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海扎陵湖畔發現的一處“昆侖石刻”引發熱議，如若屬實，這將是迄今最完整的秦代原址石刻之一。

它將不僅刷新了對秦始皇“西巡昆侖”的歷史認知，也讓“昆侖”這一千年神話地標第一次以具體地理面貌出現在史實之中。

“采藥昆侖”石刻線描圖及釋讀

來源：微信公眾號光明文化記憶

而無論它最終被證實為真跡或偽作，它都提醒我們：在中國這片大地上，還有許多沉默的石頭，曾在風雪之間刻下過王朝的野心、時代的印記、信仰的變遷……

這些摩崖石刻，有的在險峰絕壁上遙遙相望，有的藏于村野溪谷間不為人知。它們是文字的化石，是歷史的證人，是寫在山河上的文化記憶。

“列文森中國研究書籍獎”圖書《銘石為景：早期至中古中國的摩崖文字》，深入揭示了早期摩崖石刻的文化意涵。

借此契機，我們不妨一起走近那些散落在中國各地的“石上之書”，去聆聽它們穿越時間的回響。

01

秦代?泰山刻石

年代：公元前219年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黎，登茲泰山，周覽東極。”

秦二世續刻泰山刻石殘石，公元前209年

原石藏于山東泰安市岱廟

盡管后世極力強調秦始皇在泰山封禪的重要性，他在泰山本身的石刻卻并未明確記載此事。儒家學者曾貶低秦始皇的封禪儀式，聲稱他因暴雨未能登頂，而司馬遷則認為石刻足以佐證他完成了封天大禮。

秦始皇可能希望通過在所經之地立石，效仿古代圣賢君主的巡游傳統，以石刻作為政治與文化合法性的象征。這種實踐可追溯到先秦，如周穆王的西行銘刻、秦國的石鼓文與《詛楚文》等，雖以青銅禮器銘文為媒，但都旨在建立人神溝通與統治合法性。

秦代的石刻不同于供奉于宗廟的青銅禮器，它們公開設置在山川之間，使每一個經過者都能“在地閱讀”。銘刻不僅頌揚了皇權功績，更是將帝王的實際行動轉化為永恒的地理印記，指向他走過的地方與展現的統治意志。

02

西漢?《開通褒斜道》刻石

年代：66年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斜道。太守鉅鹿鄐君、部掾治級、王弘、史荀茂、張宇、韓岑第典功作……”

《開通褒斜道》，66年，高0.8—1.25米，寬2.76米，原位于陜西漢中市石門，現藏于漢中市博物館。

這是中國最早的摩崖石刻之一，刻于陜西石門隧道外的崖壁。銘文記錄了漢中太守鄐君奉漢明帝詔書，征調三郡勞力2690人修建褒斜道的工程。文中詳細記載了棧道、橋梁、郵亭的營建數據，以及用工76萬余人、耗資149萬錢的浩大投入。

韓文彬認為，我們可以從多角度理解這段簡單的文本：把它當作漢代官僚制度的產物；視之為一種公共紀念碑的形式，即當時在中國仍處于肇始階段的摩崖題記；還可以將其解讀為一件承載文本內容、呈現特殊視覺形式的書法作品。按照以上任意一種說法來解釋該題刻，都需要聯系漢帝國在1世紀時的行政程序和政治地理。

《開通褒斜道》，拓本局部，采自陜西漢中市褒斜石門研究會、漢中市博物館編：《石門漢魏十三品》，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

當時的人們見過銘旌、瓦當、牌匾或墻上涂寫的可能性，比直接了解石刻文字的可能性更大，因為石刻書寫形式在1世紀相當罕見，盡管它在接下來的幾百年間變得無處不在。

在《開通褒斜道》刻成不久后來此的士人旅者有充分的理由對鋪陳眼前的巨大文字感到驚奇。即使不識字的人也有可能感覺出這些文字不但奇特而且陌生，同時極其重要，意在長存永固。

03

東漢?《石門頌》

年代：148年

“惟坤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斜谷之川，其澤南隆……于是明知故司隸校尉犍為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百僚咸從，帝用是聽。……”

《故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石門頌》），148年2.61米 ×2.05米，題額54厘米 ×35厘米，原位于陜西漢中市石門，現藏于漢中市博物館。

銘文敘述了四個事件：石門隧道的開通及《開通褒斜道》所記永平年間開展的褒斜道工程；107—108年間羌人對道路的破壞；125年，漢順帝(125—144年在位)應楊渙之請下詔重修道路，銘文中的“孟文”即楊渙的字；148年，漢中太守王升下令刻制銘文。

韓文彬指出，這個銘文本意非在紀念營建工程，而是楊孟文的個人經歷。重開褒斜道不僅能促進舊都與犍為郡所在的益州地區的商貿溝通，該提案的實現還能為楊孟文個人和家族的名譽增光添彩。

東漢時期，通過在公共空間立碑銘文，“士”階層得以廣泛傳播自己的價值觀、政治立場或社群歸屬。盡管石刻往往以頌揚他人為表，其實常常也是出資者借題發揮、自我表述的一種方式，被視為相當于現代“輿論”的存在。

04

北周?鐵山摩崖刻經

年代：579年

“又無相者名無生相，無相相者名無滅相，無生無滅名（無相）無相相。若見無生無滅無住無一無二無瞋無諍無有……”

題記拓本，約579年，每字高約25厘米，原刻位于山東鄒城市鐵山，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藏。

北朝末期，僧人安道壹為護持佛法，于山東鄒城鐵山鑿刻《大集經》選段，字高約50厘米，沿山坡排布成“模擬石碑”形態，頂部刻龍紋、底部刻龜座，形成巨型宗教符號。

當時北周滅佛運動剛過，為末法的到來提前做準備是刻鑿佛經的唯一或者說主要的動機，因為任何刻在石頭上的文字都旨在永存。

佛教徒以“鑿巖不琢，后葉何觀”的信念，將佛經刻入不可毀滅的山石，使佛教文本轉化為神圣空間，使山岳本身成為佛法載體，體現了宗教信仰與自然力量的對抗與融合。

05

唐代?《紀泰山銘》

年代：726年

“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懵于至道…… 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尹，交修皇極。”

唐玄宗《紀泰山銘》，726年，涂金石刻，通高17.1米，山東泰安市泰山。

唐玄宗于725年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次年命人將親撰的《紀泰山銘》刻于大觀峰巖壁，全文1008字，隸書填金，高17.1米，是泰山現存最大的帝王刻石。

玄宗的長篇文字既是一份充滿政治和思想訴求的歷史文獻，又是宗教和孝道的展示。作為銘記其個人成就的紀念碑，《紀泰山銘》回顧了玄宗在位期間的政績，而這恰恰是激起群臣請求他行封禪大典的緣起。

文章通過列舉皇室先輩之名并加以贊頌，還起到修正唐朝歷史的作用。玄宗提到了太宗、高宗、中宗和他的父親睿宗，祖母武則天的名字明顯缺席，她曾廢黜了上述皇帝中的后兩位，而玄宗也僅以“紹運”二字暗寓中宗的復位。

有學者認為，玄宗封禪的動機之一是重申合法的唐代男性帝王世系。盡管序文是整篇文字里最長的部分，但是押韻的“銘”卻承載著最核心的禮儀意義，其華麗措辭與封禪禮儀的程式化行為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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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

《銘石為景：早期至中古中國的摩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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