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肅然

轉自：北京大學出版社（ID: pku-press)

“如果你覺得你的祖國不好，你就去建設它；如果你覺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務員去做官；如果你覺得人民沒素質，就從你開始做一個高素質的公民；如果你覺得同胞愚昧無知，就從你開始學習并改變身邊的人，而不是一味的謾罵、抱怨、逃離。”

這段廣為流傳的名言警句近日又一度大火，甚至引發了一眾網友的戲仿。“如果你覺得電冰箱不好，就且去制冷”，“如果你覺得女人越來越不懂規矩，就自己肩負起三從四德”……背后也有一些更為理性的聲音，“不就是‘你行你上’的換一種說法”、“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斗,但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

個人對于社會的好壞自然難辭其咎，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個人本身也不過是特定社會的產物，難免打上特定歷史時空的烙印，當他自我審視自我批判時，已經走在了許多人前面。其實這個問題在社會學家看來，代表了兩種傳統思路，究竟是強調社會結構的決定作用，還是關注日常生活的影響，二者都有著深刻的理論根源。而知識社會學嘗試做出融合二者的努力，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觀點：社會是人的產物，人是社會的產物，人和社會是相互建構的。

一、制度如何合理化？

知識社會學由德國人舍勒和曼海姆開創，這一學術潮流旨在剖析人類知識與社會地位/社會結構等因素之間的聯系，中國人很熟悉的“意識形態”一詞就是知識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在伯格和盧克曼之前，知識社會學家所關注和分析的“知識”都是“理論思想”，然而二人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至少是不充分的。

彼得·L.伯格(Peter L. Berger,1929—2017),奧地利裔美國著名社會學家

托馬斯盧克曼 (Thomas Luckmann，1927-2016 )，當代德國著名社會學家。

其理由是，“理論思想”與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生活以及他們所使用的“知識”是不太相干的，即便“理論思想”與普通人的生活有聯系，這種聯系也是間接的、模糊的，它無法解釋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調用知識時所表現出的確定態度。于是，作為阿爾弗雷德·舒茨的學生，伯格和盧克曼就使用現象學社會學的概念改造了知識社會學，將知識社會學的分析對象從高高在上的“理論思想”拉回到日常生活知識，并以此展開了對“社會與人的關系”這一理論議題的探討。

正文的探討從一個假想的兩人互動情境開始。在兩個人面對面的互動中，雙方不斷地相互觀察和理解，逐漸形成穩定的互動模式，這時所謂的“制度”就萌芽了。對兩人來說，這套制度是內在的、透明的，但是，當制度被傳遞給后人時，它就會變成外在的習俗和傳統。此時制度便獲得了客觀性，不僅后人會把它當成客觀現實，最初的兩人也會受到影響，于是其自身活動的產品就實現了“外化”。

在“外化”的制度形成后，會出現兩種問題：(1)制度會遭遇質疑和挑戰；(2)不同領域的制度是互相分離的，它們之間有可能出現矛盾。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就需要知識的參與。知識既能克服對制度的質疑和挑戰，又能把分離的制度整合起來，這種解決問題的機制就叫“正當化”。正當化兼具認知和規范的要素，甚至更偏重前者。

它具體可分為四個層級：最基礎的正當化是語言，比如兒童在學習了“祖父”和“外祖父”這兩個不同的稱呼后，男權主導的親屬關系制度就變得更加牢固了；較高一個層級的正當化由諺語、道德準則和名人名言等雛形理論構成，比如“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再高一個層級的正當化由明晰的理論構成，這些理論針對的是某個獨立的制度領域，比如用來解釋和規范宗族制度的宗族理論；最高層級的正當化是“象征世界”，所有的制度以及人們所有的生命體驗都被整合到這個世界中，一切實際事物、行為和制度在這個世界中找到自己所對應的位置后，方能獲得意義。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曾勾畫出這樣的世界。

