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日本沉沒》中科技解說的三重維度

丁卓，孟慶樞

［作者簡介］

丁卓，男，吉林外國語大學國際傳媒學院副教授，博士，長春大學網絡安全學院碩士生導師。

孟慶樞，男，吉林外國語大學科幻文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摘要］

科學在科幻作品中的載體是科技解說。《日本沉沒》中科技解說的內核是危難意識，由此科技解說呈現出形式內涵、現實隱喻、文化救贖等三重維度，即：以“三型兩態”為基礎，形成“推理解謎”敘述模式，展示科學理論的視野；對自然現象和技術現象的闡述與社會現象相融合，讓文本埋藏著對日本和人類的現實隱喻；通過“智慧老人”與“永恒母親”兩類拯救形象，科技解說彰顯文化救贖內涵，在危難中弘揚了人的生命、尊嚴、價值和創造性。《日本沉沒》的創作實踐表明，科技解說是科幻文本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科幻文學開拓創新、提升藝術境界的基礎。科技解說的三重維度彼此融合，為人類生命的不斷演進提供科學力量與人性光芒。

［關鍵詞］

《日本沉沒》；科技解說；三重維度

一、《日本沉沒》與科技解說

《日本沉沒》是日本當代科幻文學“御三家”之一小松左京的代表作。無論在他的創作歷程還是在日本科幻史上，這部作品都堪稱巔峰之作，為日本科幻文學贏得了國際聲譽，稱之為科幻文學經典實至名歸。但國內的相關論文不足20篇，遠少于日本學者對小松左京的研究成果。國內外的《日本沉沒》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關注作品中的科學性，將文本解讀與科普聯系在一起，突出小說中的地理學知識；二是通過小說中對災難的描述，折射日本人的精神品質，并反思日本災難文化；三是探討由小說《日本沉沒》改編的電影藝術，尤其是光影元素和3D特效對末日危難的表現。中日學者都關注到科學技術與人文精神的融合，揭示了科幻作品創作的一般特質，即科幻文學的核心是探索人與科學的關系，體現出面向未來時空“人的在世生存”，因此科幻“是以一個科學所追求的世界為題材而展開創作的，這個世界在基督教或者佛教的世界以外拓展”。需要注意的是，科幻文學中的“科學”主要指自然科學，即特定的團體以理性為基礎，面對自然和社會的危機災難，通過觀測、實驗、數據分析和假定性闡發形成一系列基本原則，探索自然規律的人類意識行為。然而，包括針對《日本沉沒》的研究在內，目前的科幻文學批評普遍忽略科學與文學結合的機制問題。科學不能直接進入科幻文本的敘事，而是通過文藝闡釋的轉換，以集中或分散的“科技解說”展示科學思維的內蘊。科幻不是科學和文藝的生硬相加，而是文學與科學的審美融合，科技解說成為這種融合的載體。科技解說（Science Explanation），指科幻小說以自然科學理論或工程技術實踐為基礎，對自然現象或技術現象進行專業化的解釋說明。科幻是科學的文學化，科技解說以“說明—議論”的方式詮釋科學理論，具有明確的求真傾向和理性準則。一方面，科技解說形成對科學的當下性總結或前瞻性建構，若干作品的科技解說持續營建科學理論視域，由此勾勒出科幻文學的科技譜系，進而構建出情節發展和人物塑造的科技背景，為科幻文本的奇觀美學奠定基礎；另一方面，科技解說揭示人對未知領域的探索程度，體現社會科技的發展水平，展現對未來的預構和對現實的反思，具有明顯的人文傾向。因此，從科技解說角度重新審視《日本沉沒》及科幻文學研究，是一個富有價值的新方向。

