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源注：本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偽滿時代傀儡皇帝溥儀的一些舊事。毓塘先生是溥儀的遠房侄輩。其父溥倬與溥儀系同曾祖兄弟。1932年，溥儀爬上了偽滿執政的寶座。毓螗則來到長春，在“宮內府”學習，陪伴溥儀，直至偽滿覆滅。嗣后，在蘇聯戰俘營，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他都和溥儀在一起，是溥儀這段歷史的見證人。毓螗曾擔任吉林市政協常委，省政協委員。

“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舉國上下無不義憤填膺，而溥儀卻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寵兒，被偷運東北，充當傀儡戲的主演，緊鑼密鼓，在長春粉墨登場，這場丑戲共演了14年之久。

1932年3月，溥儀身穿大禮服在“新京”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偽執政府開始時，是在原吉長道尹公署舊址，后遷到原吉黑榷運局和鹽倉舊址(即今吉林省歷史博物館及其西院長春市第70中學和回族小學)。發表了《建國宣言》，據說這個《宣言》，是張勛復辟時“辮子兵”的參謀長萬繩栻起草的。

當時北平的舊王公子弟們，聽到消息，紛紛蠢蠢欲動，認為又有了“盼頭”。溥儀開始拼湊班底，招攬“旗羅傘報”，儼然還要以帝王自居。我就是這時，以充當“護衛”的名義，被召到長春來的。

初見溥儀

1932年8月初，溥修從天津靜園派溥儀的原侍從福隆阿(當時40多歲)到北平找我們，并規定日期到前門車站集合。我們乘火車到塘沽，改乘輪船經大連，再換火車抵長春，那天正好是中秋節。我們這一行人有：馬元通(旗人，后充警衛處警衛)、毓英(旗人，后充承宣科科員)、晏光(旗人，后充偽滿飛行隊中尉)、莊王府溥紹之子毓惒、怡親王后代恒樞載瀾之子溥儉(即我儉六叔)，加上我共有二十多人。下車后，住在站前一個小旅館，等候第二天入“宮”叩見“天顏”。

陰歷八月十六日上午，由福隆阿率領這一幫八旗子弟到偽宮內，按著皇宮的規矩，由奏事官派隨侍吳天培(溥儀由天津靜園帶來的貼身侍從之一)引入，就在這天上午，在緝熙樓正式“引見”。溥儀站在樓上的曬臺，身穿藍色長袍，頭戴瓜皮緞帽，還戴著他那個特制的近視墨鏡接見我們。這時，跪在下面的這些八旗子弟，囿于傳統的宗法觀念，確實是“戰戰兢兢”地接受了“召見”。我們在樓下院內先行“三拜九叩禮”(拜三次，每次叩三個頭，故稱三拜九叩禮)，然后跪著聆聽“圣訓”。但是并沒有聽到說啥，只聽說：“你們都來啦！以后好好學習。”又告訴吳天培：“其他人都下去，叫溥儉、毓塘留下。”溥儀就退回樓上西南角他的書齋。吳又把我們叔侄引上樓。我們一進樓看見趴在樓門旁的兩只大獅子狗，嚇了一跳。吳說“不要怕，這是從天津帶來的，可‘仁義’啦！”

上樓往西走，在他那不大的書齋里，再行那繁瑣的“三拜九叩禮”。禮畢，溥儀叫“起來”。這回不像方才跪著聽了，而是站著低頭聽。為什么單叫我們爺倆？原因是他人都不是近族，以示對我們惇邸的重視，用這個來籠絡人心。溥儀問我們都多大歲數啦？念過書嗎？在京時常見二位主子(指榮惠、敬懿皇貴妃)嗎？而且問得還比較親切。當我們一一“上奏”后，便說：“下去吧！”我們這些被召見的，全都安置住在“中和門”東邊那兩間房。雖然這里與溥儀近在咫尺，但像遠隔重洋一般。

不久這些人全部都參加了軍事訓練班學習，以備給溥儀當“護軍”，作他的守衛親兵。

軍事訓練班

溥儀辦軍事訓練班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他自己的親信武裝。他雖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他也做過恢復“大清江山”的美夢，所以還要像前清那樣，宮廷門外設御林軍。而這些人又必須是他的心腹，一旦需要，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假若再擴大武裝力量的時候，這些人又可以成為他的親兵骨干。

我們這個軍事訓練班，是溥儀自己決定成立的，由警衛處長佟濟煦負責。佟是鄭孝胥任北京小朝廷內務府大臣時，帶入宮內充當“堂郎中”的親信，后來跟溥儀在天津，侍侯他，并專給他照相，又跟隨來東北，是宮內的大管家。班主任是一位東北講武堂畢業的侍從武官叫金純善，專管軍事訓練和學習，又派嚴桐江來管理班內總務。嚴與李國雄(大李)、趙蔭茂、曹寶元、吳天培等都是在1921年前后收進來的。當年黎元洪任大總統，對宮內有所放松，小朝廷就一方面解除了些太監，但又偷偷地收了一些男童仆。這些人入宮侍候溥儀，后跟到天津靜園，現在又隨來東北，是溥儀的親信隨從，一直跟到偽滿垮臺為止。

