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序

即便在共同服從一個政權的時代里，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社會與政治組織形式也是截然不同的。為了全面理解東羅馬帝國與西羅馬帝國的相對文明地位，我們必須首先對這種區別了然于胸。

羅馬人起初是一個由武士組成的部落。他們的一切制度——甚至包括與財產和農業相關的制度在內——都同戰爭有關。西羅馬帝國（包括意大利大部分地區）的居民由不同民族構成。在被羅馬人征服的時代，他們要么處于較低的文明狀態，要么已經臣服于異族。他們通常被視為低等族裔，其民族制度的框架遭到了系統的破壞。因此，西部帝國的行省居民失去了一切民族紐帶，暴露于好戰民族的入侵之下——后者一旦進入文明狀態，便會努力尋求能夠滿足自身新需求的資源。因此，一旦羅馬政權的軍事力量無法驅趕這些外來者，行省居民便會面臨被征服、奴役或滅絕的命運——一切取決于入侵蠻族的利益或政策。

在希臘人居住的東羅馬帝國，情況則完全不同。在那里，羅馬政府的行政權力受到了民族制度體系的掣肘，因而連鄉村居民也能擁有對本地事務的若干控制權。這種滲透到民眾日常生活之中的小范圍行政與治安自治權緩沖了帝國權威的壓力。羅馬人意識到帝國治理中的這些部門是完全按照與政治權威脫節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盡管希臘人的地方制度不如征服者的中央集權那樣有力，它們卻具備強大的活力。它們的民族性甚至一直維持到了羅馬征服之后。而當羅馬政權由于日益衰微，逐漸開始忽視其行政職責的時候，這種民族性又再度被喚醒。

然而，盡管羅馬人在征服希臘時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了這些民族性元素，改變羅馬政權的時間也同樣在調整著希臘人的制度。不過，羅馬統治者、拜占庭皇帝乃至后來的法蘭克王公和土耳其蘇丹，都無法切斷希臘民族代代相傳的政治遺產。雖然這份遺產的價值確實在不斷降低，但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高貴的動機和堅忍的斗爭仍讓希臘民族恢復了自身的政治獨立地位。

即便作為被統治民族，希臘人的歷史仍然引人關注并富于啟示價值。希臘人是古代世界的唯一現存代表。在物質與精神力量從地球表面清除了之前的所有同輩、朋友和敵人后，希臘人仍舊保有自己的家園、語言和社會組織。毋庸置疑，這些民族元素的保存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于他們從祖先那里繼承的制度。本卷的寫作目標便是向公眾展示古代制度對羅馬政權統治下的希臘民族命運的影響，并努力說明其他因素是如何調整、支撐這些制度的。

在下文中，我們無法避免敘述已被吉本的才華描述過的那些事件。但分別研究羅馬帝國和希臘民族的歷史學家會從不同角度去看待它們。二者的觀察也許都是正確的，盡管由于我的能力和判斷力欠缺，本書中的相關內容作為圖景不那么精確，作為歷史又不那么感人。同樣的史實會促使我們對不同人物和不同時代得出各種論斷。歷史永遠是無法窮盡的。盡管我們已經讀過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大量相關史料，并似乎深入研究過他們的作品，能夠從同一批史料中發掘出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

在本書引用相應參考著作的時候，我經常選擇普通讀者手頭應該可以獲得的現代作品。為了分析如今已有公論的事實或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我們往往需要進行深入研究及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羅列一長串古代文獻名目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