從日本科幻發展史看，自1857年日本首部科幻小說嚴垣坦月的《西征快心篇》以來，科技解說一直貫穿于日本科幻文學的政治批判、時空探索、災難預測和文化反思等方面；從世界科幻演進史看，科技解說提供了科幻文學誕生至今安身立命的根據，沒有科技解說則很難定位科幻作品的邊界，科技解說的專業程度反映了科幻文學科學性的深度，科技解說體現的人文底蘊標志著科幻文學藝術性的高度。質言之，正是科技解說最具體地顯示了科幻文學的獨特品質。進一步來講，科幻作品中專業、集中、飽滿的科技解說是所謂的“硬科幻”的衡量標準，而缺少明顯的科技解說的科幻作品則體現出“軟科幻”的趨向。以此看，由于《日本沉沒》復雜的專業化科技解說，稱其為“硬科幻”是有依據的，但小松左京的科技解說也是他思考社會的思想結晶，源于日本文化的澆灌，因而在“硬核”中又體現出深刻的現實指向與文化意蘊。這是小松左京的科幻創作與世界科幻文學接軌的原因之一。

《日本沉沒》中科技解說的內核是危難意識。“日本沉沒”這一事件本身，實質是從地理學、交通學、信息學等科學領域揭示日本遭受不可逆危難的成因、過程和結局，進而對生命大毀滅進行人文思考，這是《日本沉沒》的內在本質與情節發展的核心動力。危難，指破壞性力量對生命造成的危機和災難，其特征有階段性、暴力性和強迫性。危難意識是人在社會發展中形成的危難之思。危難意識的歷史與人類生存史同樣漫長—當人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同時就要為生存而拼搏，抵抗自然和社會的危機與災難。在文明社會，危難的本質是人禍而不僅是天災。科幻文學中的危難意識不是作家對危機與災難的膚淺設定，既包括展現危難根源的時空演進和危兆出現的逼真記錄，又包含對危難過程與影響的體認和反省，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對人類危難命運的超越之思。危機災難共宇宙始終，危難意識伴人類同行，有危難意識才能居安思危、生于憂患。可以說，從宗教神話時代到科學技術時代，危難意識體現了人對自身和宇宙最前沿的認知。《日本沉沒》中的危難意識，是小松左京對科學技術和日本社會專業化呈現和全景式反思的結晶，在此之上文本中的科技解說形成了三重維度。

二、科技解說呈現的形式內涵

在科幻文本中，通過“說明—議論”展開敘述的科技解說，其形式維度的內涵呈現為論說基礎、敘述模式和科學視野三個方面。

第一，《日本沉沒》中科技解說的論說基礎是“三型兩態”。“三型兩態”，指核心解說、重點解說、簡約解說三種類型，團塊狀態和絲絮狀態兩種狀態。從類型上看，“核心解說”（Core Explanation），指集中完整地表述整部作品理論背景的科技解說，是科技解說的主干，具有數量的唯一性和結構的復雜性。《日本沉沒》中的核心解說，是主人公田所博士向小野寺俊夫和幸長等人描述日本沉沒的根本原因。這段長篇宏論煩瑣復雜，專業性極強，令不少研究者難以卒讀，卻是這部小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上承小野寺俊夫駕駛深潛器進行深海探測，下啟“第二次關東大地震”的巨大災難，為引出日本全面沉沒做好了充足的鋪墊，堪稱科幻作品中科技解說的范本。“重點解說”（Important Explanation），是對自然現象或技術現象的重點闡述。重點解說的數量比核心解說多，是科幻文本科技解說的重要組成，部分重點解說也具備復雜的解說結構，但其理論性和信息量不及核心解說充分，也不具有核心地位，相當于核心解說的“簡化版”，如作品中小野寺等人探索8000米海底海溝、對“海神I號”和皮科爾的巴奇斯科夫型深潛器的解說等。“簡約解說”（Neat Explanation），是核心解說與重點解說的“缺省版”。相對于前兩者，簡約解說不呈現解說結構、數據和案例，對自然現象和技術現象的解說點到為止，如小野寺在墻上看到裂縫、北斗號巡邏艦基本面貌等，簡約解說數量眾多，常以單句形式出現，甚至與文本中描述性、抒情性的審美講述相互滲透，因此是具有“解說－講述”雙重特征的敘事。從狀態上看，由于篇幅集中、解說密集，核心解說或重點解說呈現出“團塊狀態”（Block），即解說集中位于文本的某一區域，適合大量傳遞理論知識；簡約解說以分散的“絲絮狀態”（Thread）纏繞在審美講述中，該狀態理論性偏弱，適合靈活地進行闡述自然現象或技術現象本身，并在科技解說和審美講述之間快速轉化。兩種狀態的一致目標是推動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可以說，《日本沉沒》中科技解說的“三型兩態”（類型是狀態的固化形式，狀態是類型的存在方式，三類型互相配合，兩形態相互協同）型與態間彼此調和。沒有“三型兩態”作為論說基礎，科幻文本無法開展有效的科技解說。

