢竟，只有把內部螺絲擰緊，才壓得住外部的暗涌與狂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