1843年5月1日

文摘

希臘人和羅馬人從未嘗試團結起來，組成一個民族

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習慣和品味差異巨大，以至于他們之間的日常交往導致了兩個民族的彼此憎惡。出于自己也許都意識不到的偏見與忌妒之心，羅馬作家們向我們描述的帝國前幾個世紀中希臘人生活狀態的圖景其實是嚴重扭曲的。他們沒有留意到，亞洲和亞歷山大里亞的希臘人與希臘本土居民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追求地主恬靜生活或從事商業與農業的歐洲希臘臣民們在帶有偏見的羅馬人看來不值一提。事實上，身為希臘人的琉善曾將雅典寧靜、體面的生活同羅馬瘋狂、奢侈的生活放在一起對比。但在羅馬人眼中，行省居民的地位比農奴高不了多少，而商人們不過是一群被寬容對待的騙子而已。他們對希臘人性格的印象來自那些冒險家的舉止——他們從帝國東部富裕、腐化的城市涌入羅馬城來碰運氣；這些人由于追求時尚與品味而得到了富有的羅馬貴族們的厚愛。這些希臘人中地位最高的是文人和哲學、修辭學、語法、數學與音樂教師們。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被聘為私人教師，連羅馬貴族們也對這個群體另眼看待，因為他們跟自己的家族保持著親密的聯系。然而，住在羅馬城中的大多希臘人的工作是為首都提供公共與私人娛樂。我們看到他們從事的職業五花八門，從劇場總管到經常以身試法的詐騙犯。拉丁作家提供的證據也許十分準確地反映了羅馬城居民對希臘人的印象，他們對住在首都的希臘人的形象刻畫也并未失真。

然而，在談到希臘人時，羅馬人的口吻反映的往往只是傲慢的帝國貴族對一切異邦人的態度，即便那些希臘人跟他們私交甚篤。羅馬人將希臘人同帝國東部的大批異邦人混為一談，希臘人受到不分青紅皂白的譴責。這其實并不出人意料，因為希臘語乃是來自東方的所有異邦人使用的日常交流媒介。來自敘利亞、埃及和巴比倫的術士、巫師和占星者自然在交往圈子與社會風評方面跟希臘的冒險家難以分開。他們共同塑造了卑鄙可恥的希臘人形象，該形象起初指羅馬城內的亡命之徒，后來不公地泛指整個希臘民族。我們幾乎無須論證，當時在羅馬城中流傳的希臘文學其實跟希臘人的民族情感毫無干系。對于希臘人自身而言，治學是他們中間成功的教師們光榮、高薪的工作。但在羅馬上層階級看來，希臘文學不過是一種精神裝飾品，只是有錢人的嗜好而已。正是因為對希臘和希臘人知之甚少，朱文納爾從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斷定的事實出發，得出了希臘人生性喜歡撒謊，整部希臘史充滿編造色彩的結論。但想要回應那位羅馬諷刺詩人所說的“希臘騙子”（Graecia mendax），我們也可以引述琉善更巧妙的批評：羅馬人一輩子里只會講一次真話，那就是在他們立遺囑的時候。

面對羅馬人的指責，希臘人報以更強烈的（但并非更合理的）輕視。當兩個民族最初遭遇之際，羅馬人當然遠不如希臘人那么開化，盡管他們在美德和勇氣等方面勝出許多。羅馬人承認自己的劣勢，并欣然接受那個無力在軍事上抵抗自己的民族的教導。關于這種恩惠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羅馬人的感恩將希臘人的虛榮心刺激到了高漲的程度，以至于被征服者從未意識到，他們的主人最終在文學才能與政治、軍事等方面都超越了自己。希臘人似乎一直沒有想到，在后來的世代和遙遠的民族那里，一些羅馬作家已同他們的古典作家并駕齊驅。生活在塔西佗與朱文納爾時代的修辭學家從未想過，那些作家的原創性才能拓展了文學的疆域；也沒有任何文學評論家勸說他們相信，在完美融合了社交的文雅和冷靜的智慧后，賀拉斯的受歡迎程度已超越了希臘詩人。

關于希臘人傲慢的自我中心主義的一個例子足以說明，作為羅馬行省居民的希臘人在政治地位下降的過程中抱有怎樣的觀念。公元1世紀名滿希臘世界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哲學家、圖亞納的阿波羅尼烏斯（Apollonius of Tyana）訪問士麥那時，有人邀請他出席泛愛奧尼亞議事會（the Panionian Assembly）。在閱讀議事會法案時，他注意到文件簽署者使用了羅馬名字，于是馬上寫信給議事會代表，譴責了他們的“野蠻”行徑。阿波羅尼烏斯責備他們放棄了祖先的姓名，棄用了英雄與立法者的名字，自稱盧庫魯斯（Lucullus）和法布里奇烏斯（Fabricius）。當我們想到這一義正詞嚴的責難來自卡帕多西亞境內的圖亞納人，針對的則是血統已不復純正的亞洲希臘人時，會將之視為希臘民族虛榮心塑造的幻覺的有趣案例。

