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這個東西，看起來很虛，但它比我們想象的要強大得多。

很多人看不起經濟學，說你們辯論的這些東西有什么用啊，在現實中有一毛錢用嗎？

英國那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說過一句特別有名的話，他說：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無論是對是錯，其力量之大，都遠超出人們的想象。……當權者的狂亂，究其實，不外是若干年前學術界涂鴉者的思想的結晶。’

換句大白話說就是： 今天政客們在臺上喊的那些激動人心的口號，很可能只是某個思想家，在幾十甚至幾百年前，書房里一個不經意的念頭。

而我們今天要解剖的這個 ‘ 念頭 ’ ，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殺傷力最強、流毒最廣、帶來最大災難的經濟學觀念，沒有之一。

它就是 —— 勞動價值論 。

它的核心思想，簡單到小學生都能聽懂： 一個東西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

你可能會說，老古，這有什么問題嗎？

這不挺符合我們的直覺嘛！一個工匠，辛辛苦苦花了一個月時間，精雕細琢出一把椅子，它當然比隔壁工廠用機器一分鐘壓出來的一把塑料凳子，要更有 ‘ 價值 ’ 啊！

你看，問題就出在這個 ‘ 直覺 ’ 上。

這個看似無害的、充滿對 ‘ 勞動者 ’ 同情的觀念，一旦被推向極致，就會得出一個石破天驚、足以讓整個世界血流成河的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 既然所有價值都是由勞動創造的，

那么，利潤就是盜竊！

今天，我們就要來追根溯源，看看這個 ‘ 利潤即盜竊 ’ 的觀念，是如何從一個學術界的 ‘ 思想胚胎 ’ ，一步步發育成熟，最終成為全球 ‘ 反資本 ’ 運動最堅硬的、最 ‘ 科學 ’ 的理論武器的。

誰提出了勞動價值論？

咱們先坐上思想的時光機，回到 18 世紀的蘇格蘭。

那兒有位偉大的思想家，叫 亞當 · 斯密 。他被譽為‘經濟學之父’，寫了一本開天辟地的巨著，《國富論》。

斯密想搞清楚一個基本問題：市場上那么多商品，它們的價格，到底是怎么決定的？

他觀察、他思考，然后發現了一個讓他特別困惑的悖論，后人稱之為 ‘ 水與鉆石的悖論 ’ 。

他說，你看，水這個東西，對人的生命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它的 ‘ 使用價值 ’ 可以說是無限大。但它的價格（交換價值）呢？幾乎等于零。

而鉆石呢？除了亮閃閃，能討姑娘歡心，它有什么用？在當時看來，它的 ‘ 使用價值 ’ 幾乎為零。但它的價格，卻高得嚇人。

這是為什么呢？

偉大的斯密，被這個問題給難住了。

由于解決不了這個難題，他在解釋商品價值來源的時候，就更多地倒向了另一個方向 —— 生產成本 。

他覺得，一個東西的價值，主要還是看生產它付出了多少辛苦和麻煩，特別是耗費了多少 勞動 。

你看， ‘ 勞動價值論 ’ 的思想萌芽，就在這里誕生了。

一個思想家，僅僅因為他解決不了水鉆悖論，于是就自我妥協，搞了一個勞動價值論出來，他沒有想到，僅僅這一個妥協，就讓世界無數人頭落地，災難四起。

斯密之后，又來了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叫 大衛 · 李嘉圖 。

他是個更徹底的邏輯推演家。他把斯密的想法給系統化了，他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 幾乎完全 取決于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時間。

但真正把這個理論推向極致，并把它變成一把鋒利無比的政治武器的，是那位我們都如雷貫耳的人物 —— 卡爾 · 馬克思 。

馬克思，那可真是個“天才”。

他看到了斯密和李嘉圖理論里的漏洞，并試圖用更嚴謹的方式去完善它。

比如，他提出了 ‘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 的概念。

他說，決定價值的，不是你張三花了多少時間，而是全社會在平均技術水平下，生產這個東西需要花多少時間。

這就避免了 ‘ 越懶的人生產的東西越值錢 ’ 的笑話。

他還提出了 ‘ 抽象勞動 ’ 的概念。

他說，創造價值的，不是你木匠、我鐵匠這種具體的勞動，而是一種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

