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泱泱中華，五千年歷史長河，那真是波瀾壯闊，英雄豪杰輩出，數(shù)都數(shù)不過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名字個個如雷貫耳；衛(wèi)青霍去病，岳飛戚繼光，故事聽得人熱血沸騰。

可是，靜下心來想一想，究竟什么樣的人，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是開疆拓土的帝王？是戰(zhàn)功赫赫的名將？還是才高八斗的文豪？

這個看似宏大的問題，其實魯迅先生曾給出過一個非常深刻、也非常接地氣的答案。他不是憑空亂說的，而是基于對歷史的深刻洞察和對民族精神的思考。

魯迅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里，飽含深情地指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看，魯迅先生眼中的“脊梁”，他心中的真英雄，不是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帝王將相，而是那些扎根在泥土里，為了理想、為了百姓、為了道義，默默付出甚至不惜犧牲的普通人或杰出人物。

他們可能沒有顯赫的爵位，沒有驚天動地的“大功績”被史書大書特書，但正是千千萬萬個這樣的“脊梁”，支撐起了我們這個民族一次次從苦難中奮起，綿延不絕。

拼命硬干的“定海神針”

順著魯迅先生指出的第一種精神，“拼命硬干”，我們目光回溯，一下子就被拉到了中華文明的源頭，聚焦在一位近乎神話傳說，卻又深深烙印在民族集體記憶中的巨人身上，他就是大禹。

如果說“脊梁”需要一個具象化的開端，大禹無疑是最有分量的一塊基石。

提起大禹，大家第一反應(yīng)肯定是“大禹治水”。這事兒聽起來像是上古神話，但考古發(fā)現(xiàn)和歷史記載都告訴我們，在遙遠(yuǎn)的四五千年前，黃河中下游地區(qū)洪水泛濫絕對是真實存在的、毀滅性的災(zāi)難。

那時候，面對滔天洪水，人類的力量顯得多么渺小！大禹的父親鯀，就是試圖用“堵”的辦法治水，失敗了，結(jié)局很慘烈。輪到禹接過這副比山還重的擔(dān)子，他面臨的困難和壓力，我們今天想想都覺得頭皮發(fā)麻。

大禹是怎么干的？他徹底改變了父親的思路，從“堵”變成了“疏”。這簡單的兩個字，背后是難以想象的艱辛。

史書上說他“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大家都聽過，聽起來像是個工作狂的傳說。但細(xì)想一下，那是怎樣的一種狀態(tài)？十三年啊！不是三天，也不是三個月。他帶著人，拿著簡陋的工具，跋山涉水，風(fēng)餐露宿。

雙腳常年泡在泥水里，可能都爛了（古人說他“腓無胈，脛無毛”）；臉被風(fēng)吹日曬，估計又黑又粗糙。路過自己家，聽到孩子出生的啼哭，或者孩子長大后的呼喚，他硬是咬著牙沒進(jìn)去。

這是鐵石心腸嗎？不！這恰恰是因為他深知，早一天疏通河道，下游的百姓就少受一天洪水的煎熬。他肩上扛的，是無數(shù)人的身家性命！這份責(zé)任感，沉重到讓他無暇顧及個人的親情和享受。

他走遍了九州大地，摸清了山川河流的脈絡(luò)，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和人海戰(zhàn)術(shù)，劈開大山（如龍門），疏通河道，把洪水導(dǎo)入了大海。這不是神話，這是用血肉之軀和鋼鐵意志，與大自然進(jìn)行的史詩級搏斗，是一場持續(xù)了整整一代人的“拼命硬干”。

最終，洪水退去，大地重現(xiàn)生機，百姓得以安居。大禹的名字，從此和“治水”緊緊相連，成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艱苦奮斗、公而忘私精神的最初象征。他就像一個“定海神針”，在文明初曙的混沌時代，用“拼命硬干”的壯舉，為后世樹立了第一座精神豐碑。

他的故事，代代相傳，早已融入我們的血脈。

埋頭苦干的“智慧化身”

魯迅先生說的第二種精神，是“埋頭苦干”。這個詞聽起來似乎平平無奇，甚至有點“笨”。

但當(dāng)我們把目光投向三國那個烽火連天、群雄并起的時代，就會明白，能在亂世中真正做到“埋頭苦干”并成就一番事業(yè)的，是何等了不起的人物。

諸葛亮，這個名字一出來，大家腦海中浮現(xiàn)的，恐怕就是那個羽扇綸巾、足智多謀、神機妙算的形象。

他是智慧的化身，但魯迅先生看重的，更是他智慧光芒背后那份沉甸甸的實干精神和鞠躬盡瘁的執(zhí)著。

想想看，諸葛亮接手的是個什么樣的“爛攤子”？劉備白帝城托孤時，蜀漢剛經(jīng)歷夷陵慘敗，元氣大傷，地盤最小，人才也最缺，北有強大的曹魏虎視眈眈，東有貌合神離的東吳。