羅馬人從未熱烈崇拜過希臘藝術，盡管希臘的每個階層都為之心醉神迷。當然，征服者的民族自豪感和個人虛榮心往往會促使他們覬覦那些最著名的藝術品，將那些名氣最大的珍品運往羅馬城。作為商品，他們獲取的那些繪畫與雕塑已足以滿足羅馬人的品味。這一點著實是希臘人的幸運。毫無疑問，倘若羅馬人像他們孜孜不倦地追逐財富那樣嗜好藝術的話，他們將毫不猶豫地運用征服者的權利，把作為希臘諸城邦公共財產的所有藝術品運回羅馬共和國。恰恰是因為掠奪藝術品對于滿足征服者的貪欲而言微不足道，希臘才在金銀遭到劫掠之際保有她的雕塑與繪畫。兩個民族的巨大性格差異充分反映在這個例子中：在征服了敘拉古與科林斯之后，許多著名元老對馬塞盧斯和穆米烏斯帶回的希臘藝術品滿是厭惡之情。這種厭惡無疑在保護希臘藝術寶庫（那是希臘人民最重要的情感依托）免遭浩劫方面發揮了作用。西塞羅說，沒有哪座希臘城市會贊成變賣一幅繪畫、一座雕塑或一件其他的藝術品；與此相反，所有城市都隨時準備著充當藝術品的買主。帕伽馬的居民阻撓了尼祿欽差阿克拉圖斯（Acratus）的企圖，后者想從亞洲各城市中搶走最著名的藝術品。我們只要比較一下羅得島城邦與元首奧古斯都的舉止，就能清晰看出兩個民族對藝術的不同態度。當羅得島居民遭到“攻城略地者”德米特里烏斯圍困時，他們仍然拒絕毀掉樹立在廣場上的德米特里烏斯本人及其父親的雕像。但在奧古斯都征服埃及之際，他下令毀掉了安東尼在當地的所有雕像。不過，出于跟自己貴族地位不大契合的小家子氣，他接受了亞歷山大里亞居民一千塔蘭同的賄賂，放過了克莉奧帕特拉的雕像。希臘人對藝術的崇拜甚至勝過羅馬人對復仇的熱衷。那些將所在行省搜刮殆盡的羅馬行省總督也會掠走藝術品，對藝術品的搜刮始終被視為赤裸裸的劫掠行徑。在這方面最為臭名昭著的福爾維烏斯·諾比利奧爾、維勒斯和披索也是世人眼中最惡劣的羅馬官吏。

誠然，蘇拉從阿拉爾科麥尼人（Alalcomenae）的神廟中搶走了密涅瓦的象牙雕像，奧古斯都則劫掠了特吉亞（Tegea）宏偉神廟中的雕像，目的是懲罰該城市支持安東尼一派，但這些十分罕見的特例恰恰表明，羅馬人在行使他們的征服者權利時其實相當寬容。否則，史書記載的那些例外將會是他們容許哪些著名雕塑繼續留在希臘，而非他們將哪座雕塑運到了羅馬。當卡里古拉和尼祿恣意妄為地統治著地中海世界時，他們曾下令將許多著名藝術品運往羅馬城。其中，普拉克希特勒斯（Praxiteles）舉世聞名的小愛神（Cupid）像被搬運了兩次。克勞狄烏斯曾將它還給了特斯皮埃，它在二度被尼祿運走時毀于火災。羅馬城的大火毀掉了不可勝計的藝術珍品，尼祿為了裝飾首都、補償損失從德爾斐運來了五百座銅像，并下令大肆劫掠希臘和小亞細亞。此后，類似搶劫行為的記載少之又少，那是哈德良及之后兩位繼任者不大可能容許的行為。波桑尼阿斯在其希臘之行中對眾多的著名古代藝術品如數家珍，從這點來看，即便十分古老的建筑也并未遭到大規模破壞。在康茂德的統治時代之后，羅馬元首們便很少關注藝術了。建筑材料的高昂價值有時會導致古代藝術品遭到損毀，除此之外，它們往往能夠原封不動地矗立在原地，直到周遭的建筑化為塵土。在波桑尼阿斯時代至哥特人首次入侵希臘的近百年間，有人居住的城市里的神廟和公共建筑在總體面貌上跟羅馬軍團第一次開進希臘時相比并無多少差別。