在打好了這些理論補丁之后，馬克思就祭出了他那致命的、足以顛覆世界的 ‘ 殺手锏 ’—— 剩余價值理論 。

他的邏輯推演，像一個精密的三段論，非常具有說服力：

大前提： 根據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所有價值都是由工人的勞動創造的。

小前提： 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只夠工人維持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也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

結論： 工人一天工作8小時，可能前4個小時，就已經把自己一天的工資給掙出來了。那后4個小時，他創造的價值去哪兒了？——被那個不勞動的資本家，給無償占有了！

這多出來的、被無償占有的部分，馬克思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剩余價值’。

利潤、利息、地租 …… 所有非勞動收入，在馬克思看來，都來源于對工人 ‘ 剩余價值 ’ 的瓜分。

這就是 ‘ 剝削 ’ 。

而且，馬克思認為，這種 ‘ 剝削 ’ 不是因為哪個資本家心太黑，而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必然結果。

資本家為了在競爭中生存，必須不斷地去追逐更多的剩余價值，這就會導致越來越嚴重的階級對立和經濟危機，最終，資本主義必然滅亡，被一個沒有剝削的、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

你看，這套理論，是何等的宏大、自洽、且具有煽動性！

它為全世界所有受苦受難的勞動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觀：

它解釋了你為什么窮 ：不是因為你笨，也不是因為你懶，而是因為你被剝削了！

它指出了你的敵人是誰：就是那個占有生產資料、不勞而獲的資本家階級！

它為你指明了出路：那就是團結起來，通過革命，推翻這個不公正的制度，‘剝奪剝奪者’，建立一個屬于我們勞動者自己的世界！

最厲害的是，馬克思宣稱，他發現的，不是什么道德說教，而是像牛頓發現萬有引力一樣的‘科學規律’。

這套 ‘ 科學 ’ 的理論，就像一顆思想的種子，被播撒到了 19 世紀歐洲那片因工業革命而矛盾叢生的土壤里。

很快，它就生根發芽，長成了參天大樹，并結出了一顆顆或苦澀、或血腥的果實。

接下來，我們就來 看看，這顆種子，在不同的國家，是如何結出不同的果實的。

歐洲美國傳播的后果

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通過各種左翼知識分子、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組織，在歐美工人階級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對于一個普通的、每天在工廠里辛苦勞作 10 個小時的紡織工人或者鋼鐵工人來說，他可能讀不懂《資本論》里那些復雜的推演。

但他能聽懂一句大白話： 老板的利潤，就是從我們身上偷來的！

這句大白話，就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他理解這個世界的大門。

他過往所有遭受的不公、疲憊和屈辱，一下子都有了解釋。

原來我的貧窮，不是我的錯，是他的錯！

我們之間的關系，不是合作，而是戰爭！

在這種觀念的武裝下，整個社會的輿論氛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在各種左翼的報刊、雜志、漫畫里，資本家不再是亞當 · 斯密筆下那個推動社會進步的 ‘ 無形的手 ’ 的一部分，而被刻畫成了一個戴著高頂禮帽、挺著大肚子、嘴里叼著雪茄、手里拿著鞭子、吸食工人血汗的、貪婪而邪惡的漫畫形象。

勞資矛盾，不再被看作是可以通過談判協商來解決的利益分歧，而被定義為不可調和的 ‘ 階級斗爭 ’ 。

罷工，不再僅僅是爭取更高工資的經濟手段，而被賦予了一種神圣的、革命的色彩。

它是工人階級反抗剝削、彰顯階級力量的正義之舉。

美國著名的工運領袖， 尤金 · 德布斯 ，他曾是美國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就公開宣稱：‘只要還存在一個下層階級，我就是其中的一員；只要還存在一個犯罪成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只要監獄里還有一個靈魂，我就不是自由的。’