第二，“三型兩態”共同構建了“推理解謎”式的敘述模式。推理解謎指科幻文學通過科學理論和相關現象，設定情節迷局，引導讀者按照特定路徑領會現象背后的原因。《日本沉沒》的推理解謎模式運作流程如下：雖然核心解說中對日本沉沒根源已經有了邏輯清晰的論述，但重點解說仍然進行多側面的闡發，形成多個團塊，作為核心解說的引申或補證，加強了解說效果；同時，文本用簡約解說作為進一步填補和探查的線索，保持了核心解說與重點解說的聯系。作品以“第二次關東大地震”為分界線，在此前的重點解說和簡約解說中，田所都是解說者和啟蒙者，但這些重點解說和簡約解說只是暗示說明，建立地質異象、技術手段或科研設備與核心解說的聯系，對科技背景的“去陌生化”，形成推理的連續性，在地理學、交通學和信息學的跨學科層級結構中逐步展示日本沉沒的過程和原因，并導向核心解說，完成“推理解謎”過程。在此之中，團塊狀和絲絮狀起到調整解謎節奏的作用。日本沉沒是“謎面”，重點解說與簡約解說是“謎題”，核心解說是“謎底”。一般來講，這種推理解謎模式是科幻小說中常見的“保留項目”，也是科學成為人類生活主流后文學內涵變化的反映，藝術地再現了人對世界的探索。但《日本沉沒》從設定日本沉沒的迷局開始，通過“三型兩態”的層層推進，最后到核心解說揭示謎底為止，不僅所占篇幅長，信息容量大，學科專業化程度高，而且側重“日本沉沒”這一事件的演變過程而非追探其真偽。這是小松左京一向的創作風格，即用事件的必然性壓制可能性，一直到故事結尾才揭示部分真相。

第三，“三型兩態”和推理解謎勾畫出文本的科學理論視野。科技解說的“三型兩態”將日本沉沒的根源，放置于地球地質演變長河中加以考證。換句話說，日本沉沒是日本列島隨同地球地殼變化的結果，也就是地球運動本身造成的，而星球的運轉與生滅不過是宇宙中的常態，日本列島的沉沒和宇宙運行的規律具有終極一致性，由此文本展露了“天地一體”的渾然性。核心解說最完善地揭示了這一渾然性，而在重點解說中，田所在“北斗號”巡邏艦上為幸長和小野寺講解“太平洋火環”和“真正的太平洋西海岸”，文本出現一連串的團塊并由簡約解說作為填補，為核心解說進行印證，科技解說的“三型兩態”圍繞行星地理學展開詮釋，形成日本和地球、大地和天空、星球和宇宙等三對范疇，顯示出天地連體、天人相系、寰宇相關的多層渾然化，構建起“日本-地球-星球”的結構，為推理解謎設定了宏偉氣勢，最終將對日本沉沒的詮釋引向巨型尺度的宇宙星空，在天地一體中讓《日本沉沒》的科技解說展現出恢宏的視野。

三、科技解說暗含的現實隱喻

在作品中，對日本國土沉沒進行科技解說的重要功能，是隱喻日本社會的停滯與沉淪，也就是將“三型兩態”與反思社會弊端實現兼容，造成對自然現象的解說與對人內心世界的講述相互推動，共同展示對危難的多層次思考，讓科技解說的形式內涵進一步具有社會價值。自然災害揭示了社會弊端，社會弊端歸根結底是人的本性問題。在“天地一體”的渾然性基礎上，科技解說對社會現實的暗示打造了“自然與人”的整體性。這一整體格局背后的邏輯，超越了推理解謎模式對自然規律的揭示，顯示出自然災害是社會危難的變形，是人類自身的異化導致自然對人的無情懲罰，同時也蘊含著個人對社會弊端的評判與厭棄。