查士丁尼時代帝國權力對希臘民族的影響

在很長的時期內，歷史學家并不關注民族情感和影響民眾生活的各項制度，這種現象并不罕見。那些信息的蛛絲馬跡往往被重要的歷史事件湮沒，后者仿佛是偶然因素、命運或上帝意志導致的結果。在那些情況下，歷史敘述就變成了史實的編年記錄，或一系列人物傳記的剪影。只要跟地方風俗、民族習俗和民眾的普遍觀念脫離了聯系，歷史就不再能提供它慣常富含的教益。東羅馬帝國的史籍往往呈現出這種面貌，差不多只是編年記錄的流水賬而已。東羅馬帝國的歷史學家很少揭示民族性或民眾的情感，僅僅復述著現實社會生活中的迷信觀念和黨派見解。盡管查士丁尼時代的波瀾壯闊使之在人類歷史中占據著醒目位置，相關史料為我們呈現的卻只是一系列孤立、前后矛盾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之處來自貝利撒留、塞奧多拉和查士丁尼的傳記回憶錄；最具啟發意義的教訓則來自立法活動對其他民族的影響。然而，顛撲不破的人類直覺斷定，這個時期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之一。這些歷史人物或許才具平平，但他們參與的事件卻造就了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古代世界的框架已經灰飛煙滅，后人只能懷著敬畏之心回望殘存下來的碎片——它們證明之前曾經出現過更為高貴的人物。東羅馬帝國雖然強大到了不畏懼任何外敵的程度，卻由于國家盤剝民眾、貪欲過重而日趨衰微。即便在當時最睿智的人士眼中，羅馬政權的腐敗痼疾也是無可救藥的，終將導致羅馬世界的分崩離析。在當時已知世界的范圍內，還沒有哪一種新型社會組織模式嶄露頭角。人類中的很大一部分（也許占到了大多數）依然生活在奴役狀態之中；奴隸仍被視為有智力的家畜，而非人類。社會注定要消除農業奴隸制來求得重生，但為了摧毀農業奴隸制，文明世界的自由居民必須降格到此前數個世紀中奴隸身處的貧困、無知地位。只有當奴隸和自由人同呼吸共命運時，階級偏見才能被摧毀，人類的生活狀態才能得到普遍改善，社會的重組才能開始啟動。最后，人類生存所需的必要條件也會激發慈善之舉。

查士丁尼時代是作為人類歷史的一部分而非羅馬帝國或希臘民族編年史的一章受到關注的。原本幾百年才能完成的轉變在一代人的光景里迅速完成了。無論是真實還是虛構，貝利撒留的一生都堪稱那個時代的縮影。在他的早年時代，羅馬世界人口眾多，十分富有，帝國處于富強之中。他征服了遼闊的王國和強大的民族，將俘獲的君王帶到文明的立法者查士丁尼腳下。隨后到來的是老年，貝利撒留遭到了身體虛弱、忘恩負義的主人的懷疑，陷入了貧困的深淵。從幼發拉底河畔到塔古斯（Tagus）河畔的廣大區域滿目瘡痍，饑饉與瘟疫橫行，城市變為廢墟，種族幾近滅絕。世人對此印象深刻。哥特語的詩歌殘篇、波斯文學中的傳奇故事和關于貝利撒留的傳說都告訴我們，后人對這個時代始終抱著濃厚興趣。