這種極具道德感染力的語言，將勞工的經濟訴求，升華成了一場解放全人類的圣戰。

在這股強大的、以 ‘ 階級斗爭 ’ 為核心的輿論推動下，歐美各國的政治天平，開始系統性地向勞工傾斜。

一系列旨在 ‘ 限制資本、保護勞工 ’ 的管制法規，被相繼出臺。

第一，是確立工會的壟斷性談判地位。

在美國， 1935 年通過的《瓦格納法》 ，被譽為 ‘ 工會的大憲章 ’ 。

它明確規定，一旦一個企業的大多數工人投票選擇成立工會，那么這個工會就成為所有工人 ‘唯一且排他性’ 的合法代表。企業主 必須與工會進行‘善意’的談判。

這實際上，是 用國家法律，授予了工會在勞動力供給上的壟斷權 。它剝奪了那些不愿意加入工會的、或者想和老板單獨談條件的工人的自由。

第二，是推行全國性的最低工資法。

理由很簡單：既然資本家總是想盡辦法壓低工資，那政府就必須劃定一條底線，來保護最弱勢的工人。

1938 年，美國通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首次在全國范圍內設立了最低工資標準。

第三，是對企業利潤和富人收入征收高額的累進稅。

既然利潤是 ‘ 不義之財 ’ ，那政府通過稅收，把它拿過來，再用于社會福利，就顯得天經地義了。

在二戰后的幾十年里，美國和英國的最高邊際所得稅率，一度高達 90% 以上！這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這套基于 ‘ 勞動價值論 ’ 和 ‘ 階級斗爭 ’ 敘事的管制體系，最終帶來了什么呢？

在歐洲 ，尤其是在英國、法國、意大利這些工會力量極其強大的國家，從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經濟陷入了一場長期的、被稱為‘歐洲硬化’的慢性病。

因為強大的工會和僵化的勞動法，企業幾乎無法根據市場的變化來調整人員。

工資的增長，不是取決于生產率的提高，而是取決于工會談判的強硬程度。結果是，企業失去了國際競爭力，投資意愿降到冰點，失業率節節攀升。

在美國 ，同樣的故事也在上演。

以汽車和鋼鐵行業為例，強大的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 和 鋼鐵工人聯合會 ，為它們的成員爭取到了全世界最高的工資和最慷慨的福利。

但代價是什么？

是底特律的汽車巨頭們，其勞動力成本，遠遠高于來自日本和德國的競爭對手。當 70 年代石油危機爆發，消費者開始青睞省油的日本車時，這些龐大而僵化的美國公司，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掉頭。

最終的結果，就是我們在第二章看到的 ‘ 鐵銹地帶 ’ 的形成。

大量的工廠倒閉，數以百萬計的工會崗位消失。

諷刺的是，那些被工會 ‘ 保護 ’ 得最好的工人，最終卻成了這個制度最大的受害者。他們贏得了眼前的每一場戰斗，卻輸掉了整場戰爭。

一個清晰的鏈條再次浮現：

“ 勞動價值論 ” 的錯誤觀念 → 催生出 “ 勞資對立、階級斗爭 ” 的負面輿論 → 推動了 “ 強化工會、最低工資、高額累進稅 ” 的系列管制 → 最終導致了 “ 歐洲硬化 ” 和 “ 美國銹帶 ” 的經濟災難。

一個錯誤的經濟學理論，一旦與強大的社會情緒相結合，并轉化為國家政策，其破壞力，可能比任何一場戰爭都要持久和深遠。

而這，還只是 ‘ 勞動價值論 ’ 在發達工業國家的表現。

當這顆思想的種子，被播撒到拉丁美洲那片充滿了殖民創傷和民族激情的土壤里時，它又會結出一顆什么樣的、更加奇異的果實呢？

南美的解放神學

有一個問題，很多人搞不懂。

那就是明明南美主要是白人，主要來自于歐洲，勞動力又巨豐富，他們與歐洲美國可以說宗教相同，語言相同，為什么歐美的工業轉移不轉向南美？

不僅如此，在十九世紀末的富裕堪比歐洲，但一二戰，南美根本沒有戰爭，長期保持和平，但為什么一百年過去了，日本、韓國成為發達國家，而南美卻依然是成為全球最貧窮的地方之一？

