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首都，怎樣建設首都？”習近平總書記曾向北京這座擁有2180多萬常住人口、1.6萬平方公里的超大城市拋出這一極具分量的時代之問。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動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體系”的戰略部署，這一重要論斷不僅為新時代首都建設錨定了航向，更賦予北京市檢察機關以更重時代使命——以檢察監督之力，促社會之治。

“首都工作關乎‘國之大者’。維護首都安全穩定、服務首都高質量發展，是北京市檢察機關必須擔起的政治責任。”近年來，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的殷切囑托下，北京市檢察機關向新而行、以質圖強，充分釋放數字革命驅動法律監督提質增效的重要引擎和關鍵變量作用，深耕超大城市治理的“檢察責任田”，通過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讓“看得見的正義”在數字時代擁有了更精準的表達。

法治中國行采訪團深入海淀區檢察院采訪。

數據賦能

監督利劍精準“出鞘”

“28個案件，僅1件是由被害人母親報警案發；28個案件，百分之百不止1個被害人。”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門檢察官王敬敬以“1與100%”的鮮明對比，道出了遭受網絡“隔空猥褻”的未成年人及所在家庭難以言說的痛。

2025年6月，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王敬敬檢察官辦案組使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發現未成年人權益受侵害線索。

一場由業務主導的“數字革命”，正在改變這場不對等的較量——2023年底，海淀區檢察院研發出全國首個網絡隔空猥褻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通過智能比對聊天記錄中的敏感關鍵詞、相關詞頻次的行為異常檢測等數據，智能識別犯罪蛛絲馬跡。

“運用模型，我們從2023年1月至今年5月期間辦理的28起隔空猥褻案中挖出了289條新的犯罪線索，經引導公安機關偵查取證，最終追加認定29名未成年被害人和29起犯罪事實。”王敬敬舉例說，在舒某隔空猥褻兒童案中，原本只有1名被害人，但通過數據碰撞，檢察機關又鎖定了46名潛在受害者、追加認定20起犯罪事實。舒某的刑期從基準刑五年以下，最終被頂格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六個月。

在北京市檢察院指導下，這一模型現已升級為“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大模型”。新版模型引入多模態協同推理架構和計算機視覺技術，建立了覆蓋網絡人身安全、產品安全等四大領域的七個風險場景監測體系，為未成年人打造了一道全方位、立體化的“數字防火墻”。

2024年1月29日，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數字檢察調度指揮中心揭牌。

在科技守護未成年人成長的同時，東城區檢察院正以“數字慧眼”精準清理“掛案”積塵。2024年5月，該院通過構建“共同犯罪終止偵查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依法監督公安機關對共同犯罪案件中不構成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進行終止偵查，解除強制措施，返還被查封扣押凍結財產，切實保障涉案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該模型成功上架全國檢察機關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管理平臺并在全國重點推廣。

“我們利用模型對2021年以來的相關案件全面篩查，對符合條件的近百名人員開展了終止偵查監督。”在監督模型建用人、東城區檢察院立案監督部門負責人趙杰看來，上述模型構建的價值不止在監督“掛案”本身，“終止偵查這一條款長期沉睡在公安辦案規定中，大數據模型使檢察機關的監督途徑煥然一新，推動監督模式從‘一案一撤’升級為‘一人一清’。”

“小切口”建模賦能法律監督，基層檢察實踐彰顯變革之力。數據顯示，北京市檢察機關自2023年深化數字檢察實踐以來，聚焦執法司法制約監督，建用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執行監督等122個模型，共監督案件2萬余件。

“在人員編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北京市檢察機關辦案量從2020年的5萬余件，躍升至2024年的13萬余件。在案件數量大幅增長的同時，監督質效同步提升。”北京市檢察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檢察長張朝霞坦言，“5萬”到“13萬”跨越的背后，正是北京市檢察機關深化數字檢察戰略，推動辦案模式從“人力驅動”轉向“數字驅動”的生動寫照。

民生為大

解鎖社會治理“善治密碼”

