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玻璃柜里，一件精美宋代青瓷靜靜陳列，這本是中國的珍寶，如今成了異國博物館的珍藏品。

走進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上萬件中國文物陳列于此。從新石器時代的良渚玉器到清代瓷器字畫，跨越五千年中華文明史。

而這只是冰山一角。據(jù)統(tǒng)計，日本從中國掠奪的文物達到驚人的360萬件，這個數(shù)字還是日本人自己統(tǒng)計的。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其中有部分中國頂級文物被日本列為“國寶”，成了他們引以為傲的文化象征。

系統(tǒng)性掠奪：從甲午戰(zhàn)爭到全面侵華

日本對中國文物的掠奪早有預(yù)謀。1894年甲午戰(zhàn)爭期間，日本政府就制定了《戰(zhàn)時清國寶物搜集方法》，開始系統(tǒng)性掠奪中國文物。

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日本把司令部設(shè)在北海靜心齋，專門搶掠北海文物。

1937年全面侵華后，掠奪達到瘋狂程度。日軍每攻陷一地，緊隨士兵之后的就是文物搜集小組。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日軍立即派出特別小組前往南京博物院。士兵們粗暴地將文物裝箱，在槍炮聲中連夜運往碼頭。

無錫縣立博物館所藏2000余件金石、雕刻、書畫被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河南省立博物館也多次遭劫，館藏文物幾乎蕩然無存。

1942年，日本侵略者僅在北平故宮就搜刮金缸金屑和鐵器220余噸，連66口銅缸、97件銅燈亭也不放過。

國寶流失：博物館里的中華瑰寶

被掠文物最終流向何方？大部分經(jīng)過層層轉(zhuǎn)手，流入日本富商和收藏家手中。戰(zhàn)后，許多軍官家屬在黑市低價拋售這些“戰(zhàn)利品”。

今天在日本，中國文物無處不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專設(shè)“東洋館”，大半展品是中國文物。京都國立博物館30%的藏品來自中國。奈良正倉院以珍藏唐代文物聞名于世。

私人收藏更為驚人。京都的有鄰館三層樓擺滿中國文物，甚至用乾隆時期的琉璃瓦建造涼亭。福岡市博物館為了一枚小小的漢代金印，專門設(shè)立兩個大展廳。

寺院也成為收藏重地。京都東福寺藏有南宋《無準師范像》，知恩院保存著西魏《菩薩處胎經(jīng)》，都是中國本土罕見的珍品。

最令人痛心的是，部分被掠奪的中國文物竟被日本冠以“國寶”稱號。

王羲之的《喪亂帖》堪稱“書圣”真跡中的極品，如今成了日本皇室珍藏。每次日本人稱其為“日本國寶”，都讓中國人心中五味雜陳。

東京靜嘉堂文庫的曜變天目茶碗，是宋代黑釉建盞的傳世孤品。碗內(nèi)星光閃爍如宇宙星河，日本人尊為“碗中宇宙”。世上僅存三只完整宋代曜變盞，全在日本。

奈良正倉院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舉世無雙。普通琵琶只有四弦，此器卻能奏出多種樂器音色。唐代鑲嵌工藝在此達到極致，展現(xiàn)了大唐盛世的繁華氣象。

商代青銅器猛虎食人卣藏于京都泉屋博古館，造型奇特：猛虎與人相擁而立。全世界僅存兩件，另一件在巴黎。

漢委奴國王金印印證了中日古代關(guān)系。這枚東漢光武帝賜予的金印，如今成了福岡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

南宋李迪《紅白芙蓉圖》原是圓明園秘藏，現(xiàn)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瀟湘臥游圖》被譽為南宋山水第一神作，同為圓明園舊物；西魏《菩薩處胎經(jīng)》是現(xiàn)存最古老手寫經(jīng)卷，藏于京都知恩院。這些中華瑰寶，如今都成了日本的“國寶”。

艱難歸途：文物回家路漫漫

日本國內(nèi)并非沒有正義之聲。“中國文物返還運動推進會”多年來堅持呼吁歸還中國文物，認為只有正視歷史才能真正實現(xiàn)中日友好。

日本歷史學(xué)者藤田高景直言不諱：這些文物是日本的“歷史負資產(chǎn)”，應(yīng)該歸還中國，這對改善中日關(guān)系具有重要意義。

2021年以來，不少日本學(xué)者和民眾聯(lián)名請愿，要求政府歸還中國文物。日本篆刻家協(xié)會會長尾崎蒼石更親自將509件個人收藏的中國文物送回山東濰坊。

然而日本政府和私人收藏者的態(tài)度依然消極。靖國神社和皇宮內(nèi)的文物秘不示人，連查看都困難，更別說歸還。

部分日本學(xué)者聲稱需要“先研究清楚日本近代史”才能討論文物歸還，實際上是在拖延時間。

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就開始追索文物。1946年國民政府初步統(tǒng)計戰(zhàn)時損失：文物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但追回工作舉步維艱，僅追回117箱善本書。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多方努力約有15萬件文物回歸。但面對360萬件的流失總量，這些成果遠遠不夠。法律障礙、巨額資金、鑒定難題，都讓文物回家之路漫長而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