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6 月 23 日，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一份刑事判決書的公開，將 E 會計師事務所兩名注冊會計師朱某某、劉某某推至公眾視野。這起涉及 A 股公司 A 公司 2018 年年報財務造假的案件，不僅揭開了上市公司與審計機構合謀造假的黑幕，更暴露了資本市場審計監督環節的嚴重漏洞。隨著司法文書與監管處罰細節的逐步披露，這場持續數年的財務舞弊事件的全貌得以呈現。

A 公司的財務造假行為始于對可轉債發行條件的刻意迎合。2018 年，為滿足發行可轉債的財務指標要求，A 公司管理層決定通過虛增收入的方式粉飾報表。具體操作中，A 公司通過旗下子公司 B 公司與關聯方 D 公司倒簽虛假合同，虛構交易背景以虛增當期營業收入。司法文書顯示，該造假行為共虛增 2018 年營業收入 3.58 億元，虛增利潤 1.45 億元，占當年披露凈利潤的比例高達 37%。

這一造假鏈條的關鍵環節在于虛假合同的炮制與審計證據的偽造。據 A 公司財務部經理賈某供述，在審計協調會上，審計人員曾明確提出 “某影視劇未取得播放許可證則相關協議不能確認收入” 的合規要求，但同時也暗示 “簽訂投資份額賣斷協議即可確認收入”。這一建議為 A 公司指明了造假方向 —— 通過尋找第三方公司簽訂虛假的投資份額轉讓協議，制造收入確認的合規表象。隨后，B 公司負責人按照這一思路，與 D 公司倒簽了相關轉讓協議，而該協議的模板由 A 公司內部人員提供，并經審計人員 “審核” 通過。

在審計證據的準備過程中，E 會計師事務所項目經理劉某某通過審計溝通微信群，明確要求 A 公司提供 “找新公司簽合同” 所需的材料，包括與原合作方 C 公司撤銷合同的文件及收回已發出的詢證函。這一行為表明，審計人員不僅知曉造假計劃，更直接參與了偽造審計證據的過程。最終，這些經過 “設計” 的虛假材料被納入審計工作底稿，成為出具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 “依據”。

朱某某與劉某某作為 E 會計師事務所的注冊會計師，在此次造假事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朱某某案發前系該所合伙人，劉某某則為項目經理，二人分別負責該審計項目的總體把控與具體執行。2018 年報審計費用總計 70 萬元（含稅），其中朱某某個人獲得 4.2 萬元，劉某某獲得 6.085 萬元，這一利益分配格局顯示出審計項目收益與個人業績的直接掛鉤。

司法調查發現，二人在審計過程中存在多項嚴重違規行為。其一，對關鍵交易的實質性程序流于形式。對于 B 公司與 D 公司的大額交易，審計人員未實施必要的函證、走訪等程序，僅依賴 A 公司提供的虛假合同與銀行流水；其二，對收入確認的合規性審查形同虛設。明知相關影視劇未取得播放許可證，卻默許通過倒簽協議的方式確認收入，違反了企業會計準則關于收入確認的基本要求；其三，審計工作底稿存在明顯篡改痕跡。部分關鍵審計程序的執行時間被倒簽，以掩蓋審計程序滯后于報表披露的事實。

更值得關注的是，審計人員與 A 公司管理層之間存在頻繁的 “技術溝通”。據賈某供述，A 公司曾將偽造的投資份額轉讓協議模板交由審計人員 “審核”，而審計人員在提出若干格式修改意見后，明確表示 “可以使用”。這種本應保持獨立的審計關系，異化為 “合作共贏” 的利益共同體，審計監督的防線至此完全崩塌。

2024 年，北京證監局率先對該造假事件展開調查，并于同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對 A 公司處以警告和 60 萬元罰款，對公司 17 名相關責任人處以警告和合計 156 萬元罰款；對 E 會計師事務所責令改正，沒收業務收入 66.04 萬元，并處以 198.11 萬元罰款，罰沒金額合計達 264.15 萬元。

與此同時，司法機關對朱某某、劉某某的刑事追責程序同步啟動。2024 年 1 月 30 日，二人主動投案自首。2025 年 6 月 23 日，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二人構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朱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五個月，并處罰金 11 萬元，追繳違法所得 4.2 萬元；劉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并處罰金 10 萬元，追繳違法所得 6.085 萬元。此外，深交所于 2024 年 8 月 9 日作出紀律處分，在 2024 年 8 月 9 日至 2027 年 8 月 8 日期間，不受理二人出具的相關文件，這意味著二人在未來三年內將被禁止從事證券服務業務。

從處罰結果看，監管部門與司法機關對財務造假行為的打擊力度顯著加大。相較于以往以行政處罰為主的追責模式，此次對注冊會計師個人追究刑事責任，體現了 “零容忍” 的監管態度。據統計，該案中各主體合計承擔的直接經濟損失達 531.44 萬元，這還不包括 A 公司股價暴跌給投資者帶來的間接損失。

E 會計師事務所作為一家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專業機構，此次事件暴露出其內部質量控制體系的嚴重缺陷。據了解，該所近年來業務規模快速擴張，但在人員管理、項目復核等方面未能同步跟進，導致部分項目存在 “簽而不審”“審而不嚴” 的現象。此次被處罰的 66 萬元業務收入，僅為該項目審計費用的 94%，而對應的罰款金額則達到業務收入的 3 倍，這種 “低收益、高風險” 的違規行為，反映出部分審計機構對合規風險的輕視。

事件曝光后，注冊會計師行業內部引發深刻反思。一方面，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審計獨立性，避免因商業利益而喪失職業操守；另一方面，如何完善內部質量控制流程，確保審計程序的實質性執行。有業內專家指出，當前部分會計師事務所為追求業務規模，過度依賴 “關系營銷”，而忽視了審計質量的核心競爭力，這種發展模式潛藏著巨大風險。

此外，案件中暴露的 “審計建議異化” 現象尤為值得警惕。當審計人員從合規性的監督者異化為造假方案的設計者，資本市場的 “看門人” 機制便徹底失效。這要求行業協會與監管部門進一步強化職業倫理教育，建立更加嚴格的職業道德考核體系，從思想根源上杜絕 “助紂為虐” 的行為。

A 公司財務造假行為曝光后，其股價應聲下跌，投資者損失慘重。目前，已有部分投資者通過法律途徑提起訴訟，要求 A 公司、E 會計師事務所及相關責任人員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根據以往類似案例，會計師事務所作為專業服務機構，若被認定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可能需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意味著 E 會計師事務所面臨的潛在賠償金額可能遠超此次行政處罰的金額。

此次事件也為資本市場的生態修復敲響了警鐘。一方面，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亟待完善，避免管理層為短期利益而鋌而走險；另一方面，中介機構的監督職能需要重新定位，真正發揮 “看門人” 的作用。監管部門已表示，將進一步強化對會計師事務所的現場檢查力度，重點關注高風險行業和重點企業的審計質量，對違法違規行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

隨著司法程序的終結與監管措施的落地，這起震驚資本市場的財務造假案件暫告一段落，但留給市場的思考遠未停止。在注冊制改革深入推進的背景下，如何構建更加健康的市場秩序，如何讓投資者重拾信心，仍是擺在監管部門、中介機構與上市公司面前的重要課題。而對于注冊會計師行業而言，此次事件無疑是一記沉重的警鐘，唯有堅守職業操守、強化質量管控，才能在資本市場中贏得真正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