在《日本沉沒》中，簡約解說與重點解說聚焦1982年熱浪滾滾、氣溫持續超過35℃的酷夏，墻壁出現異常裂縫，新干線因為地質和人為雙重原因出現工程質量問題，將自然異象導入社會領域。相應地，文本呈現人們浮躁焦慮的心態、社會的貧富兩極化以及各種反常事件。“三型兩態”的分布與對社會問題的折射犬牙交錯，尤其是簡約解說與日本當代生活圖景相互嵌入，地質異象與現實異象形成有機整體，讓文本埋藏著更為深沉的隱喻脈絡。鳥島附近的無名小島預示著日本列島的命運，同時小島“沉沒”事件又是日本民族“沉淪”的寓言，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在政治圈，政客對科學技術一知半解或全然不知，私欲膨脹，缺乏創新銳氣，在社會發展中貪利求穩，不思進取，形成爾虞我詐、相互傾軋的小集團，成為爭權奪利的政治野獸；二是在學術界，大部分學者媚上欺下，追求虛名，枉顧真理，求真求實的學術精神淪喪，為個人利益而良知泯滅，聽命政客的遙控指揮，成為沽名釣譽的馴化寵物；三是在外交中，由于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同時未進行深刻的謝罪反省，在重新崛起后也沒有積極改善與鄰國的緊張關系，反而在美蘇爭霸中被當作緩沖區或橋頭堡，在國際上無比孤立，科學技術只是經濟輸出的附贈品，日本成為經濟與技術上的巨人、政治和文化上的矮子；四是在社會上，大部分民眾追求安穩享樂，紙醉金迷，相互算計，黑幫械斗、草菅人命屢見不鮮，“毒皮士”（Dopist）肆無忌憚侵入住家吸毒鬼混，人們在忙碌中對頻發的危難早已麻木不仁。但即使面對危機，文本中的主要人物也未放棄清醒判斷，并和科技解說融為一體。小野寺駕駛深潛器進入海溝探險，與海底開發株式會社的高官吉村不擇手段地追名逐利形成對比，引發了小野寺對東京乃至現代社會的排斥反應。作品中這樣描述道：“整個大腦充滿了硬邦邦的疙瘩，那是在日本海溝八千米深的海底的高度緊張帶來的疲勞的后遺癥。東京這地方，到處都籠罩著郁悶、潮濕的渾濁空氣。擁擠不堪，數也數不清的人流，以及充斥著繁文縟節、令人厭煩的日常生活。所有這些，同深不可測的海底那面巨大的望不到盡頭的水墻留下的深刻印象撞擊在一起，產生出一種近似變態的、歇斯底里般的煩躁不安和膿包一樣的脹痛。” 可見，科幻文學對科學的轉化呈現出科學的社會屬性，科技是人類的科技，科技的發展是現實矛盾的另一面。

然而，《日本沉沒》中的科技解說還具有更沉重的現實指向。盡管地質異象與日本當代社會“浮世繪”相契合，但科技解說沒有局限在對日本民族現狀進行暗示，而是憂慮于整個人類社會的沉淪，顯示出《日本沉沒》中科學與人文融合的歷史深度—地球地核的熱能與社會發展所積聚的剩余精力，無處消耗，只能尋找發泄的孔道，形成深層的分裂狀態，最終造成不可預測的現實危難，這是對整個社會演進的描摹。時代在變，但是發展循環似乎又不變—民族國家從谷底尋求生存，前赴后繼勃勃崛起，創造奇跡，成功登頂，但在頂峰因自身發展不平衡和外部壓力而難以為繼、踟躕不前，這是人性惰性和平庸之惡的必然顯現。趨利避害和好逸惡勞的本能使人沉浸在對事物的“上手”狀態，創新創造的行動被安逸滿足的欲望代替，繼而造成整個社會安于現狀，失去前進的銳氣，繼而也如同達到地質學上的“錢德拉塞卡極限”后分裂沉淪，在不斷跌落中碰撞分裂、相互傾軋，最終整個民族重跌谷底，受人宰割，思忖復興。如此往復循環，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時時處于毀滅邊緣，整體覆亡的概率日益升高。人類社會的發展命運暗合于地球-宇宙的演化規律。由此可見，比日本沉沒更可怕的是人類沉淪，比現實危難更殘酷的是社會規律。《日本沉沒》從自然與人的整體性出發，通過對島國沉沒的科技解說暴露了人類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危難，為日本和世界建構出地獄景象。或者說，科技解說不是《日本沉沒》揭露社會現實的通道，科技解說內在的社會性本身就蘊藏著現實隱喻的維度。