在查士丁尼登基之際，很多人覺得他能重建羅馬的權威，這并非毫無道理的預測。然而，在他去世之前，這一幻想已徹底破滅。通過充實國庫和重組軍隊，阿納斯塔修斯已經為改革財政制度、改善人民生活鋪平了道路。不幸的是，查士丁尼對自己繼承的巨大財富和高效軍隊使用不當，結果加重了帝國政府的負擔，該體系之后的改革變得毫無希望。但我們必須牢記，在查士丁尼統治后期急劇惡化的帝國內部資源耗竭問題，其實跟當時的社會結構密不可分。在長達六百年的時間里，羅馬政府一直統治著安寧（同人類的普遍命運相較而言）的地中海東部。在這段漫長的時期內，民眾已淪為帝國財庫的奴隸。查士丁尼的改革舉措旨在增加中央政府的權力和收入，反而加快了幾個世紀以來財政壓迫引發的不可避免的災難。我們只有對羅馬行政體系的本質進行整體觀察（盡管難以避免掛一漏萬），了解它對帝國全體居民的影響，才有可能準確把握當時希臘人的生活狀態。政府試圖對行政事務的各個方面實行集權化統治，但地方分離傾向卻在偏遠的行省中不斷發展。二者之間的矛盾乃是統治者的需求不斷膨脹、人民大眾的文明走向衰落的結果。這看似古怪，實則自然。帝國的內政管理在查士丁尼時代臻于完善：帝國權力終于在軍官和領圣俸的教士面前占據了上風，將他們置于國家行政部門的控制之下；皇帝的絕對權威得到了全面確立，系統掌控著軍隊、教會與國家。長達百年的謹慎治理為政府注入了新的活力，查士丁尼繼承了這份遺產，使自己成為羅馬帝國編年史上最偉大的征服者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君士坦丁時代到查士丁尼時代，皇帝的地位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在任何一種政體下，兩百年的時間都足以制造巨變。

誠然，從理論上講，領導征伐的皇帝可以跟治國安邦的君主一樣，擁有巨大的權力。按照時人的說法，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都是合法君主，在行使權力時同樣受到法律和習俗的影響。但將領和君王在地位上存在著本質差異，而阿卡狄烏斯登基之前的所有羅馬皇帝都是將領。軍隊的領導者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與士卒同甘共苦。他必須經常跟部下交心，確保他們的利益和觀點與自己一致。這種情感互動通常會建立一種密切聯系，士卒的意志能對將領的行為產生顯著影響，約束其極端舉止，至少使之遵守軍紀和軍事生活慣例。狄奧多西大帝之后的帝國軍事改革牢牢確立了羅馬皇帝們的政治優勢，皇帝不再同軍隊保持聯系，自視為領取薪餉的士兵們的主人——正如他是納稅的臣民的主人一樣。統治者已不再關注教會、宮廷、競技場派系之外的任何民意。然而，直到查士丁尼時代，絕對君主權力的直接影響才開始在行政細節中得到充分展現。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經注意到了各種背景，它們將公元5世紀數位皇帝的政策同臣民們的利益聯系在一起。查士丁尼看到，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已井井有條，帝國財庫中積聚了大量財富，軍紀得到了整飭，教會對信奉正統的皇帝予以鼎力支持。對于人類而言十分不幸的是，皇帝權力的擴張讓他不再善待自己的臣民，他覺得他們的利益不如公共管理的需求那樣重要。在羅馬帝國史上，查士丁尼的統治大大損害了臣民的道德、地位。在評價查士丁尼統治時代的種種事件時，我們需要牢記，那個時代的力量與榮耀有賴于阿納斯塔修斯打下的基礎，而查士丁尼則為莫里斯的不幸埋下了禍根。他摧毀了信奉異端的臣民的民族性，反而為穆斯林的征服鋪平了道路。

查士丁尼在登基之際的想法和地位合乎世襲君主的身份，但他也希望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建立明智、審慎的統治。他在出生和受教時只是一介平民，在登上帝位時已過45歲的盛年。他接受過十分良好的教育。查士丁尼本人擁有崇高的愿景。他工作勤奮，勤于理政，精通法律與神學。但他的才能較為平庸，判斷力較差，性格不夠果敢。盡管自己生活簡樸，他卻讓帝國宮廷的儀式變得更為奢華，在政府的公共活動中突出皇帝的唯我獨尊。雖然查士丁尼渴望榮譽，但他更在乎的是展示自己的權力，而非采取措施鞏固國本。

