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一個孤獨的政治家，他背后站著整個國家的命運，可到了最后，連自己的葬禮，也冷清得像一場誤會。

分裂的英雄

1975年4月30日，西貢淪陷，裝甲車沖進總統府，南越政權投降。

鏡頭掃過街頭，年輕士兵舉著北越紅旗，站在坦克上高喊口號，鏡頭之外，一個名字被反復提，黎筍。

但他并不在現場，他在河內，在最高司令部，緊盯每一條作戰電報。他早就不需要前線了。

西貢的淪陷，不是一次偶然，他為這一天準備了整整二十年。

1950年代，黎筍被派往南方，擔任越共南方局書記，他直接插手戰場，反對妥協。

主張武裝斗爭，拒絕政治談判，連胡志明也拿他沒辦法。

“我們不能讓美國人以為這里好欺負。”他在一次會議上拍桌子，決定擴大游擊區，隨后三個月，三百多個村莊易幟。

他設立地下政府，成立“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由北越秘密供給武器和糧食，他要的不是談判桌上的勝利，而是戰場上的割喉戰。

1968年，他主導策劃“春節攻勢”，大年初一，數十萬越共武裝分子沖進南越核心城市。

西貢、順化、峴港，幾乎一夜淪陷，美國使館被攻入，五角大樓震驚。

那一夜，美軍開始懷疑戰爭能否打贏，華盛頓的耐心崩塌，撤軍的日程開始加速。

這場戰爭，是黎筍賭上的一切，他不信和平，他不信外交，他只信鐵與火。

勝利之后

戰爭結束，他站在最高處，但沒有掌聲，只有問題。

統一之后的越南，是一片廢墟，北方幾十年戰火不斷，南方經濟體制完全不同。

工業幾乎癱瘓，南越城市里積壓著上百萬“待轉化分子”，黎筍卻拒絕南方模式，堅決推行計劃經濟。

“資本主義毒害越南，”他公開說，“統一的越南，只能有一個方向。”

于是，南越的大戶被抄家，私企被國有化，百萬“資產階級”被送去再教育營，整個西貢，像被掀了屋頂。

很多南方人當時說，他們被“解放”，但家卻沒了。

他在和平時期，仍然選擇用戰爭的邏輯管理國家。

吞不下的野心

1978年，他又開了一場戰爭，這一次是進攻柬埔寨。

紅色高棉政權殺戮成性，越南以“維護地區安全”為由出兵，但真正原因，是邊境沖突，和越南在中南半島的野心。

戰爭開始不到半年，越南陷入泥潭，柬埔寨叢林潮濕，補給線冗長，紅色高棉轉入游擊戰，越軍死傷飆升。

每年軍費支出超過全國財政的三分之一，國內物資開始斷供，城市排隊買米的長龍延伸兩公里。

中國中斷援助，轉向支持紅色高棉，中越邊境局勢惡化，黎筍命令40萬軍隊常駐前線。

全國總兵力達到120萬，占總人口2%，這在當時的世界，僅次于蘇聯。

越南官方稱之為“保衛祖國”，但老百姓的說法更直接：“我們把飯都給了士兵，連孩子都吃不上。”

1981年，河內一名女工接受法新社采訪，被問及國家現狀，她只說了一句：“希望我們下一任領導人，讓我們吃飽。”

這句話傳回國內后沒有被封殺，而是在酒館、工廠、市場口口相傳，它成了那個年代最直接的控訴。

國葬冷場

1986年7月，黎筍去世，河內降半旗，國家為他舉行國葬，場面隆重，規格堪比胡志明，但街頭冷清，沒有自發哀悼，沒有人淚流滿面。

只有部隊、官員、政府人員列隊，普通人站得遠遠的。

一位法記者寫道：“黎筍的葬禮，不像送別一個英雄，更像結束一段漫長的誤會。”

