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明、許齡丹、胡方梅、曹勝利、黃思琦、楊一／文 5月26日早上8:00，鬧鐘的鈴聲劃破宿舍的寧靜。張瑤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畢業照拍攝日。她特意比平時早起了一個小時，開始精心梳妝打扮。在中國人民大學（下稱“人大”）中關村校區就讀四年的點點滴滴，在她腦海中閃回。

今年9月，她將前往人大通州校區繼續深造。而此刻，她只想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今天的畢業照上——這是她在中關村校區的最后留影，也是四年青春的最好見證。

2025年3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正式宣布通州校區升級為學校主校區，并計劃于今年秋季學期全面投用，首批人大碩士研究生新生及28個教學單位將奔赴通州校區。未來，通州校區也將作為人大主校區，成為今后新生的主要學習和生活場所。這一決策標志著人大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中邁出了關鍵一步。

近幾年，北京高等教育的格局正在悄然改變。在北京土地資源有限，但高校持續擴招的大背景下，師生數量不斷增加，教學資源異常緊張，有限的空間成為制約高教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只人大，北京科技大學、中國地質大學、首都醫科大學等也在雄安、大興等地積極布局。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洪成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高校遷出城區可能是一個“歷史性機遇”。高校的遷出和遷入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有頂層設計和操作性很強的流程設計。為了給北京中心城區有序“減負”，不少在京高校承擔起了有序疏解部分教育功能、服務保障首都核心功能、推動教育事業合作發展的功能。

從中關村到通州

四年前，貴州女孩張瑤以高分考入人大，開啟了她的“黃金時代”。“這四年我把人大周邊，甚至整個海淀都摸透了。”她在最愛的烤肉店邊翻著肉片邊說：“海淀高校圈的美食地圖，都是我們學生口口相傳的寶藏。”

學校周邊的每個角落都承載著回憶——明德書店的臺階上，她和同學捧著咖啡趕作業；賦格酒吧里，爵士樂伴著閨蜜間的悄悄話；還有校友自發組織的學術酒會，大家在微醺中碰撞思想。這些煙火氣十足的地方，串起了她最鮮活的大學生活圖景。

中關村高校林立，張瑤把跨校交流當成日常。在北大蹭課、與清華同學打模擬法庭的經歷，讓她體會到“步行可達的思想碰撞”帶來的驚喜。這種獨特的學術生態，成為她大學生活最珍貴的財富。

作為法學院的學生，張瑤對中關村的地理優勢深有體會。“這里簡直是實習黨的天堂”，她一邊說，一邊熟練地劃開手機地圖，指尖停留在朝陽區密密麻麻的律所標記上。“現在從中關村去實習，通勤只要一小時。”但如果從通州出發，她說：“至少得多花四五十分鐘。”

張瑤的大學生活里，親密關系是重要的坐標。“以后約飯就難了，”她說，“朋友在中關村，我在通州，光化妝趕路就得早起一小時。”更讓她發愁的是男友還在本部讀大二，“這下要體驗跨校區異地戀了。”

望著熟悉的校園，她突然意識到：“從前覺得中關村就是全世界，現在要去通州重新畫地圖了。”

通州的校園地區也開始逐漸點亮。

在張瑤拍畢業照的第二天清晨，2025年5月27日早上八點，陳姐的小飯館開始營業了。飯館的位置并不顯眼，開在距離中國人民大學通州校區正門不遠的一處停車場旁。

店面不大，大約十幾平方米，被簡單地隔出廚房和窗口，“現在天氣熱，我就賣點盒飯、涼皮和涼面，都是給來打工的和附近上班族方便打包帶走的。”陳姐說。她邊熟練地裝盒邊補充道：“等學生來了，我就把廚房往后挪點，再騰幾張桌椅出來，他們可以坐著吃。”

“學生來了”——是她反復提到的關鍵詞。

陳姐此前并沒有在大學城做過生意，甚至對通州校區也知之甚少，是朋友介紹她來這個新地段試水開店。她之所以選擇這里，除了看中緊鄰地鐵和主路的地段外，更因為這里即將迎來人大新校區的首批學生。她算了一筆賬：飯館一年房租4萬元，比起寸土寸金的海淀，“便宜多了”。而且離家近，方便她操持家務。

人大中關村校區附近的商戶張哥對是否將自己的商鋪遷移去通州的事情也作出了考量。張哥打聽到通州那邊的租金雖說和這邊相差挺大，但還得重新裝修，前期門店投入成本就得掏出近20萬元。

“我這里是老店鋪，基本上到了飯點，店里坐得滿滿當當。學生們有時候會提前微信點單吃啥，幾點到，這樣就不用等，回頭客挺多的。上次問了一些孩子，他們說老生繼續在本部，新生才過去。這樣一想，我已經有穩定的老客戶，就沒必要再去通州了，本身自家孩子還在海淀上學，也要為自家家庭考慮。”張哥說。

眼下，通州校區尚未正式迎來開學季，周邊除了一家萬象匯商圈，配套商業還遠未成型。

校外經營者多是附近本地居民開設的攤位和店鋪，體量不大。陳姐的一些鄰居也是開雜貨店、小超市的，他們都在觀望學生帶來的“流量”會不會成為新生意的支點。

與他們的“等待”形成對照的，是中關村校區另一種早已成熟的生活形態。在那里，學生的消費習慣、外賣平臺的數據、品牌的入駐情況早已高度成型。而通州校區周邊 5公里外賣商戶數量遠少于中關村校區。餐飲業態以小型快餐店、小吃攤為主。多數店鋪經營品類單一，主要集中在炒飯、米線等常見食品。