東羅馬帝國是一個按部就班、體系嚴密的絕對君主制國家。皇帝是政府首腦，是所有公共管理參與者的主人。但行政管理是一項龐大的事業，其細節需要技巧和科學。政府各部門任用的龐大官吏群體匯聚了一批專業人士，他們需要鉆研耗費畢生精力方能掌握的技能，憑借自己的才華和勤奮脫穎而出。每個政府部門都具備獨特的職業技能，其內部組織完美無缺，正如現代歐洲的法律部門一樣。羅馬皇帝不會突然心血來潮，想要設立一個財務官或首相的職位，正如現代統治者不會貿然增設一個律師崗位一樣。這一局面清晰地說明，教育和行政管理的知識已在羅馬政府中得到了良好延續。正如法律部門與教會中的情況一樣，這些知識始終維持著較高的水平，即便其他階層的文學技能已喪失殆盡。這也可以解釋羅馬政府具備的獨特韌性，還有它與生俱來的活力。即便它欠缺浴火重生的必要能量——那只能來自自由人對君主權力的影響，它至少沒有淪落到公開的無序狀態或統治無力的境地。只有羅馬行政管理部門的體系性，才能在一個內戰頻仍、外敵肆虐的時代阻止帝國的解體。由于這一體系性高于個人意志，它讓行政管理模式進入了一成不變的狀態，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臣民們都可以夸耀，他們生活在羅馬體制的保護之下。帝國體制的最大缺陷在于，民眾完全無法控制官吏們的道德舉止。跟純粹的審美趣味一樣，政治道德也是不能脫離公共輿論的環境的。

比之行政制度，東羅馬帝國的社會狀態經歷了大得多的變化。富有的貴族階層——他們的富可敵國和我行我素導致了早期元首們的恐懼和覬覦——早已滅亡。帝國宮廷成員與皇室構成了首都范圍內的上等階層。元老此時只是一批官吏，民眾在國家中只是納稅人而已。行政、財政和司法領域的官吏，還有教士和軍人都是皇帝的仆人，民眾——羅馬人民——則是他的奴隸。沒有任何共同利益或民族認同的紐帶能夠將各個階層團結為一個整體，并在他們與皇帝之間建立聯系。唯一的聯盟紐帶只有無處不在的壓迫，因為帝國政府中的一切都服從于充實財庫的需要。數百年來，羅馬政府奉行的嚴酷財政政策榨干了社會的全部積蓄，因為腰纏萬貫之人幾乎必然成為財產充公的對象。即便行省中的社會上層人士避免了那樣的命運，在帝國體制下，他們的財富也要被用來填補稅收不足的虧空。因此，各地方的富人迅速陷入了普遍貧窮的狀態。早在查士丁尼開始對行省施行一系列改革之前，社會上層階級的瓦解已經消滅了所有獨立的土地所有者。

這些改革的效果波及后世，對希臘民族的內部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古代，大部分社會都使用奴隸。奴隸在鄉村人口中占據很大比重。由于沒有受過什么道德教育，他們在精神層面上甚至遜色于北方的蠻族。恰恰是由于這一點，奴隸們是完全無力改善自身處境的。無論身處的行省是屬于羅馬人還是希臘人，是屬于哥特人還是匈人，他們仍然是奴隸。羅馬的財政制度先是造成了上層階級的衰落和富人的貧困化，最終把土地稅的重擔壓在了小地產所有者和土地耕作者的肩上。耕地的人成了對帝國財富至關重要的群體。作為向國家提供財政收入的主要群體，他們在財務官吏眼中的地位幾乎跟土地所有者同等重要。那些最早賦予奴隸若干權利的法令之所以頒布，是因為羅馬政府試圖阻止土地所有者不讓自己的奴隸耕種需要課稅的土地，而讓他們從事對奴隸主更為有利的工作——那將使得帝國財庫的收入減少或不再穩定。帝國財庫的貪得無厭使得廣大自由人口變得跟奴隸一樣貧困，從而消除了兩個階級之間的一大差別。當羅馬財政法律迫使在某塊土地上耕種三十年的自由人世世代代固定在同一塊地產上之后，人們不再覺得奴隸道德低下，他們的政治地位也變得同貧苦農民一般無二。從此以后，這些下等階層融合成了同一個階級：奴隸升為本階級的成員，自由人的地位確實下降了，但他們的沉淪是勞苦大眾地位的提升及奴隸制的終結必然會導致的結果。這便是東羅馬帝國的文明演進歷程。查士丁尼的各項巧取豪奪措施使自由人變得跟奴隸一樣貧窮，反而為人類整體生存狀態改善之際奴隸地位的提升鋪平了道路。

