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康有為一直沒什么太好的印象，說來可笑，這反感首先來源一種妒忌，大約自己比較笨，總覺得喜歡自我吹噓的人總有問題。讀康有為的東西，老想著他是在吹牛，翻開中國近代的歷史，像他這么感覺良好和敢說大話的人，還真不太多。

康有為自訂的年譜上說自己五六歲時開始讀四書，到十歲便“知曾文公（曾國藩）、駱文忠（駱秉章）、左文襄（左宗棠）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書讀多了，對有些文字已經麻木，譬如神童之說。在這一點上，康有為表揚自己和表揚自己兒子如出一轍。他老人家五十歲才得子，兒子三歲，能背三十首詩，認識幾百個字，他立刻寫詩盛贊“風骨凝端秀，神明得靜舒”，認定這孩子前途無量，將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三歲毛孩能背詩識字，這樣的神童在今天也不少見，一個人日后若有了出息，早年的聰慧便是明證。其實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是經常的事情。

康有為被稱為“康圣人”，這又是我不喜歡的一個原因，因為圣人不是普通人，沒有人情味。他是天生的教主，一言一行，都和他的書法一樣，流露出強悍的霸氣。

我始終想不太明白，光緒皇帝如何就輕信了他的蠱惑，讀譚嗣同的《仁學》，讀康有為的《大同書》，總覺得是年輕的皇帝上了文人的當。站在大清朝的角度上，康（有為）梁（啟超）一黨，不僅要殺，而且要斬草除根。光緒當皇帝畢竟嫩了一些，雖然《仁學》和《大同書》都是戊戌之后才出籠，但是作為一種思想，顯然是早已形成。譚嗣同的變法，遲早一天是連皇帝的腦袋也要砍的，因為他贊美法國大革命，“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

康有為表面上溫和，開口皇上閉口忠君，他的《大同書》更讓人目瞪口呆，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說到乃師的哲學思想：

先生者，天稟之哲學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說，不讀西書，而惟以其聰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無所憑借，無所襲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學，而往往與泰西諸哲學相暗合，得不理想界之人杰哉？

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源于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隱然為政治上一潛勢力。先生未嘗讀諸氏之書，而其理想與之暗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禮記?禮運》篇孔子告子游之語。

對于大清朝來說，康有為的“大同”理想，無疑異端邪說，光緒皇帝會糊涂一時，不可能糊涂一世。康有為顯然是陰謀家，早就有幾步走的如意算盤，可惜歷史有自己的邏輯，并不按照他的想法發展，戊戌變法是第一步，這一步剛跨出去，就輸得一塌糊涂。

人們談起這一段往事，喜歡把過錯推到袁世凱身上，好像袁當時只要站在維新黨人一邊，變法便可能成功，中國的前途于是會另一副模樣。這是過于天真的想法，在一個有著古老封建傳統的國度里，僅僅是搬搬椅子挪個座位，都要流血死人，靠文人的一紙改革理想，想實現什么大同世界，實在是癡人說夢。

康有為的幸運，在于只是一個轟轟烈烈的開頭，他許諾了一大堆根本就實現不了的理想，真放開手來讓他做，不知道會出現什么樣的糟糕局面。他是一個失敗的英雄，因為失敗，倒給人留下了一個壯志未酬的好印象。

當時的有識之士，深感大清朝的潰敗，為了國富民強，在是否要改革這一點上，都站在他一邊。站在一邊不等于完全認同，大家不過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想到達的目的地卻風馬牛不相及。陳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撫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就是因為贊成維新黨被革職查辦，永不敘用，而事實上，他們的思想和康有為并不完全一路，都覺得康有為“心術不夠純正”，因此“難當大任”，他們心目中能夠勝任領導改革的人物是張之洞。另一位曾經當過清朝兩任軍機大臣的翁同龢，也是贊成變法的帝黨人物，他在日記中就直截了當地說康有為“此人居心叵測”，并且把這種想法告訴了光緒皇帝。