原因就在這篇文章里。

如果說， ‘ 勞動價值論 ’ 在歐美，主要還是一場在工廠車間和議會大廳里展開的、經濟和政治層面的斗爭。那么，當它登陸拉丁美洲這片土地時，它發生了一次奇妙的 ‘ 化學反應 ’ 。

它與當地最強大的、最深入人心的力量 —— 天主教信仰 ——結合了。

這次結合，催生出了一個極具感染力，也極具破壞力的思想怪物。它的名字，叫 ‘ 解放神學 ’ 。

要理解 ‘解放神學’，你得先想象一個場景。

時間是 20 世紀 60 年代。地點是巴西、秘魯、尼加拉瓜的某個貧困村莊。

一位年輕的神父，他每天面對的，是那些在饑餓、疾病和無知中掙扎的、最虔誠的信徒。他們祈禱，他們懺悔，但他們的生活，卻毫無改善。

這位神父的心中，充滿了一種巨大的痛苦和困惑。《圣經》里不是說，上帝是愛，耶穌是來拯救窮人的嗎？那為什么，我眼前的這些窮人，卻世世代代地活在地獄里？

傳統的教會告訴他，要忍耐，要祈禱，要追求天國里的福報。

但這位年輕的神父，覺得這套說辭太蒼白了。他需要一個能解釋并改變眼前這個 ‘ 不義 ’ 世界的理論。

就在這時，他讀到了一些從歐洲傳來的、被翻譯成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講的是一個叫 卡爾 · 馬克思 的人的思想。

馬克思告訴他： 貧窮，不是天命，而是剝削！

這個世界，存在著一個壓迫性的 ‘ 結構 ’ 。在這個結構里，少數的 ‘ 壓迫者 ’ （資本家、地主），通過占有生產資料，系統性地剝削和壓迫著廣大的 ‘ 被壓迫者 ’ （工人、農民）。

這位神父，仿佛被一道閃電擊中。

他突然覺得，馬克思的這套 ‘ 階級分析 ’ 理論，和《圣經》里耶穌對窮人的關懷，完美地對上了！

《圣經》里的 ‘ 窮人 ’ ，不就是馬克思說的 ‘ 無產階級 ’ 嗎？

《圣經》里那些法利賽人、富有的財主，不就是馬克思說的 ‘ 資產階級 ’ 嗎？

耶穌把放貸者趕出圣殿，不就是對 ‘ 金融資本 ’ 的斗爭嗎？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擺脫奴役，不就是一場偉大的 ‘ 階級解放 ’ 運動嗎？

于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思想融合發生了。

以秘魯神父 古斯塔沃 · 古鐵雷斯 、巴西神學家萊昂納多·博夫等人為代表，他們開創了‘解放神學’。

這套神學的核心觀念，可以概括為幾句話：

上帝，是優先選擇站在窮人這一邊的。

信徒的使命，不應該只是祈禱和等待來世的拯救，而應該是在此時此地，投身于解放窮人的政治斗爭中。

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 ‘ 帝國主義 ’ ，就是造成拉美貧困的那個 ‘ 結構性的罪惡 ’ 。

因此，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應該是一個革命者。他的任務，就是參與到摧毀這個不義的資本主義結構，建立一個更公平、更接近 ‘ 上帝之國 ’ 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斗爭中去。

你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剝削理論’，在這里，被賦予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神圣的光環。