查士丁尼意識到，全帝國范圍內的地區性機構與團體，還有正統教派和異端的宗教集會，仍在支撐、控制著中央政府的權力。它們大多需要不菲的收入。古代世界的基本結構仍然存在著。人們每年還在提名執政官。羅馬城雖然已被哥特人征服，卻還保留著元老院。君士坦丁堡繼續享受著賽車競技表演。羅馬、君士坦丁堡、安條克、亞歷山大里亞和其他許多城市繼續接受著谷物配給。雅典和斯巴達還在按照小型城邦的模式治理民眾，仍有一支希臘行省軍隊守衛著溫泉關隘口。希臘各城市擁有自己的收入，維系著自己的道路、學校、醫院、武裝、公共建筑和水渠。城市向學者和醫生支付薪餉，并讓內部街道鋪滿干凈光亮的大理石路面。民眾享受著地方上的節慶與競技，盡管音樂已取代詩歌，劇場仍然面向公眾開放，提供娛樂活動。

與在意大利的狄奧多里克相比，在希臘的查士丁尼更迅速地掃除了古代世界的遺留。他是一個無情的改革者，并且他的改革完全是為了斂財。執政官的重要性被削弱了，目的是省下維持其體面的費用。在幾乎消滅了羅馬城全部舊有居民的意大利戰爭中，羅馬元老們也已消失。當羅馬城重新遷入人口后，城里似乎組織了一個元老院。但它只是沿用了之前的名稱，羅馬市政機構的權力已遭到致命打擊。羅馬樞機主教接管了市政事務，開始為未來的世俗統治做準備。亞歷山大里亞的谷物配給被取消，埃及希臘人的數目與地位不斷下降。侯斯羅斯攻陷了安條克，敘利亞希臘人的地位不再重要。

但希臘本土的希臘族裔和制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擊。查士丁尼攫取了各個自由城市的收入，剝奪了它們最寶貴的特權，讓它們以喪失收入為代價換取政治上的生存權。貧窮導致了蠻荒的狀態。除非借助帝國財庫的支持，世人已無法修繕或新建道路、街道和公共建筑。中世紀缺乏武裝的弊端已經在東羅馬帝國中有所體現。公共法令遭到忽視，但公共救濟卻得到了廣泛支持。教師和醫生失去了賴以為生的資助。地方政府繼續在虛弱不堪的狀態中茍延殘喘——查士丁尼的本意在于改革，從未打算摧毀它們。即便對他造謠中傷的普羅柯比烏斯也只是控訴他橫征暴斂，沒有說他摧毀了地方行政系統。由于希臘人身陷貧困之中，他們無法為地方政府提供新的資金，甚至交不起維持舊體系運轉的地方稅款。在這一危機關頭，教士與民眾之間的密切聯系，還有教會的強大影響力拯救了人民。共同的語言、情感乃至成見將教士和人民團結在一起。作為這一聯盟中最有勢力的階層，教士自然而然地接管了行省中一切公共事務的領導權。他們協助維持慈善制度，革新法令，并傳承醫術。他們維系著民眾的民間組織與市政組織。他們維系著希臘人的地方歸屬感，鞏固了民族組織的基礎。希臘教士在這一時期同獨立于中央權力之外的民眾地方性組織建立了聯盟，但現存史書并沒有保留多少相關材料。這種聯盟具有重大的民族意義，并在查士丁尼的改革導致地方貧困化后發揮著持久的作用。