四、科技解說激發的文化救贖

從整個文本看，《日本沉沒》中的科技解說是對自然和社會的認知。然而，一方面，簡約解說以絲絮態存在，無意構建堅實復雜的解說結構；重點解說雖然闡釋得相對充分，但分散在文本各處，無法形成解說合力；而最為專精的核心解說即便結構完整、論說完善，但仍然不斷出現田所博士解說自然現象的停滯。另一方面，科技解說的現實隱喻揭示了日本乃至人類社會面臨的弊端病癥，但超越現實、拯救人類的方向依舊隱晦不明。這就意味著，《日本沉沒》中的科技解說被有意設定為“未完型”，需要進一步激發文化內涵，形成“科技－文化”綜合闡釋體系，以最終完成對人類社會的救贖。在團塊狀的重點解說中，田所強調生命的至高地位，這說明科技解說必需人文精神指引，而人文精神中最核心的人之靈性蘊于文化中，因此需要以文化激活民族魂、激勵進取心、激發未來志，最終超越危難，走向新的輝煌。文化，是人類擺脫危難最深厚的力量之源，它脫胎于宗教神話和生活實踐，蘊含著人類知識和信仰的思維原型，在歷史中沉淀為相對穩固的意識形態和儀禮程序，對當下生活世界進行救贖性想象和重新賦予意義，突出表現為先在的直觀性和民族的精神性。科學當然彰顯文化，但文化早已蘊涵科學。《日本沉沒》中小野寺的同伴們對“大文字燒”的“文化對談”，是文本開始文化救贖的標志；在核心解說中，田所博士開啟了日本民族在歷史坐標與未來定位上的探討，引導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相向展開，其焦點是：“在我們所知的世界終結之后，生活究竟是個什么樣？”這是對“個人生命盡頭和人類演進終局”這一終極問題的翻版。《日本沉沒》的文化觀認為，生命是宇宙的化合生成，宇宙是萬物的融匯統一，這種觀念是“日本這一森林列島作為豐富的稻作風土的民族社會，在經營基于血緣和地緣的共同體宗教的過程中，以3世紀以來的大和朝廷為中心，以便與當時傳入的大陸文化尤其是佛教與道教文化相融合，一邊主要將國內各地的風土與家鄉的生命靈性作為神靈來祭祀的過程中形成的”，通過神、人、其他生靈融合輪轉，結成統一的生命共同體。人的精神因此能永恒存續。這樣看，人的死亡和國家毀滅就不再可怕。生是死的開始，死是向生的回返，這是真正的“視死如歸”，顯示出“生死循環”的同一性。可以說，在《日本沉沒》中，正是這種同一觀念為大毀滅中漂泊的靈魂注入了救贖因子。《日本沉沒》通過構建兩類拯救形象指引文化救贖。

其一，“智慧老人”形象。百歲老者渡是智慧的化身，他代表視死如歸的威權老者，也是人類生命守望者。這一形象在小松左京的多部小說中出現過，形成“智慧老人”群像。河合隼雄認為，老人“能夠保持著一個冷酷的距離從地底深處觀察和究竟這個世界，有時他會以完全相反的視角去觀察事物，并發現其中的結構。老人意識通常會從死亡的角度去看待生存”。智慧，是人以天賦直觀把握事物本質的能力。渡的智慧與田所將地質研究向“直覺”和“想象力”回歸，或把“敏銳”作為科學家最杰出品質是一致的；同時，作品中通過渡和部分有良知的政治家之口，痛陳日本傳統文化之失和日本現代社會之弊，這是“在國土喪失的滅亡之際，仍有為國民努力到底的政治家、繼續發揮作用的國家機構等‘不存在的東西’。通過描繪理想來告發‘應有之物’不存在的現實危險性，是日本科幻的拿手好戲”。渡接受了田所對日本沉沒的預判，引發其強有力的救災舉措，他為幫助田所等人開展海底勘測，不惜重金購買外國研制的深潛器，也成為文本中科技解說得以延續的有力保障；渡開導日本首相緒形盡早籌備救災工作，還暗中出售文物為日本移民積累資金；臨終之際，渡以仁厚宅心要求侍女花枝為日本多生后代，并寬慰黯然神傷的田所，最終表露自己的身世，暗示智慧血脈之源。渡的逝去與日本列島毀滅同步，又預示著日本民族走向新生。