反對資本家，不再僅僅是一個經濟訴求，而是一種 宗教義務 ，是一種 效忠上帝 的行為。

這套 ‘ 解放神學 ’ ，以其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迅速在拉丁美洲的教會、大學和民間社會中傳播開來。

它通過所謂的 ‘ 基礎教會社區 ’ ，深入到最偏遠的村莊和最貧困的城市貧民窟。神父們不再只是宣講《圣經》，而是開始組織農民和工人，學習馬克思主義，分析他們所受的 ‘ 剝削 ’ 。

于是，整個拉美的輿論風向，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矛頭，被精準地指向了那些在拉美經營的 ‘ 外國跨國公司 ’ 。

在智利，是美國的安納康達 和 肯尼科特銅礦公司。

在美國，是 聯合果品公司 ，它因為對中美洲各國的巨大影響力，而被戲稱為‘香蕉共和國’的幕后主宰。

在巴西、阿根廷，是 福特、通用 這些汽車公司。

在‘解放神學’的話語體系里，這些公司，就是撒旦派到人間的使者。

他們支付給本地工人的低工資，被看作是赤裸裸的 剝削 。

他們開采本地的自然資源（銅、石油、香蕉），被定義為對國家財富的 掠奪 。

他們獲取的每一分錢利潤，都被認為是建立在拉美人民的 血汗 之上。

任何與這些公司合作的本國政府或商人，都會被斥為‘賣國賊’、‘帝國主義的走狗’。反美、反跨國公司的游行示威、抵制活動，甚至武裝襲擊，成了那個時代的家常便飯。

在這股夾雜著宗教激情和民族主義的強大輿論推動下，拉丁美洲迎來了一波激進的左翼執政浪潮。

這些上臺的領導人，無論是通過民主選舉，還是通過軍事政變，都將 ‘ 解放神學 ’ 的理念，付諸了國家政策。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 1970 年通過民主選舉上臺的智利總統， 薩爾瓦多 · 阿連德 。

阿連德本人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當選，得到了天主教會中大量 ‘ 解放神學 ’ 支持者的鼎力相助。

上臺之后，他立刻開始了他的 ‘ 智利社會主義道路 ’ 實驗。

核心的管制措施，就是 大規模的、帶有懲罰性的國有化 。

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將美國資本控制的、占智利出口額 80% 的銅礦產業， 完全無償地 收歸國有。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的經濟顧問們，提出了一套基于 ‘ 勞動價值論 ’ 和 ‘ 依附理論 ’ 的精妙算法。他們聲稱，這些美國公司，在過去幾十年里，從智利獲取的 ‘ 超額利潤 ’ （也就是剝削智利人民的剩余價值），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最初的投資。所以，我們不僅不應該給他們補償，他們還倒欠我們智利人民的錢！

除了銅礦，銀行、電信、以及上百家大型的私人企業，也都被阿連德政府以各種方式接管或國有化。

同樣的故事，也在秘魯、玻利維亞、阿根廷等國上演。

秘魯的左翼軍人政府，在胡安 · 貝拉斯科將軍的領導下，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將美國的石油公司等重要資產收歸己有。

那么，這場以 ‘ 解放 ’ 和 ‘ 上帝之名 ’ 進行的、旨在消滅 ‘ 資本主義剝削 ’ 的偉大社會實驗，其結果如何呢？

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教科書級別的經濟災難。

在智利，阿連德執政的短短三年里：

生產全面崩潰了。 那些被國有化的銅礦和工廠，在趕走了外國專家和本國企業家之后，管理陷入混亂，生產效率一落千丈。同時，政府強行實施價格管制，導致農民和商人完全失去生產和供應商品的意愿。

生產崩潰后必然發生物資短缺。

商店的貨架變得空空如也。首都圣地亞哥的家庭主婦們，每天得花上幾個小時排長隊，才能買到一點點面包、糖和食用油。她們敲打著空空如也的鍋盆，上街游行，這成了當時智利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為了應付急劇膨脹的福利開支和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阿連德政府只能瘋狂地印鈔。在他執政的最后一年，智利的通貨膨脹率，超過了500%！

