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時下流行的“十六型人格”來分析，蘇軾無疑是典型的E人（外向型人格）。他十分喜歡與人交往，善于結交新朋友，有很強的表達欲，而且樂于嘗試新鮮事物，具有迅速適應環境變化的超強能力。因此，開朗、樂觀、曠達，幾乎成為蘇軾最富標志性的人格符號，這究竟是天性使然，還是后天養成？

蘇洵《名二子說》是我們了解蘇軾性格最早的可靠文獻：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文章作于慶歷七年，那時蘇軾十二歲，蘇轍九歲。從文中可見，蘇軾是典型的E人（外向型人格），蘇轍則是典型的I人（內向型人格）。尚未涉世的兩兄弟，有著幾乎完全相同的生活環境與生活經歷，性格卻截然不同，可見先天因素確實存在。

然而，眾所周知，人格特質其實是可以改變的，后天因素的力量似乎更加強大。那么，E人蘇軾如何做到歷盡滄桑依舊保持天性的開朗樂觀？剛剛步入社會時蘇軾如何看待世界？是否有過迷惘和痛苦？是否有過精神內耗？對于未來有過怎樣的思考和準備？如何面對生命中那些不可控的因素？我們不妨從蘇軾青年時代的詩歌入手，追尋他的心路歷程。

郭綸觸動的憂思

蘇軾現存第一首詩歌《郭綸》作于第二次進京途中。兩年前，他進士及第，卻突遭母喪，按照慣例居鄉守制。如今守喪期滿，舉家東遷。此次進京，他將被朝廷授予官職，開啟仕宦生涯。自幼飽讀詩書，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蘇軾渴望走出眉山，走向廣闊的外部世界，成就功業，實現自我生命價值。然而，他出身于普通市井家庭，生長在偏遠的蜀地，無論是外面的世界，還是深不可測的官場，都難免令他心生忐忑。

在旅途第一站嘉州，蘇軾遇見了郭綸。郭綸原本是一名弓箭手，曾在邊境屢立戰功，卻沒有得到朝廷獎賞，現在嘉州擔任底層官吏，年紀老大，窮困潦倒。聽了郭綸的故事，蘇軾感慨賦詩：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路人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發愿作萬騎先。我當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集蠻氈。（蘇軾《郭綸》）

這是蘇軾在嘉州寫作的唯一一首詩歌。其實，逗留嘉州期間，父子三人游玩了很多地方，也遇見過很多人，為什么唯獨郭綸給蘇軾留下深刻印象，并激發了他的創作沖動？或許正是郭綸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不幸經歷，觸動了蘇軾對未來仕途的隱隱憂思。盡管蘇軾筆下的郭綸出走萬里，歸來依舊壯志不衰，似乎青春無悔，但“日暮津亭閱過船”的特寫，仍讓人深深感受到生命落空的悲哀。這種思想根基與儒家生命觀有關。儒家認為，人的生命必須有所依托，承載著某種社會責任而來，完成某種社會責任而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既是社會責任的完成，也是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這種屬于儒家知識分子的高遠理想，在世俗的認知中，便往往成為“功名利祿”四個字。

生命的其他可能

那么，除此之外，人生是否還有其他不一樣的可能性？佛、道對此給出了不同觀點。《莊子》認為，人生是一個純粹自然的過程，生命有它本身的價值，生命價值的體現，不需要任何外在目標、責任和義務。就像一棵草或一棵樹，發芽、生長、開花、結果，不曾受到外力的摧折，健康自然地享盡天年，便是生命價值的充分實現。而佛家則認為，人生的本質是痛苦和無常，其根源即自我的欲望、執著和無知。

蘇軾從小接受多元化教育，儒家之外，道家、佛家對他都有深刻影響。他生長在佛教氣氛濃郁的家庭，父親和母親都篤信佛教。在天慶觀跟隨道士張易簡完成小學教育。少年時代第一次讀《莊子》，便“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將莊子引為異代知己。他熱愛自然，喜歡徜徉于山水之間，天性中就有著超塵出俗的傾向，而且過去幾年，他兩次遭遇親人離世。15歲時，唯一的姐姐因病去世；20歲時，三月進士及第，四月就接到母親病逝的噩耗。生離繼之以死別，大喜繼之以大悲。這些特殊的經歷，使他倍感生命易逝，親情無價，更加珍惜生命本身的價值。因此，即將踏入仕途之際，前路茫茫、胸懷忐忑，便情不自禁向往另一種人生。在《夜泊牛口》一詩中他寫道：

日落江霧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為夜飧，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咿嚘，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鄉野居民樸實而溫馨的生活，也是蘇軾過去二十多年極為熟悉的生活。這樣度過一生，何嘗不是一種有意義的人生？為什么要被功名宦情所誘惑，汲汲皇皇，奔走道途？

塵勞世方病，局促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蘇軾《入峽》）

旅途中，蘇軾不斷叩問本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標是什么？這是一段漫長的旅程，從嘉祐四年十月持續到嘉祐五年二月；這也是一場漫長的游學，父子三人沿途尋幽攬勝，參訪古跡，每一次游覽都撞擊心靈。