其二，“永恒母親”形象。伊恩·布魯瑪認為，“在日本的兩性關系中，女人都是母親，而男人都是兒子”，進一步說，“兒子”是日本民族，“母親”是日本列島。兒子在母親的懷抱中，水乳交融，生生不息。在《日本沉沒》里共有21次將參加科考和救災的日本人物形象稱為“孩子”“嬰兒”，或說他們長著“娃娃臉”，這象征生命活力，也是對稚嫩的隱喻。日本人在母體中健康成長，但孩子要成熟，兒子要轉變為“英雄”，就必須殺死母親，獲得自立。這種“殺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殺害或消滅，而是通過突破原有懷抱，實現兒子和母親的共同新生，建立一種更強更新的母子關系，追求一個更永恒的“母親”。從這一意義上講，“日本沉沒”就是小松左京送給廣義母子關系的祭獻。然而，“廣義的母子關系”在哪里？核心解說突出了日本在太平洋的包容中這一亙古不變的事實，而在重點解說和簡約解說里，時刻強調日本以進軍海洋作為開拓的第一步；日本首相緒形在了解地質災難的基礎上提出改變民族的柔弱性格，塑造成熟堅強的新品質，尋找新的生存之地；田所最終并非為日本政府或體制盡忠，而是為日本精神殉難，其行為體現了作家“愛的是日本國土和民族共同體”這一創作情懷，更是在向新母親發出的呼喚，以此實現母與子的雙重新生。由上所述，生死被智慧光照，循環終化為永恒，生死循環的同一性觀念使形式內涵和現實隱喻得到文化精神的基座，科技解說激發出文化救贖的光暈。

綜上可見，形式內涵是現實隱喻和文化救贖的文本基礎，現實隱喻是形式內涵與文化救贖的社會動能，文化救贖是形式內涵和現實隱喻的終極旨歸。科技解說的三重維度相輔相成，成為科幻文學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小松左京對科幻文學探索的結晶。1963年，小松左京質疑蘇聯科幻作家葉菲列莫夫的“社會主義科幻論”，明確提出建立“獨立的‘文學的科學’，而不是科學的文學”。這就是說，小松左京反對追求所謂的“純”科幻，而是通過科幻文學展現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命價值，以開啟人類更美好的未來。但小松左京也不主張無限泛化科幻文學的疆域，《日本沉沒》等作品的創作實踐證明，科幻必須具備相對統一的品質，在危難中對人的生命、尊嚴、價值和創造性的弘揚。體現在他作品中，是以科技解說的三重維度表現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讓日本民族保持精神的統一和發展的動力。這樣看，科幻文學的科技解說不是對客觀世界的冰冷認知，而是通過跨學科視域領悟存在意義的必經之途。但在作品結尾，火車載著重傷的小野寺馳騁在茫茫寒夜，又滲透著作家對未知命運的焦慮不安，日本走向世界中如何能“真融入”而不會“遭肢解”？這是日本民族未來面對的危難，也是當下中國發展中遭遇的難題，尤其在政治經濟格局變化不定的今日更為緊迫。與世界圓融的根本，在于面對全球性危機我們能為人類提供怎樣的解決方案，并使之具有普適意義。《日本沉沒》中科技解說三重維度體現出的天地一體渾然性、自然與人整體性、生死循環同一性彼此激蕩、相輔融合，形成最廣博的“宇宙人性”，成為不斷化解新危難的途徑，也彰顯著科學力量與人文光芒。因此，《日本沉沒》中科技解說帶來的啟迪不僅是文學藝術的幻想，更體現了人類理想的真髓，最終為生命延根續脈，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