最終，在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了血腥的軍事政變。陸軍司令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發動了對總統府的攻擊，阿連德在戰火中自殺身亡。

一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旨在建立一個更公平社會的理想主義政府，就這樣，在災難性的經濟崩潰和隨之而來的暴力中，悲劇性地落幕了。

你看，一個完美的閉環又出現了：

“ 勞動價值論 ” 與宗教激情結合，催生出 “ 解放神學 ” 這一錯誤觀念 → 形成了將 “ 跨國公司 ” 等同于 “ 結構性罪惡 ” 的強大負面輿論 → 推動了阿連德等左翼政府實施 “ 大規模國有化 ” 的激進管制 → 最終導致了 “ 生產崩潰、物資短缺、惡性通脹 ” 的全面經濟災難，并引發了殘酷的軍事獨裁。

‘ 解放神學 ’ 的初衷，是想把拉美人民從貧困的枷鎖中 ‘ 解放 ’ 出來。

但它所指引的道路，卻通向了一個更深、更黑暗的奴役。

因為它從一開始，就診斷錯了病根。它把拉美的貧困，歸咎于外部資本的 ‘ 剝削 ’ ，而沒有看到，正是自身薄弱的產權保護、不穩定的政治法律環境和對市場經濟的敵視，才使得真正的、能夠創造財富的資本，在這里望而卻步。

聊完了歐美工運和拉美解放神學，我們最后，要去看看 ‘ 勞動價值論 ’ 最徹底、最原教旨主義的實踐。

蘇聯的災難

我們要去那個用鐮刀和錘子作為國旗的國家 —— 前蘇聯。

看看當 ‘ 剝奪剝奪者 ’ 這句口號，被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折不扣地執行時，會創造出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這個組織，叫 布爾什維克黨 。

這個國家，叫 蘇維埃俄國 。

這個故事，將不再是關于某個具體的管制政策，而是關于一場旨在徹底消滅市場、消滅私有財產、消滅利潤的、人類歷史上最宏大、也最慘烈的社會實驗。

它將以最極端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一個錯誤的經濟學觀念，其破壞力，究竟可以達到何種恐怖的程度。

故事的主角，是一個我們都無比熟悉的名字 —— 弗拉基米爾 · 伊里奇 · 列寧 。

列寧，不是一個坐在書齋里的學者，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革命家，一個鋼鐵般的實踐者。

對于馬克思的 ‘ 勞動價值論 ’ 和 ‘ 剩余價值 ’ 理論，他不是將其看作一種有待商榷的經濟學說，而是將其奉為 絕對的、科學的、不容置疑的真理 。

在他的世界觀里，整個世界被清晰地劃分成兩半：

一邊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創造了一切財富、卻一無所有的 無產階級 。

另一邊是占人口極少數的、不勞而獲、靠占有生產資料來吸食無產階級血汗的 資產階級 。

他們之間的關系，沒有任何妥協和調和的余地，就是你死我活的 階級戰爭 。

而歷史賦予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使命，只有一個，那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寫下的那句名言：

‘ 他們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

因為，既然私有的生產資料（工廠、土地、機器）是資本家進行剝削的 工具 ，那么，解決剝削的唯一辦法，就是把這個工具，從他們手里奪過來，變成‘全體人民’共同所有。

這個過程，必然是暴力的。因為資產階級絕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的剝削工具。所以，必須通過一場 暴力革命 ，來‘剝奪剝奪者’。

這，不僅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更是一種崇高的、替天行道式的道德正義。

1917 年的俄國，為這套激進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舞臺。

持續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把這個龐大的帝國拖得精疲力盡。前線，數百萬士兵在毫無意義的塹壕戰中死去；后方，經濟崩潰，糧食短缺，城市里的人們在饑寒交迫中掙扎。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統治，在二月的革命中被推翻。但接替他的臨時政府，卻繼續著這場不得人心的戰爭。