用“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換成一般人，可能早就覺得“這局沒法玩了”。但諸葛亮呢？他選擇了最艱難也最扎實的路，埋頭苦干。

他具體干了些什么？對內(nèi)，他事無巨細(xì)，親力親為。大到國家戰(zhàn)略、人事任命、法律制定，小到核對賬簿、檢查兵器、興修水利，他都要過問。

史書上說他“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就是說，連處罰二十杖以上的案子他都要親自審閱。這工作量，想想都讓人喘不過氣。有人說他管得太細(xì)，不懂放權(quán)。

但想想蜀漢的國力，想想那點本錢經(jīng)不起任何大的折騰，他這種近乎苛刻的“細(xì)”，何嘗不是一種極致的負(fù)責(zé)？他要確保這個弱小的政權(quán)能在夾縫中生存下來，發(fā)展起來。

他發(fā)展農(nóng)業(yè)，興修都江堰，讓蜀地成為“天府之國”；他嚴(yán)格法治，做到“吏不容奸，人懷自厲”，社會風(fēng)氣為之一新；他改進(jìn)連弩，發(fā)明木牛流馬，提升軍隊?wèi)?zhàn)斗力……這些，哪一項不是靠日復(fù)一日的埋頭苦干積累起來的？

對外，他深知蜀漢要生存，必須主動出擊，以攻代守。于是，就有了那一次次悲壯的“北伐”。很多人只看到他“六出祁山”似乎勞而無功，甚至批評他窮兵黷武。

但站在蜀漢的角度看，這恰恰是他“埋頭苦干”精神的延續(xù)和升華。每次出征，從路線選擇、糧草籌集、兵力調(diào)配，到戰(zhàn)術(shù)制定、臨陣指揮，他都要殫精竭慮。

他不僅要面對強大的魏軍，還要克服蜀道艱難、糧草轉(zhuǎn)運不便等巨大的后勤壓力。他就像一頭不知疲倦的老黃牛，拉著蜀漢這輛沉重的破車，在崎嶇的山路上艱難前行。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支撐他的，就是那份對先主托付的承諾（“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fù)漢室”）和對心中理想的執(zhí)著。最終，他積勞成疾，病逝在五丈原的軍營中，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諸葛亮的一生，完美詮釋了什么是“埋頭苦干”。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算子，而是一個面對現(xiàn)實困境，用超常的智慧、驚人的毅力和近乎自虐的勤奮，一點一滴去改變、去爭取的實干家。

他的光芒，不僅在于隆中對的遠(yuǎn)見，更在于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堅守與付出。他像一座燈塔，照亮了后世無數(shù)在困境中默默耕耘、負(fù)重前行的實干者。

為民請命

魯迅先生提到的第三種精神，“為民請命”，這就讓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了那些在民間傳說和戲曲舞臺上被反復(fù)歌頌的“青天大老爺”。

而在眾多清官形象中，包拯無疑是最耀眼、最深入人心的一位，幾乎成了“公正廉明”的代名詞。他額頭上那彎明月，象征著明鏡高懸；他手中的三口鍘刀（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代表著王法無情，無論皇親國戚還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老百姓親切地叫他“包青天”或者“包公”，這稱呼里飽含的是最樸素的信任和最深切的期盼。

包拯生活的北宋，表面上是經(jīng)濟文化繁榮的盛世，但官場積弊、權(quán)貴橫行、百姓冤屈無處申訴的現(xiàn)象并不少見。在這種環(huán)境下，一個官員要做到“為民請命”，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擔(dān)當(dāng)？

包拯用實際行動給出了答案。他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dāng)渴?/strong>，連皇帝想給寵妃的伯父張堯佐亂加官職，包拯都敢在朝堂上據(jù)理力爭，激動時唾沫星子都濺到了皇帝臉上（“唾濺帝面”），硬是讓皇帝收回了成命。

這種“敢摸老虎屁股”的剛直，沒有一顆以民為本、不畏權(quán)貴的心，是絕對做不到的。

他做地方官時，最著名的就是在開封府當(dāng)府尹。開封是首都，皇親國戚、達(dá)官顯貴云集，關(guān)系盤根錯節(jié)，案子最難辦。包拯一上任，就改革訴訟制度，打開府衙大門（“開正門”），讓告狀的老百姓可以直接到他面前陳述冤情，省去了被衙役胥吏刁難勒索的環(huán)節(jié)。