“檢察機關要切實發揮數字技術對業務的支撐和推動作用，推動法律監督由點到面、由個案到類案、由一域到全域的源頭治理、系統治理。”最高檢黨組對如何推動數字檢察縱深發展提出明確要求。

近年來，北京市檢察機關遵循“數字賦能監督，監督促進治理”改革理念，持續深化“中國式現代化，民生為大”的檢察實踐，注重在辦案中提煉社會治理的善治規則，更好守護人民群眾美好生活。

6月的北京邁入雨沛汛期。6月18日下午2時，北京市氣象臺發布雷電黃色預警。入夜后，一聲聲炸雷穿透雨幕。雷雨過后，城市安寧無恙。

2025年5月，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針對“督促成品油經營企業依法開展防雷檢測公益訴訟監督模型”的研發背景、構建過程等內容展開討論。

“未按規定開展防雷檢測的加油站，就是城市里的‘隱形炸彈’。”海淀區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部負責人王嬋媛說。2024年3月，海淀區檢察院在稅務數據中捕捉到一個危險信號——部分加油站增值稅發票中缺失“防雷檢測費”項目。該院以此為突破口，研發了“防雷檢測公益訴訟監督模型”，通過比對加油站名單和發票數據，鎖定7家未定期開展防雷檢測的加油站。同年4月9日，海淀區檢察院依法立案，并向主管部門制發檢察建議，推動開展專項整治。

7家油企、4家檢測單位被責令整改；對海淀區100余家易燃易爆場所進行全面“體檢”；“線上審核+線下執法”的雙軌監管機制同步建立……這場由數據引發的“排雷行動”，為城市安全筑起了一道“防雷結界”。

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通過“生態大腦”平臺及時發現污染環境違法犯罪線索。

2025年4月，北京市房山區“數字檢察工作聯盟”正式啟動，聚焦數字賦能與社會治理深度融合。

在房山區，生態安全在科技賦能下實現智慧監管、精準防護。6月3日，房山區檢察院與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下稱“中科院空天院”）聯合建用的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平臺正式亮相，這一“檢察+科技”的創新實踐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中科院空天院副研究員溫慶可介紹說，上述平臺通過整合空天遙感數據、多部門行政數據、12345市民服務熱線數據等多元信息，借助遙感衛星的“天眼”掃描與智能算法分析，實現了對非法采礦、非法傾倒垃圾等生態違法行為的精準識別。

北京市房山區檢察院開展數據碰撞及分析研判。

“平臺運行以來，已向我院推送案件線索166條，立案15件，為‘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生態環境違法犯罪提供了有力支撐。”房山區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部門負責人景宏晨補充道。

放眼北京，數字檢察的觸角已向更多民生領域延伸。2022年，北京市檢察院建立首都檢察版“接訴即辦”，依托法律監督數據模型應用，發現線索、監督辦案、推動治理，實現檢察工作與群眾訴求的深度融合。

針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假冒偽劣問題，北京市檢察院建立了“銷假銷劣類投訴涉刑線索未移送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推動公安機關刑事立案35件，促使行政執法機關查處64起行政違法案件。今年3月，通過對12345市民服務熱線相關投訴分析和大數據監督模型篩查，東城區檢察院發現部分影院存在未成年人觀影優惠政策不透明等問題，隨即向主管部門發出行政公益訴訟檢察建議，推動轄區16家影劇院全面整改。

“基于12345市民服務熱線數據，北京市檢察機關2024年以來建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71個，共立案6800余件，推動檢察履職更好地由‘條線分割’‘各自為戰’向‘融合履職’‘集成作戰’轉變。”北京市檢察院案件管理部門負責人楊靜表示，該院將持續深挖民生檢察數據資源，持續做實可感受、能體驗、得實惠的檢察為民。

管理增效

推動數字檢察向數智檢察迭代升級

東城區檢察院的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精準識破新型網絡傳銷“皇帝的新裝”；順義區檢察院建用“超市盜大數據預警模型”，推進超市盜竊犯罪治理……截至目前，北京市檢察機關累計建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340個，其中39個模型納入區域治理平臺，數字檢察的“北京實踐”已形成示范效應。