整個社會，都彌漫著一種極度的厭戰、絕望和憤怒的情緒。

就在這時，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黨，向饑餓的民眾，喊出了三個最簡單、也最誘人的口號：

‘ 和平！土地！面包！ ’

和平 ：立刻停止戰爭，我們再也不給資本家當炮灰了！

土地：把地主的土地都沒收了，分給農民！

面包：把工廠主的工廠都收過來，由我們工人自己管理，我們自己生產面包！

同時，他們還提出了一個更具操作性的政治口號： ‘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

‘ 蘇維埃 ’ ，是俄語里 ‘ 代表會議 ’ 的意思。當時在各大城市和軍隊里，都自發成立了工人和士兵的代表會議。這個口號，等于直接繞開了議會和臨時政府，要讓底層的工人和士兵，立刻掌握權力。

對于一個食不果腹、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彼得格勒工人來說，這套話語，是多么地具有吸引力啊！

他不需要懂什么復雜的理論，他只需要知道：

我今天所有的苦難，都是因為那些該死的工廠主、地主和支持戰爭的資產階級政客造成的！只要把他們都打倒，我們就能得到和平、土地和面包！

對富人、對有產者的刻骨仇恨，被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機器，煽動到了頂點。整個社會，都陷入了一種 ‘ 不破不立 ’ 的革命狂熱之中。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歷 10 月 25 日），伴隨著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一聲炮響，布爾什維克發動了武裝起義，推翻了臨時政府。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了。

上臺之后，列寧和他的同志們，立刻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決心，將 ‘ 勞動價值論 ’ 的理論推論，轉化為國家的法律和實踐。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旨在 徹底消滅市場經濟 的社會工程：

第一步：消滅私有產權。

革命勝利的第二天，就頒布了《土地法令》，宣布立刻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贖金，將土地收歸國有，交給農民使用。

緊接著，通過一系列法令，宣布對 銀行、鐵路、航運、外貿以及所有大中型工業企業 ，實行國有化。

第二步：消滅市場交換與貨幣。

在國內戰爭時期（ 1918-1921 ），蘇維埃政權推行了一種被稱為 ‘ 戰時共產主義 ’ 的極端政策。他們認為，既然商品交換是資本主義的特征，那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應該取消它。

實行余糧收集制 ：派出武裝征糧隊，到農村去，把農民除了口糧之外的所有余糧，都強制性地、無償地收繳上來。

取消商業 ：取締一切私人貿易。

實行實物配給制：在城市里，根據你的階級成分和工作性質，給你分配定量的、實體的面包、肥皂、布匹。

勞動義務制：強制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參加勞動。

他們真誠地相信，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分配，可以直接跨過商品經濟這個階段，跑步進入一個沒有商品、沒有貨幣、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天堂。

那么，這個基于最純粹的 ‘ 勞動價值論 ’ 邏輯所構建的人間天堂，其真實景象是什么樣的呢？

是一場徹頭徹尾的人間地獄。

后果都是一樣的，首先迎來的就是生產的全面崩潰。

米塞斯的洞見早已說明這一切，在一個沒有生產資料私有制、沒有市場競爭、沒有真實價格信號的經濟體里， 中央計劃者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 ‘ 經濟計算 ’ 。

他不知道，應該生產多少鋼鐵，多少煤炭；他不知道，應該把稀缺的資源，優先用來造拖拉機，還是用來造紡織機。因為沒有市場價格這個 ‘ 儀表盤 ’ ，整個經濟，就像一艘在黑夜里失去了導航的巨輪，陷入了一片 ‘ 計算混沌 ’ 之中。

國有化后的工廠，管理陷入混亂，紀律廢弛，產量急劇下降。許多工廠，甚至連取暖的燃料都找不到，只能停工。

而農村的景象，則更為慘烈。

農民們發現，自己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會被武裝征糧隊給搶走。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瞬間降到了冰點。 ‘ 你搶，我就不種了！ ’ 許多農民開始只種勉強夠自己吃的口糧，或者干脆把土地拋荒。

