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元年（1851），由洪秀全、楊秀清等人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廣西金田村爆發。起義軍迅速在廣西境內發展壯大，并開始向外擴張。一年后，面對朝廷的圍堵，太平天國大軍在洪秀全的指揮下，從廣西全州北上，連克道州、永明、江華、嘉禾、桂陽、郴州等州縣，不但進入了湖南地界，且擺脫了清軍的圍追堵截，部隊人數也猛增至數萬。

曾國藩對于清軍的腐敗有著直觀的了解和親身感受，在搞團練的初期，湘勇和本地綠營一起訓練，兩者對比完全是天上和地下。綠營不但在長沙向湘勇和曾國藩挑釁，在各地戰場上也威脅著湘勇的安全和戰局的勝敗。

比如在南昌附近，綠營見湘勇潰敗，直接就袖手旁觀見死不救。在湖南永明縣，綠營更是不想著怎么和太平軍打仗，而是有計劃地搶劫百姓。他們埋伏在各村外，等待炮聲四起，便沖進村子里奸淫婦女，搶劫財物。這與紀律嚴明的太平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于曾國藩的湘勇而言，綠營的惡行也讓他們背負著罵名，百姓都認為他們蛇鼠一窩，轉而幫助太平軍。

△影視劇中的曾國藩和湘軍。來源/影視劇《太平天國》截圖

這些問題促使曾國藩著手脫離清軍和地方政府的制約，成立一支不受地方約束有著自己影響力的軍隊，這也讓湘勇逐漸轉變為湘軍，使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人登上歷史舞臺，進而改變晚清的政治格局。

湘西和湘南是多民族雜居地區，存在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隔閡，這使得湘西和湘南的漢族地主養成了尚武斗狠、注意觀察地方情況的傳統。不光湘軍的建立汲取了湖南本地的特性，太平軍本在廣西規模有限，且受到地方的圍剿，但到了湖南后隊伍迅速壯大，其發展也是建立在湖南的基礎之上。可以說這些散落的勢力一部分被太平軍吸收了，另一部分則被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地方團練吸收了。

面對著擁有宗教信仰的太平軍，湖南士人固守程朱理學，對于太平軍欺師滅祖反傳統的行為極為憤怒，這種對儒家文化的忠誠，也為湘軍的崛起提供了思想信仰方面的基礎。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建者和統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不僅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贏得了戰爭的勝利，更以其深厚的學識和敢于犯顏上言的精神，贏得了省內士人的推崇和支持。

曾國藩眼見清軍的腐敗無能，因此，對湘軍一開始就制定了從思想到訓練一套嚴格的規章制度，提出了“結硬寨、打呆仗”的戰術思想，強調穩扎穩打、步步為營，這種戰術在湘軍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取得了顯著成效。

曾國藩還非常注重軍隊的紀律和訓練。他提出了“以禮治軍”的理念，強調軍隊要有嚴格的紀律和規矩。他還親自制定了《愛民歌》等軍歌，以激發士兵的愛國熱情和戰斗意志，提高全員的思想覺悟，避免舊制度下的不良風氣侵害軍隊。

△影視劇中的曾國藩和湘軍。來源/影視劇《太平天國》截圖

左宗棠作為湘軍的重要將領之一，他的戰略眼光和軍事才能也為湘軍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貢獻。他提出了“緩進急戰”的戰略思想，強調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迅速發起攻擊，以取得戰爭的勝利。

胡林翼則非常注重軍隊的后勤保障和士兵的福利待遇。他提出了“厚餉養兵”的理念，通過提高士兵的薪水和福利待遇來增強軍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湘軍在各將領一點一點地帶領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風格，尤其是在脫離了湖南地方行政管轄后，軍隊在一場場戰斗中不斷磨煉成形。

在湘軍發展初期，除了要解決部隊戰斗力的問題，還要解決朝廷信任的問題。清朝統治者對漢族官員的崛起感到不安，尤其是當湘軍在平定太平軍的戰爭中逐漸壯大時，滿官對漢官的戒備心理更為嚴重。這種矛盾在左宗棠事件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左宗棠作為漢族官員，在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性格直率，與滿官樊燮發生沖突，被指控為“劣幕”，甚至面臨被就地正法的危險。

為了處理滿漢關系，湘軍高層采取了一系列策略。首先，他們通過政治和軍事手段來平衡滿漢之間的力量對比，如排擠湖廣總督楊霈，試圖削弱滿官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其次，湘軍高層積極尋求朝廷內部的支持，特別是滿官中的實力派人物，如戶部尚書肅順。肅順雖然身為滿官，但出于大局考慮，他支持重用漢官，這對湘軍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資源。

為了讓朝廷安心，曾國藩最親近的主力將領一直是滿人塔齊布，塔齊布本人的優秀品質證明他本人絕對是一位出色的將領，在此之外，他的滿人身份也是曾國藩重用他的要素之一，能讓朝廷稍感安心。

曾國藩深知朝廷對湘軍的疑慮和戒備，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消除朝廷的擔心。他通過捐輸、厘金和地方財政等渠道籌措軍餉，減少了朝廷的經濟負擔，同時也展示了湘軍的自給自足能力。曾國藩在軍事上取得了顯著成就，如收復武漢三鎮、穩定湖北局面等，這些勝利不僅增強了湘軍的實力，也提高了朝廷對湘軍的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