正教會對希臘人民族情感的影響

我們有必要在此討論，作為政治機構和國家組成部分的教會，究竟對政府和民眾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雖然落腳點只會在它同希臘民族的聯系之上。教會與國家的政治聯盟有其惡的一面，這在教士參與挑起的迫害運動中得到了體現，當時頗為引人注目。查士丁尼及同時代的羅馬政府同正統教派之間的聯盟是由各派系的政治地位促成的。以皇帝為首的利益集團和正統教派的信奉者在阿非利加、意大利和西班牙擁有共同利益，這驅使他們用武力手段裁決觀點的是非。有些時候，即便在帝國統治范圍之內，政治勢力與神學勢力也有必要（至少世人相信如此）結成同盟。阿波利納里烏斯（Apollinarius）一人兼任埃及省長與樞機主教二職便是一個著名案例。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對阿里烏斯派、聶斯托利派、優迪克派和其他異端的宗教迫害是由羅馬政府和偏執的正統教派共同完成的。同樣受到二者迫害的還有柏拉圖主義哲學家、摩尼教信徒、撒馬利坦會教徒（Samaritans）和猶太人。查士丁尼借以強制統一宗教觀點、懲罰不同信仰的各種法律，在他的立法條款中占據著很大比重。可是，歷史仿佛有意想要告誡世人，徹底統一見解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作為最堅持正統的羅馬皇帝和正統教會最慷慨的庇護者，查士丁尼在晚年似乎相信耶穌的身體是不可朽壞的，他否定了基督的二重性，走上了背離《尼西亞信經》解釋模式的道路。

查士丁尼的宗教迫害導致的結果是，在異端信徒占據人數優勢的疆域內，對羅馬政權早已有之的不滿情緒演變成了無法消弭的刻骨仇恨。正統教會已越過了那個時代的正常信仰界限，希臘民族也過于緊密地同無關民族性、宗教性的迫害精神聯系在一起。由于希臘語成了行政與神學領域的語言，只有會希臘語的人才有機會擔任高級宗教職務。總的來說，希臘人的妒意促使他們質疑對手的信仰，目的是阻斷后者的晉升之路。于是，敘利亞人、埃及人和亞美尼亞人都因為自身的民族語言和文學而被推到了希臘人的對立面。

圣經很早就被翻譯成了各種還在使用著的東方語言。敘利亞人、埃及人和亞美尼亞人使用自己的語言為教會服務，還組建了學識、虔誠不亞于希臘人的行省教士團體。他們的宗教著述跟面向大眾的希臘宗教作品旗鼓相當。民族語言賦予了各行省的教會民族性。不同的政治背景導致了民族教會與皇帝們支持的正統教會之間的神學觀點對立。這種對立制造了駁斥異端的借口，或許有時還會讓行省居民的觀點被附會為異端信仰。但在神學事務中，很多亞美尼亞人和卡爾德亞人從未承認過希臘教會的權威，埃及居民也一直樂于同希臘人爭執。查士丁尼的宗教迫害打擊面極廣，有幾個行省的本土居民不再認可正統教會的權威，自行選舉了他們的主教。在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下，這種行為已近乎公開叛亂。事實上，在整個東地中海地區，對羅馬統治的敵意到處都同反對希臘教士的行為聯系在一起。一條古老的諺語在猶太人中間重新流行起來，它同時表達了民族、政治與宗教方面的仇恨情緒：“那些吃豬肉或教孩子希臘語的家伙是應受詛咒的。”

神圣與世俗的權力都很容易遭到濫用。因此，當希臘人將羅馬帝國的教會改造成希臘教會后，他們對待不使用希臘禮拜儀式的東部行省教士的態度難免會有些不公。民族差異很快就跟信條問題摻雜在一起，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一旦有新的問題出現，同國家政權聯手并掌握著教會內部神學資源的希臘教士肯定會站在正統信仰的立場上；行省的教士則始終面臨著被斥為異端的危險，這僅僅是因為他們不是希臘人。毫無疑問的是，這種局面激化了東方民族教會對羅馬政權的敵意。公元6世紀歷史中的大量證據表明，只要可行的話，一切擁有自己語言和文學的民族都應當擁有自己的民族教會。但羅馬帝國和希臘教會將之視為亞美尼亞人、敘利亞人、埃及人的民族獨立運動，對這些企圖加以鎮壓。這種做法使得帝國陷入了各種困境，并為波斯人侵入帝國心臟地帶和日后穆斯林征服東部行省，在事實上終結羅馬帝國的統治打開了方便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