生產崩潰和糧食征收，直接導致了 1921-1922 年的 俄國大饑荒 。在這場和平時期的大饑荒中，據估計，有超過500萬人口死亡。伏爾加河流域，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

接著，是自由的全面喪失。

那個 ‘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 的美好承諾，很快就破產了。

事實證明，由工人委員會來管理工廠，只會導致無政府狀態。于是，布爾什維克迅速轉向了更為集權的 ‘ 一長制 ’ ，并成立了名為 ‘ 契卡 ’ 的政治警察組織，用恐怖和暴力，來強迫工人遵守勞動紀律。

那個承諾給農民 ‘ 土地 ’ 的口號，也成了一個謊言。土地名義上歸 ‘ 人民 ’ ，實際上歸國家。農民只有使用權，卻沒有支配權，甚至連自己的勞動果實都保不住。

一個旨在 ‘ 解放 ’ 無產階級的革命，最終，卻把所有人都變成了一個無所不能的國家的奴隸。

面對這場災難，連列寧本人，也不得不承認 ‘ 戰時共產主義 ’ 的失敗。 1921 年，他被迫實行 ‘ 新經濟政策 ’ ，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市場和私人貿易。

但 ‘ 勞動價值論 ’ 這個思想鋼印，已經深深地刻在了這個新生政權的骨子里。斯大林上臺后，很快就終結了 ‘ 新經濟政策 ’ ，并開啟了規模更宏大、也更殘酷的農業集體化和強制工業化進程。

一個完美的、也是最極端的鏈條，在這里終結了：

“ 勞動價值論 ” 這一錯誤觀念被奉為科學真理 → 在一戰的廢墟上，成功煽動了 “ 打倒剝削者 ” 的革命輿情 → 催生了旨在徹底 “ 消滅私有制和市場 ” 的終極管制 → 最終導致了 “ 經濟全面崩潰、大饑荒和自由全面喪失 ” 的人間悲劇。

從歐美工運，到拉美解放神學，再到俄國革命，我們看到， ‘ 勞動價值論 ’ 這條思想的主線，是如何在不同的土壤里，開出了不同的惡之花。

它的致命吸引力，究竟在哪里？

我想，就在于， 它為 ‘ 嫉妒 ’ 和 ‘ 怨恨 ’ 這種人類最原始的情感，穿上了一件名為 ‘ 科學 ’ 和 ‘ 正義 ’ 的、最華麗、也最堅硬的外衣。

它告訴我們，你的貧窮，不是你的責任；他的富有，就是他的原罪。

它將一個復雜、動態、充滿合作的經濟世界，簡化成了一個簡單、靜態、只有斗爭的敵我戰場。

它抹殺了企業家在組織生產、預判市場、承擔風險、推動創新中的一切貢獻。

它將利潤，這個對成功服務消費者的獎賞，定義為一種可恥的盜竊。

你看看，僅僅因為斯密、李嘉圖這種偉大的經濟學家，在價值論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懶惰、輕易妥協，就醞釀了這么大的全球災難。

那么，這座看起來如此堅固、影響了整個 20 世紀的理論大廈，它真的無懈可擊嗎？它的 ‘ 阿喀琉斯之踵 ’ ，又在哪里？

早在 19 世紀末，就在馬克思的著作還在被引為 “ 革命圣經 ” 的時候，另一場不那么驚天動地，卻在思想史上更為深刻的革命，已經悄然發生了。

史稱“邊際革命”。

這場革命，將從根本上，顛覆我們對 ‘ 價值 ’ 這個詞的全部理解。

它將告訴我們，一個東西的價值，不取決于生產它的人付出了多少汗水，而取決于想要得到它的人，有多么需要它。

這就是經濟學史上的主觀價值論的提出，他徹底的顛覆了斯密、李嘉圖、馬克思以來的價值論觀點，從而讓人類從此走出了錯誤思維的桎梏。

解決水鉆悖論，才是證明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徹底錯誤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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