北京市通州區副區長林正航表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將推動公共服務提質增優作為重要任務，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建設副中心以來，中國人民大學通州校區、景山學校通州校區、黃城根小學通州校區等15家優質教育資源落地副中心，新增優質學位6萬余個。其中，人大通州校區是副中心建設的重點工程。

高校搬遷這件事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劉守英在人大公眾號發表文章稱，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是最大的挑戰，在雙校區并行的條件下，學術氛圍、學術生態有較大變化，但要始終保證學生的培養質量。首先，如何減少對師生交流的影響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兩校區距離的阻隔減少了老師和學生們線下見面的機會，上課、課后交流、組會制度等學術活動都會面臨師生脫節的風險，所以師生，尤其是老師要在雙主校區之間勤走動，減少空間阻隔，保證組會的正常開展，學校、學院也會對此給予大力支持。

已經在人大東門附近居住了42年的人大退休老師吳先生有些擔憂。他說：“跨校區辦學最怕‘貌合神離’。老校區這邊的人文社科底蘊深厚，新校區可能更側重新興學科建設，兩邊資源怎么協同？而且，新校區離市區遠，校外專家講座、學術交流活動的參與度肯定會受影響，這對學術氛圍的沖擊不可小覷。”

吳先生稱，人大需要更大的空間發展新興學科，通州校區的科研樓、實驗室規劃得很先進，對理工科發展是利好，但關鍵在于“平衡”——既要保住老校區的人文根基，又要讓新校區形成獨特的創新生態。

過去北京多所高校搬遷的經歷印證了這件事：校區搬遷既是機會，也充滿了未知的挑戰。

作為首都高等教育發展和城市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良鄉大學城是北京重點建設的兩大高教園區之一。這幾年，大學城發展迅速，已入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北理工、北中醫、首師大、北工商5所大學，在校師生大約有5.6萬人。

趙老師是北京工商大學的一名英語教師，自2006年起就在北京工商大學任職。早在2004年10月，良鄉主校區一期工程便已投入使用，近八千名學生順利入住，莘莘學子有了更舒適的學習環境。隨著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持續推進，2019年8月，這里又新建了4.25萬平方米的學生宿舍樓。數年的發展，讓良鄉大學城愈來愈完善和成熟。良鄉校區以其較大的占地面積和先進的教學設施，勝于阜成路校區。

趙老師說，良鄉校區的教室設計新穎，智慧教室等現代化設施一應俱全，遠超阜成路校區。此外，良鄉校區的配套設施也更為完善，操場、體育館、游泳池、圖書館和食堂不僅規模更大，數量也更多。寬敞的教師休息室和辦公室為深度學術研究和集中授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但通勤時間成本上升是一個突出問題。過去的七八年間，趙老師同一門課程分別在阜成路和良鄉校區均有開設。她坦言，同時承擔阜成路和良鄉校區的教學任務給她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雙重壓力。像許多北工商教師一樣，她為了子女教育選擇在阜成路本部附近定居，這使得往返兩地的通勤成為巨大挑戰。

如果需要在良鄉校區上午9點到11點監考，教師們往往早上7點出門，監考2小時后返程，回到家已是中午十二點半。這種“通勤5小時，工作2小時”的現狀，不僅擠壓了備課時間，更影響了師生課后交流的質量。即便有校車接駁，這種“與時間賽跑”的通勤方式，依然讓教學工作平添幾分辛苦。

良鄉校區的快速發展給趙老師帶來了意外之喜。她親眼見證了這片區域的蛻變：從最初僅有一條高速的荒蕪之地，到如今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從缺乏商業配套，到時代廣場、熙悅天街等綜合體的相繼落成。“現在課后約學生討論，我們都習慣去商場里的特色餐廳。”趙老師說，“連宣武醫院都要在這邊建分院了。”

不過談及安家計劃，她仍顯猶豫。雖然已在房山購房，但為了孩子能繼續在海淀就讀，她選擇維持現狀。“每天往返確實辛苦，但孩子的教育更重要。”在她看來，良鄉的發展令人欣喜，但教育資源的差距仍需時日來彌補。

北京的高校搬遷仍在推進中，如今向京郊轉移的高校絡繹不絕。

除了首都醫科大學新校區（校本部），還有首都體育學院延慶校區、北京大學昌平校區、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昌平校區、中國人民大學通州校區、清華大學通州校區、北京電影學院懷柔校區、中國農業大學平谷校區、中央民族大學豐臺校區等。經濟飛速發展的雄安新區，也成為北京高校嶄新的聚集地。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光禮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曾指出，北京高校搬遷這一問題是在2000年后，伴隨著高等教育大擴招的浪潮逐漸顯現出來的。為了解決空間不足的問題，北京市政府先后在沙河、良鄉等地建立大學城，緩解了部分緊張局面。

“一所高校的遷移不僅關乎師生，也往往會連帶其他相關人員。”據周光禮估計，如果北京地區有10所高校將主要教學資源遷至雄安，就能直接或通過拉動經濟、創造就業等間接方式，帶動約100萬人口的流動，這對于疏解北京市人口壓力將起到重要作用。同時，這100萬人口中的大部分屬于高學歷人群，對于雄安當地產業結構的升級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正如周光禮所說，“從某個角度說，這可能是高校拓展辦學空間的最后機會。”

（本文作者為北京工商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研究生；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瑤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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