當然，象征世界也會遭遇危機。當象征世界傳遞到下一代時，或者不同版本的象征世界相遇時，危機都可能出現，因此象征世界就需要有它的維護裝置。神話、神學、哲學和科學都曾提供了世界維護裝置，在宗教異端、文明沖突和左右之爭等象征世界的碰撞和危機出現時，這些維護裝置就會啟動。而常見的維護方法有兩種：治療和虛無。前者強化原有象征世界的意義，試圖把人留下來；后者則會對原有象征世界之外的所有事物進行概念清掃，它試圖讓人認識到，那些陌生的東西，不是虛幻的，就是邪惡的。

二、個人如何形成對社會的認同？

在上述過程完成后，作為客觀現實的社會就形成了，但任何人都并非天生的社會成員，只有通過社會化，人們才能將客觀現實予以“內化”。初級社會化是個體首先需要經歷的，對兒童來說，父母或其他養育自己的人是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他人”，在高度情感投入的基礎上，兒童從重要他人那里獲得了身份、態度、規范乃至整個象征世界。當兒童不再以“我如何如何”而是以“一個人如何如何”來理解和約束自己的時候，他就產生了對“概化他人”的認同，也就意味著認同了社會，完成了對客觀現實的內化。

初級社會化完成后，人們還需要通過次級社會化來獲取制度子世界當中的角色專屬知識，同時內化這些子世界背后的現實。同初級社會化相比，次級社會化常常更加形式化和匿名化，因此它所內化的現實就顯得較為脆弱。此時就需要一些“強化技術”，現代企業中那些與組織業務毫無關聯的儀式或培訓，其目的常常就在于此。

個人所內化的現實并不是永遠穩固的，它有可能發生轉變，那些非常劇烈的轉變就被稱為“更替”。更替意味著個人切換了現實，這種切換的過程就是“再社會化”，宗教皈依便是典型的例子。再社會化需要徹底瓦解個體從前所內化的現實，故而會牽扯到復雜的社會條件和知識條件，前述用來維護象征世界的裝置在此時就可以發揮反向的重要作用了。

一定的社會結構是完成內化的必要條件。一個人完全有可能為自己臆想出一種現實，但是，如果缺乏他人的確認，這種現實就不可能被客觀化。一些宗教改革者、革命者或理論家為之奮斗的事業，就是要建立能夠將自己的主觀現實轉化為客觀現實的社會基礎。

三、個人和社會的辯證關系

知識社會學的核心觀點是：社會是由外化、客體化和內化三個步驟所組成的辯證過程。外化將人類的主觀意義變成了符號和制度等非人產品，客體化使這些產品具有了堅實的客觀性，而內化又使它們回到了人們的主觀意義中。需要強調的是，這三個步驟是同時發生的，一些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致力于尋找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單向因果性，這種做法就陷入了誤區。另外，如果在面對社會現實時徹底忘記了它本來的人造特性，那么人們就會墮入“物化”的陷阱。在伯格和盧克曼的眼中，社會是人的產物，社會是客觀現實，人是社會的產物，這種辯證關系需要為社會學家所認識。

假使上述觀點成立，那么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局限性就會暴露。只要社會與人之間的辯證關系正常運轉，一個社會中的客觀現實與主觀現實就必然是大體一致的，要在主導理論的框架下尋找該理論所能演繹出的事實，完全不是難事。文化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已經提供了很多例證：盡管不同時代的風尚迥異，但各時代的人對自己所處時代的風尚都是趨之若鶩的。

換言之，如果在非歷史的視野下，帶著物化思維來校驗某個關于具體風尚的正當化理論，那么不管研究者采用的是行為測量、態度測量甚或是生理或神經測量，他都必然要落入現實的辯證法中，從而對自己所發現的“理論”與“經驗”之間的一致性進行不恰當的解讀。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天生就帶有一種保守主義的特質。

總的來說，盡管主客辯證法對基礎主義的消解使得書中的一些論述蒙上了濃重的相對主義色彩，但是，伯格和盧克曼對“社會與人的關系”這一根本問題所做的重新解讀，實際上為社會學理論的事業注入了積極而非消極的基因。籠統來講，他們為社會學理論賦予了新的任務，為理論的真理性提出了新的判據：社會學理論不應當被經驗證據和研究范式過度限定，在它的成分中，理應包含社會學家對人類命運的宣示和引導。這種理論的解放性恰恰基于人的解放性，而這正是兩位作者將社會學歸入“人文主義學科”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