確立自處之道

旅途接近尾聲時，蘇軾的人生思考終于有了初步結論。在《浰陽早發》一詩中他寫道：

富貴本無定，世人自榮枯。囂囂好名心，嗟我豈獨無。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園蕪。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商車。自進茍無補，乃是懶且愚。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永懷江陽叟，種藕春滿湖。

蘇軾清楚地認識到，當下的自己仍不可能放下功名富貴之念。那么，該如何自處？如何面對未來的仕宦生活呢？他給自己立定的原則是：第一，“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雖然不甘于終老田園，但對功名利祿亦不應汲汲以求。把功名利祿看得太重，過于急切、過于執著，不僅會壓抑個性，犧牲健康，少了陪伴親人、朋友的時間，無心享受生活中的種種樂趣，甚至可能會喪失做人的底線，變成一個為了成功不擇手段的人；第二，“自進茍無補，乃是懶且愚”，出仕為官必須盡職盡責，有所作為，對國家有利，為百姓造福，不可自詡淡薄功名，為自己的懶惰和無能尋找借口；第三，“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這里的“意氣”是指一種為信念而有所持守的剛正之氣，無論進退，都應該堅守做人的信念和節操。

兩種價值觀的互補互融

由此可見，早在青年時代，蘇軾的人生思想便交織著兩條基線。一條以儒家思想為基礎，追求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與社會責任的完成；另一條則以佛道思想為基礎，敏銳感受和審視人生的空漠，重視生命本身的價值。兩條基線從相互矛盾到相互制約，最后達到互補互融，使蘇軾的內心世界得以自洽。這一思想特質，在他的名作《和子由澠池懷舊》中同樣有著突出體現：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自注：往歲馬死于二陵，騎驢至澠池。）

詩歌作于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當時蘇軾正前往他人生的第一個工作崗位：鳳翔府簽判。途中經過他與父親、弟弟的舊游之地澠池縣。嘉祐元年（1056），兄弟倆跟隨父親第一次進京，就曾路過此地。那一次，他們在縣里的寺廟借宿，得到老僧奉閑的熱情接待，并在寺廟墻壁上題詩留念。短短幾年過去，斗轉星移，人、事全非！奉閑和尚已經去世，骨灰安葬在庭院中，上面筑起了一座新塔；曾經題詩的墻壁早已頹壞，幾乎見不到筆墨的痕跡。

徘徊在奉閑和尚的舍利塔旁，蘇軾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整個世界生生滅滅，變化不已，沒有常性；人有悲歡離合、生老病死，也無常性。“無常”二字主宰著宇宙中的一切。他仿佛看到，茫茫雪原上一只飛鴻疾速掠過，偶一起落間，留下一串爪印。鴻飛千里，瞬時不知去向，而雪花依舊紛紛飄落，爪印也悄然消失，天地依舊是蒼茫一片。雪泥鴻爪，倏忽即逝，人生空漠之感撲面而來。

然而，詩歌的內涵卻并不止于此。結尾兩句忽然宕開一筆，追述往事。嘉祐元年（1056），父子三人從陸路進京，山路坎坷，馬兒都累死了，最后只好騎驢到澠池。如果說前六句正面論證了人生的虛無，最后兩句則又給這虛無的人生賦予了某種意義和價值。“路長人困蹇驢嘶”展開的是一幅生動的場景描寫，透過這個場景，我們可以想象進京旅途中父子三人經歷的種種艱辛，他們彼此的鼓勵、相互的扶持，懷揣的夢想，沿途的唱和……

這些飽含深情的美好回憶，背后是父子兄弟間濃濃的親情，這才是速朽的人生中永恒不朽的部分。功名利祿固然無常，但人生絕不是徹底的虛無。結尾兩句以轉折方式呼應和收束全篇，在承認前文論點的基礎上，引出補充性論點，完成對人生意義的圓滿解答。整首詩歌否定了功利性人生的價值，肯定了情感性人生的意義。

這時候的蘇軾，一方面，正處于事業的輝煌起點。繼20歲考中進士，文壇巨擘歐陽修預言他將“獨步文壇”之后，24歲又以宋朝建國百年以來最好的成績考中制科，被仁宗皇帝許為宰相之才。另一方面，他和弟弟從小相伴相知，“未嘗一日相舍”（蘇轍《逍遙堂會宿引》），如今卻不得不遠隔千里，一別經年，離別的痛苦充溢著他的胸懷。但雪泥鴻爪的人生感悟，使他具備了一種對事物的獨特認知：人生路上，無論悲喜得失，皆如鴻飛千里留下的短暫痕跡，很快便會消失。這一思考，使他不至于在年少得志時忘乎所以，也不至于在悲傷痛苦中長久消沉，始終保持對未來的希望和追求。

經歷了青少年時代的大悲大喜，經過了青春期的迷惘與求索，蘇軾天性的樂觀，初步轉化為現實的樂觀，既胸懷理想，又腳踏實地。這樣一種樂觀主義與英雄主義精神，既有儒家思想鑄造的銳度和硬度，又有佛道思想賦予的厚度與深度，銳度和硬度使他勇于進取、忠誠剛直，厚度與深度使他富有彈性和韌性，不至于被摧折，并將在未來的陰晴雨晦中不斷淬煉，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原標題：《國學論譚 | 崔銘：迷惘與求索——蘇軾的青春歲月》

欄目編輯：郭影 文字編輯：蔡瑾

來源：作者：崔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