如何讓數字檢察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躍升”？北京市檢察院黨組正以首善標準作答這份檢察管理答卷。

北京市檢察院數字檢察部在全市檢察機關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研判管理。

記者了解到，深入實施數字賦能檢察戰略以來，北京市檢察院在全國率先成立了省級數字檢察部門，具體負責全市數字檢察工作統籌規劃和項目管理等工作。在其電子臺賬上，每一個基層檢察院所構建的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都要經歷“雙認證”的嚴苛篩選——業務條線從法律監督邏輯來把關，數字檢察部從技術應用實效來考評。

“我們建立的是動態‘活水機制’。”北京市檢察院數字檢察部主任閆仲毅告訴記者，線索成案量少、監督價值有限的模型，會被果斷“出賬”刪除，確保每一份數據都流向最具監督價值的“靶心”。

從預警到成案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檢察院出臺《線索核查督辦工作辦法》，加強線索交接督辦、指揮調度、跟蹤反饋，推動數字檢察發現的監督線索“顆粒歸倉”。近兩年，數字檢察對監督線索貢獻率穩定在60%。

伴隨著數智技術的不斷發展，數據碰撞比對初級形態逐步向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高級形態演進。對此，北京市檢察院黨組提出，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強化數智技術支撐作用，更好服務保障數字檢察戰略實施。

記者采訪發現，基層檢察院辦案檢察官對“數智”理念存有共識——從“數字”向“數智”的跨越，絕非簡單技術疊加，而是以智能賦能法律監督，使法治更“慧”、正義更“近”，為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注入數字法治動能。

如果說數字檢察專注“數據化”，解決的是“有沒有”的問題，那么，數智檢察則聚焦“智能化”，解決的是“好不好”的問題。如今，北京市檢察機關已初步形成了“市院統籌布局、統分定期調度、基層實踐運用、模型推陳出新”的數智管理格局。

一組數據印證著這場變革的深度——2024年北京市檢察機關依職權監督比重從4年前的7.4%提升至超50%。此外，刑事檢察案件總量穩定的同時，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案件比重從4年前的9.1%躍升至近四成，“四大檢察”協同發展的齒輪正被數智技術驅動得更加緊密。

“數智技術迅猛發展已更多可能將尚未揭曉的未來付諸實際的行動，數智檢察賦能當下、蓄勢未來的時代特征更為凸顯。北京市檢察機關要在推動‘數字檢察’向‘數智檢察’發展上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在建用法律監督應用場景體系化的大模型和單一應用場景的小模型‘兩端發力’，推動法律監督應用場景由零散向系統、線索發現和審查調查由數據歸集碰撞比對向智能篩查自主分析演進，逐步實現法律監督的有形覆蓋與有效覆蓋。”北京市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朱雅頻道出這場革新的未來預期與發展范式。

用智能化監督守護百姓美好生活

全國人大代表

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

創新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 伊彤

作為一名全國人大代表，我非常高興看到北京市檢察機關在數字檢察工作中取得了可喜成效，不僅讓法律監督更精準更高效，也讓老百姓實實在在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

海淀區檢察院研發的網絡隔空猥褻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過這個模型，檢察官從28個案件中挖出289條線索，追加認定了29名未成年被害人，把那些隱藏在網絡角落的罪惡揪出來，真是大快人心！這個模型在北京市檢察院的指導下還進行了迭代升級，可以把未成年人網絡安全的保護網織得更密更牢。

總的來說，北京市檢察機關數字檢察的創新實踐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保平安，像“防雷檢測公益訴訟監督模型”鎖定30家問題加油站，直接消除城市安全隱患；二是護生態，如利用衛星遙感技術，為“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生態環境違法犯罪提供了有力支撐；三是利民生，通過首都檢察版“接訴即辦”，解決了老百姓多少煩心事。

這些實踐讓我體會到，數字檢察是一場治理革命，而不是一時的花架子。期待北京市檢察機關進一步強化數字賦能，以智能化監督守護百姓美好生活。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 記者：李國明 徐日丹 史曉曦 簡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