戊戌變法的草草收場，使得隱藏在改革派內部的種種矛盾尚未展開，就煙消云散。不僅如此，康有為自身的嚴重矛盾，也被有效地藏匿起來。一九二七年，康有為七十歲壽辰，末代皇帝溥儀從天津給他老人家送了一塊匾去，同時還送了一柄玉如意，他竟然激動得“喜舞忭蹈”，一時“感極，以喜以傷”，感恩戴德地給皇上回了一封信。這真是一場鬧劇，他隆重其事，不過是標榜自己一貫的忠君思想。明明是大清朝的罪人，卻非要煞有介事地做戲，而這罪人的定評恰恰是他存在的意義。在給溥儀的信中，康有為借歌頌光緒皇帝，趁機為自己擺功：

先帝掃二千年之積弊，政厲雷霆；順四萬萬之人心，令如流水。書朝上而電夕下，國雖舊而命維新，百日變政，萬匯昭蘇，舉國更始以改觀，外人動色而悚聽。

百日維新是康有為一生中最風光的日子，經過了辛亥革命，袁氏復辟，五四運動，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前夕，康有為不僅被人淡忘，而且一旦提起，必作為革命的對立面痛加嘲諷。此時的溥儀也已被馮玉祥攆出故宮，躲在天津的租界做寓公，潦倒對失勢，正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即使到了這一步，康有為仍然不改喜歡說大話的老毛病。

其實他的政治理想，自始至終沒有變過，說穿了就是虛君共和。大家對他的保皇思想，曾經痛加指責，很少有人能真正靜下心來，想一想“虛君共和”究竟好不好。康有為的忠君從來就是演戲，他忠的只是一個傀儡，忠是假象，虛才是實。他所希望的社會，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因為在他的青年時代，大英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他的那種強大帝國的宏偉理想，很容易打動和迷惑住年輕幼稚的光緒皇帝，但是無論康有為怎么美化，光緒終是一個無所作為的兒皇帝。從聽話當木偶這一點上，康有為選對了人，事實上光緒皇帝可以走的路只有兩條，聽老佛爺的話，或者聽康有為的，他既不是康熙和乾隆，更不是彼得大帝和拿破侖，指望他成不了事。

康有為變法的最終目的，還是推翻封建社會，他不過是想給封建帝王一個體面的退步。封建帝王將退出歷史舞臺，這是個必然的大趨勢，順者昌逆者亡，康有為作為一個書呆子，比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更敏銳地看到這一點，并且不計后果身體力行。

在他的變法方案里，曾有一個秘密的遷都計劃，在他看來，北京實在是太保守，“旗人環擁，舊黨彌塞，下至市儈吏胥，中則瑣例繁札，種種皆亡國之具”“非遷都避之無易種新邑，不能維新也”，因此光緒皇帝只要帶一些人，逃到上海去，很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解決。他提出要“改維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變衣服而易舊黨心志”，主張越來越激烈，難怪舊黨會覺得他是在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在毀大清朝的根基，而光緒皇帝在他的指揮下，也越來越手足無措。

民國以后，經歷了一系列的內亂，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康有為因此更堅信自己的立憲思想最符合中國國情。在他看來，有個傀儡皇帝放在那里，大家將因此斷了獨裁的夢想，再也用不著為最高權力爭來奪去。這當然又是他的一廂情愿，因為只要有獨裁的土壤，當皇帝可以搞獨裁，不當皇帝也一樣可以獨裁。康有為編過一本書，標題駭人聽聞，叫《不幸而言中不聽則亡國》，他是局外人，說什么也沒用。

張勛復辟，他跟著起哄，因此遭到臨時大總統馮國璋的通緝。見慣了風風雨雨的康有為大怒，通電天下，以一連串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復辟之事，賊喊捉賊的馮國璋乃是真正的主謀。這一招擊中要害，所謂通緝便不了了之。把過錯往文化人身上一推了事，這是統治者的慣用伎倆，袁世凱稱帝出丑以后，玩的就是這一手，但是遇到倚老賣老的康有為，橫豎不吃這一套，北洋軍閥拿他老人家也沒辦法。

選自｜《陳舊人物》

出版｜譯林出版社

版次｜202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