他斷案如神，明察秋毫的故事在《宋史》和民間傳說中數(shù)不勝數(shù)，比如“鍘美案”（陳世美）、“貍貓換太子”（雖為傳說，但反映了其剛直形象）等。

這些故事的核心都在于：他總能洞察真相，不畏強權(quán)，為受欺壓的普通百姓討回公道。史書上記載他關(guān)節(jié)不到，有閻羅包老”，意思是說，想找他走后門托關(guān)系？沒門！他那鐵面無私的樣子，簡直像閻羅王一樣讓人敬畏。

包拯的“為民請命”，不僅僅是斷幾個大案要案。更體現(xiàn)在他日常為官清正廉潔、心系民生上。他生活極其簡樸，做端州知州時，那里產(chǎn)名貴的端硯，是進(jìn)貢朝廷的佳品。

以前的官員常借機多征收幾十倍，用來賄賂權(quán)貴。包拯卻嚴(yán)格按貢額征收，自己離任時“不持一硯歸”。他時刻關(guān)心百姓疾苦，多次上書請求朝廷免除百姓的苛捐雜稅，賑濟災(zāi)荒。他的一生，都在用行動踐行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的座右銘。

包拯之所以能穿越千年，成為“青天”的象征，正是因為他代表了底層百姓最渴望的正義，不畏強權(quán)、明辨是非、清正廉潔、為民做主。他像一把利劍，刺破了官場的黑暗；他像一座天平，稱量著人間的不平。當(dāng)老百姓喊出“包青天”的時候，喊出的正是對“為民請命”這種精神的最高褒獎和永恒呼喚。

舍身求法的“變法豐碑”

魯迅先生最后提到的“舍身求法”，是四種精神中最為悲壯和決絕的一種。“法”，可以理解為真理、道義、救國救民的道路。“求法”已屬不易，而“舍身”以求，則意味著為了心中的信念和理想，甘愿獻(xiàn)出生命，用鮮血去喚醒沉睡的人心。

在近代中國那段風(fēng)雨如晦、內(nèi)憂外患的至暗時刻，在戊戌變法失敗的腥風(fēng)血雨中，譚嗣同用他年僅33歲的生命，將“舍身求法”這四個字，鑄成了一座永恒的豐碑。

譚嗣同出身官宦之家，本可過著優(yōu)渥的生活。但他目睹了清朝的腐朽沒落、列強的肆意欺凌、百姓的深重苦難，內(nèi)心充滿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變革沖動。他博覽群書，思想激進(jìn)，痛斥君主專制是“大盜之盜”，呼吁沖決一切羅網(wǎng)。

當(dāng)康有為、梁啟超推動光緒皇帝進(jìn)行變法（戊戌變法）時，譚嗣同成為最堅定的核心成員之一。他滿懷熱情，積極參與新政，起草詔書，聯(lián)絡(luò)各方，幻想通過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改變中國的命運。

然而，變法的阻力之大，守舊勢力之頑固，遠(yuǎn)超他們的想象。僅僅103天后，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囚禁光緒帝，下令捕殺維新派。

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亡海外。在這個生死關(guān)頭，擺在譚嗣同面前有兩條路：逃，或者留。以他的能力和人脈（比如當(dāng)時掌握新軍、傾向變法的袁世凱），他完全有機會像康梁一樣逃走，保全性命。很多人也勸他快走。

但譚嗣同的選擇，震驚了所有人。他毅然拒絕逃亡。

他給出的理由，至今讀來仍振聾發(fā)聵：“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他要用自己的死，來喚醒國人！他要用自己的鮮血，證明變法的必要和守舊派的殘暴！他要用這最慘烈的方式，為后來者開辟道路！這是一種何等清醒、何等決絕、何等悲壯的擔(dān)當(dāng)！

被捕入獄后，譚嗣同泰然自若，在獄中墻壁上題下絕命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刑場。面對屠刀，他毫無懼色，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他的頭顱落地，他的熱血噴涌，他用自己的生命，踐行了“舍身求法”的最高境界。

譚嗣同的死，在當(dāng)時或許未能立即扭轉(zhuǎn)乾坤，但他那“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壯烈情懷，他那為探索救國真理、為喚醒民眾而甘愿赴死的精神，卻如同黑暗中的一道驚雷，震撼了無數(shù)麻木的心靈，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繼。

英雄，從來不是虛無縹緲的傳說，而是那支撐著我們民族昂首前行的、生生不息的“脊梁”精神！ 這種精神，過去是，現(xiàn)在是，將來也必定是，中華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