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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小區里沒有如今這般“正規”的物業公司，日常瑣事由居委會一肩挑擔。鄰里相熟，管理成本低，雖不精致卻也平穩。如今物業公司林立，一些居民卻怨聲載道：“物業服務沒見著，煩惱和物業費倒是見漲了！”在物業費與獲得感嚴重錯位的情境下，“取消物業，重回社區代管”的呼聲開始萌動。這究竟是解決痛點的理想回歸，還是對昔日安寧的浪漫懷舊？

一、社區代管的“樸素年代”：優勢與局限

在物業公司尚未普及的年代，居民委員會（或其類似組織）承擔了大量基層管理職責。其優勢的確鮮明：

1. 低成本運行：無專業公司利潤追求，主要依靠少量補貼與居民象征性繳費，管理費用顯著低于專業物業；

2. 人情化紐帶：管理者即鄰居，溝通直接，矛盾常消弭于日常交往之中，柔性管理方式更易被接受；

3. 信任基礎：居委會作為基層政府延伸組織，天然具備一定公信力，居民在情感上更易認同。

然而，這看似和諧的“歲月靜好”背后，也隱藏著難以回避的現實困境：

1. 專業能力匱乏：應對現代小區日益復雜的設施設備（電梯、消防、安防、智能系統）維護、專業綠化養護、規范化保潔等需求，居委會人員往往力不從心；

2. 資源人力短缺：居委會本身職責繁重（涵蓋黨建、計生、社保、調解等），人員編制和經費有限，難以投入足夠精力進行精細化管理；

3. 管理邊界模糊：服務標準、權責界定不明晰，易陷入“該管不該管”的模糊地帶，導致部分需求被忽視或服務不到位；

4. 可持續性存疑：主要依賴行政力量和居民自覺，缺乏穩定、透明的資金保障機制和長效管理動力。隨著小區老化、設施更新需求增大，其弊端愈發凸顯。

正是這些局限，推動了專業化、市場化的物業管理模式引入。

二、物業困局：市場失靈與信任危機

引入物業公司本意是為解決社區代管的專業性和效率問題，但現實中，部分物業公司的表現卻加劇了矛盾：

1. 服務與收費嚴重背離：收費積極，服務卻打折甚至缺位。保安形同虛設、保潔敷衍了事、報修響應遲緩、公共收益成謎，居民體驗感極差。

2. 角色定位嚴重扭曲：從服務者異化為“管理者”甚至“統治者”，態度蠻橫，動輒以停水停電相威脅，將服務關系異化為對立關系。

3. 信息壁壘與信任崩塌：物業費收支、公共收益使用嚴重不透明，暗箱操作空間大。業主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被剝奪，導致強烈不信任。

4. 監管乏力與退出艱難：主管部門監管常流于形式，業主大會召開難、業委會成立難運作更難，導致“劣幣驅逐良幣”，更換物業成本高昂。

當物業服務未能體現其應有價值，反而成為負擔和煩惱源時，居民懷念“沒有物業”的時代便不難理解。然而，簡單地呼吁“取消物業，回歸社區代管”，真的是理性可行的解決方案嗎？

三、取消物業、回歸社區代管？理想與現實的鴻溝

“取消物業”看似一勞永逸，實則面臨巨大挑戰，很可能陷入新的困境：

1. 專業能力鴻溝難跨越：現代小區復雜的設施運維、專業化服務要求（尤其是新建中高端小區），遠非缺乏專業訓練和資源的社區組織所能勝任。電梯安全、消防隱患等問題若因管理不善引發事故，責任誰擔？

2. 社區組織“不堪重負”：居委會法定職責已極其繁重，編制和資源有限。若再全面接管原屬物業的龐雜事務（安保、維修、清潔、綠化、收費等），將遠超其承載能力，最終可能導致“兩頭都顧不上”。

3. 資金保障與可持續性難題：社區代管模式下，如何建立穩定、充足、透明的資金籌集和使用機制？如何定價？如何強制繳費？缺乏市場契約約束，易陷入“搭便車”困境和資金枯竭。

4. 權責利混亂風險高：社區組織非專業服務機構，缺乏明確的服務標準和追責機制。服務不佳時，居民投訴無門；出現公共設施損壞或安全事故時，責任主體模糊，賠償能力有限。

因此，“取消物業”并非萬能鑰匙，盲目回歸“社區代管”可能只是用一種不成熟取代另一種失靈。

四、破局之道：重塑關系與多元共治

解決物業困局的關鍵，不在于非此即彼的選擇，而在于構建權責清晰、監督有力、服務為本的新型社區治理體系：

1. 強化業主自治核心地位：

依法成立并做實業主大會/業委會：這是業主行使權利的核心平臺。降低成立門檻，規范選舉程序，提供法律和實務指導，保障其獨立性和代表性。

提升業主參與能力：加強對業主的普法宣傳和自治能力培訓，明確其權利（知情、決策、監督、選聘解聘物業）和義務（遵守規約、按時繳費）。

2. 重塑物業服務契約精神：

“質價相符”透明化：推動物業服務標準和收費標準精細化、菜單化、透明化。物業合同必須明確服務內容、標準、頻次及違約責任。

公共收益陽光化：強制要求物業定期（如每季度）公示詳細的收支報告（尤其是廣告、場地租賃等公共收益），接受業主質詢和第三方審計。

完善市場準入與退出：建立更嚴格的物業企業資質管理和信用評價體系，暢通業主依法依規選聘、解聘物業的渠道。

3. 明確政府監管與服務支撐：

加強穿透式監管：街道、房管部門需切實履職，對物業服務質量、收費標準執行、公共收益管理進行常態化、有效監督，對違規行為嚴厲懲處。

賦能社區治理：強化街道、社區黨組織對業委會工作的指導和監督，搭建有效溝通平臺，協調矛盾。為社區提供必要的法律、財務、工程等專業支持資源。

探索“信托制”等新模式：鼓勵試點物業費“信托制”管理模式（物業費屬全體業主共有財產，由受托方在業主監督下透明使用），從機制上保障資金安全和業主權益。

4. 探索因地制宜的多元模式：

老舊小區：政府可加大托底保障和補貼力度，支持社區組織在居民充分參與下，探索“社區牽頭+準物業/居民自管+專業外包”的混合模式。

規模適中、自治基礎好的小區：支持業主大會/業委會自主選聘優質物業，或探索高水平的業主自管（需配備必要專業力量）。

新建/高端小區：仍需依靠專業化、市場化的優質物業服務，重點在于通過強有力業委會實現有效監督和契約化管理。

物業困局折射出的是城市化進程中社區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短板。取消物業并非萬能鑰匙，社區代管亦非簡單回歸就能解決的答案。真正的出路在于打破單一思維，構建一個以業主有效自治為核心、物業服務回歸契約本質、政府監管精準有力、社區組織協調支撐的多元共治新格局。這需要業主權利意識的覺醒、物業行業的規范自律、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升。唯有如此，方能從“物業煩惱”的泥潭中走出，讓家園真正成為安居樂業之所。物業服務不應是居民生活的負擔，而應是家園溫暖的支撐點。當服務歸位，信任重建，我們才可能從“治理之困”走向“安居之實”。

（本文案例來源于公開報道，觀點僅供參考。部分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告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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