而在他死后的那個冬天，越南政府宣布貨幣改革，幣值腰斬，物價暴漲三倍，有人說，那是黎筍留下的最后“遺產”。

被切割的歷史

他的名字沒有消失，但被壓縮、簡化，逐漸從教科書中淡出，他的照片仍掛在一些會議室里，但沒有人提起他關于柬埔寨的講話。

越南政府后來對他的官方定位只有一句：在民族解放中做出“重大貢獻”，經濟、外交、改革，沒有提及。

1986年底，長征上臺，一紙文件下令全面轉向“革新開放”。

撤軍、改革、與中國建交，幾乎在一年內推翻了黎筍的所有政策。

而那張官方發布的“路線轉向”通知，后來被越南學界稱為“間接的罪已詔”。

沒有人直說他錯了，但所有行動，都在否定他。

被拋棄的路線

1985年，越南物價失控，市場上，一斤米的價格可以在一周內翻兩倍，市民跑到商店排隊，排到時只剩鹽，醫院藥品耗盡，醫生用開水擦傷口。

這是黎筍遺留下來的國家。

為了“整頓經濟秩序”，政府推出一項“調價+換幣”政策。計劃是：物價統一，控制通脹，打擊投機。

但沒人告訴老百姓，換幣當天清晨開始，銀行窗口只開六小時。

當天上午，數千人涌進國營銀行，爭相兌換舊幣，有人手里攥著整麻袋現金，抱著孩子排隊，到中午，有人直接在柜臺外昏倒。

很多人，帶著幾年的積蓄，一分錢沒換回來。

接下來的三個月，越南爆發大規模通貨膨脹，部分地區月通脹率超過100%，政府緊急限制現金流通，但效果為零。

那年冬天，糧票斷發，黑市暴漲，南部一些省份的家庭賣掉全部家具，只換回一袋米。

一名老兵在報社來信中寫道：“我為國家打了十年仗，最后吃的是稀飯和羞辱。”

軍隊開始私賣武器換錢，運輸部門以“戰時機制”為借口中斷物流，官員大量流失，經濟失控，財政癱瘓。

1986年，黨內終于爆發激烈爭論，以長征為首的改革派，提交路線更改提案。

主張全面革新，逐步私有化，放棄意識形態輸出，承認戰爭政策失敗。

有記錄的那場會議里，有一位元老站起來問：“我們為統一犧牲了三百萬生命，最后換來的是饑餓和怨恨？”

沒人回答。

幾個月后，黎筍死，改革全面啟動，他的政策被成批廢除，他的文件被封存，他的忠實追隨者，被調離要職，或退或休。

沒有清算，也沒有清明。只是迅速抹去。

中越分岔口

同樣是1978年，中國也站在岔路口，但選擇了另一條路。

當時的中國，經濟總量與越南相差不多，人均GDP、工業產值、糧食供應，都處在低位。

兩個國家，都剛從戰爭走出，資源緊張，內部問題堆積。

中國選擇的是改革，越南選擇的是擴張。

結果逐漸顯現，到1992年，中國GDP是越南的7倍，越南那年還在談“溫飽問題”，中國在談“個體戶”、“外資引進”、“南巡講話”。

越南國內輿論開始變化，不少知識分子提出疑問：“如果1978年，我們不是出兵柬埔寨，而是開放南越，我們現在會在哪？”

有文章寫道：“我們本有機會，成為東南亞的橋梁，但我們選擇做了炮臺。”

這種聲音開始出現在高校講座、地方期刊，也出現在基層干部的談話中。

當年參與南方改造的老干部，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從一個敵人手里奪下南方，然后自己把它毀了。”

現實打臉得干凈利落，1991年，中越關系恢復，同年，越南主動申請加入東盟，走向區域合作路線，這是黎筍生前最反對的兩件事。

1993年，《越南近代史》新版教材刪去了對“柬埔寨出兵”的具體描述，統一戰爭仍然被稱為“偉大勝利”，但不再提“黎筍領導”。

到2000年，越南幾乎完全實現經濟自由化，外國品牌進入，私營經濟成為支柱，外資成為國策。

城市街頭的標語，從“準備戰斗”變成了“服務發展”。

黎筍留下的，只是歷史懸而未決的一問：“國家的勝利，能否抵消人民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