訓練班的學習內容有：

(一)軍事學，由偽軍政部派來兩位助教擔任：一位是李學明中尉，一位是魏樹桐少尉。

(二)“四書”、“孝經”、“掌故”，由近侍處長陳曾壽教。陳是前清翰林，在天津靜園時，與陳寶琛、胡嗣瑗、鄭孝胥等同為溥儀的“股肱”。他這次跟溥儀來東北，原想當個大官，結果沒弄到手，溥儀只好安置他到身邊，以示優隆。他講“掌故”都是依據《東華錄》，雖然他的湖北口音難懂，但講的材料豐富、娓娓動聽。當陳老師不在時，掌故部分，由商衍瀛講。商老師也是清朝的遺老，廣東駐防旗人，清末翰林，當過溥儀的“南書房行走”，還和張學良有過聯系，是東北卍字會的名流。這時也來到溥儀身邊，所以也給我們學生講課。

(三)“數學”，由宮內府警衛處職員譚老師講授。

(四)日語，由掌禮官岸名幸基(日本人)教，學習時間是一年。成員除了前述的八旗子弟外還有從天津帶來的隨侍霍福泰。他是滄州人，會武術，后來也成了溥儀的親信隨侍，一直跟到大栗子溝，最后還為“善后工作”而奔走。

訓練班的那個院，后來改修同德殿(今吉林省歷史博物館)，當時的房子是原鹽倉的青磚瓦房倉庫。我們學習的這段時間，也是溥儀為當“皇帝”做準備的時期。當我們學習結束的時候，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導演“皇帝登基”。

“護軍事件”

1934年3月，“滿洲國”改名為“滿洲帝國”，溥儀也由“執政”變為“皇帝”。這時，他的親兵——護軍也成立了。

護軍總隊隊長由佟濟煦兼任，下分三個隊：第一隊隊長是吳天培，第二隊隊長是李國雄，還有第三隊。佟戴少將肩章，吳、李戴中校肩章,與偽滿軍不一樣，肩章是順著肩的。護軍共300人，其中有三部分人：

(一)由天津帶來的原在靜園的護衛，多是滄州人，都會武術；(二)從東北招的蒙古族，胳膊粗，力氣大；(三)由軍事學習班訓練出來的八旗子弟，除毓惒因考第一，保送日本士官學校學習(偽滿末年，當偽軍少校，我們從長春出逃前，他來宮中串門，也跟去大栗子，后來聽說他投奔他姻親蒙古卓王，解放后，在西安從事建筑工作，現已退休)外，全部當了護軍。我被分到二隊當上等兵，儉六叔當少士班長。我們這些宗室多在這個隊。

偽皇帝登基，去長春西郊祭天，那些場面，我雖未親臨其境，但他們出出入入，也有所了解。記得3月1日那天，在其偽宮內府勤民樓舉行“登基大典”。在此之前祭天時，溥儀穿的是清朝的朝服，由贊引官寶熙引導，后扈官胡嗣瑗隨后，回宮后又換上大元帥軍服。因為那時我每天的任務，就是在中和門西側站崗，這地方很重要，所以不是一般地站大崗，而是近在咫尺，為“皇帝陛下”護駕，如同過去在宮內的“乾清門七品帶刀侍衛”一樣。

寒來暑往，為溥儀站了3年崗，不知何故而得到了“圣眷”，把我和溥儉調離護軍，一同到宮內，與新從北平來的我們惇邸的子弟共同讀書。這時，這支護軍，仍然存在。第二年，也就是“七·七”事變前夕，日本帝國主義早已蓄謀搞垮這支溥儀的私人武裝。

1937年6月28日，趁星期日護軍放假，去逛大同公園(今長春市兒童公園)時，日人制造摩擦。據護軍們回來講：當時，他們欲買船票準備劃船，旁邊并沒有日本軍人，只有幾個穿便衣的日本男男女女野餐。后來這些人也去爭購船票，因而與護軍發生爭吵。日本人放出狼狗咬，被這些會武術的滄州人和胳膊粗、力氣大的蒙古人給打敗，并踢死了狼犬。旋即關東軍憲兵隊出動，逮捕了護軍多人，并用電話通知宮內府。最后還是溥儀告饒，派佟濟煦賠禮道歉。這就是“護軍事件”。

善后的處理是佟濟煦當了替罪羊，罷職丟官，警衛處改組為皇宮近衛處，換日本人長尾吉五郎為處長；人員減少，變為警察性質；原來的長槍一律收繳，改佩短槍。溥儀這一點點可憐的私人武裝，也不準存在了。這也是日本主子有意識地給他的高級奴才一點顏色看看。

偽宮廷院內的布局

偽皇宮雖然面向南有兩個大門，但同德殿前面的那個大門，從來關閉，只走西邊的大門(即今長春市第70中學的西南角大門)，然后再從面向西的興運門入院。入門左側有宮內府(尚書府也在這里辦公)，通常以中和門為界，以北為辦公事的地方，叫“外邊”，以南就是溥儀居住的地方，叫“內廷”。緝熙樓就在內廷，而勤民樓則屬于外廷，溥儀就在這里接見和“辦公”。

后蓋的同德殿，則是溥儀“便見”的場所。對比起來，同德殿還現代化一些，接見外賓，有時就在這里。但在此處被召見的人，又均須從中和門那幢房東頭的小角門穿過去東院。象日本裕仁天皇的弟弟除了秩父宮親王是1938年5月來訪時，同德殿尚未竣工外，其余的如1940年6月來訪的高松宮親王，1942年8月來訪的三笠宮親王，還有1939年5月來訪的昌德宮李王垠和1942年6月來訪的日本皇族閑院宮春仁，以及后期的幾任關東軍司令官，就都是從這個小角門到東院去覲見的。

1943年春，漢奸汪精衛來東北，溥儀是在勤民樓接見的。當時未等溥儀下座，汪搶先向溥儀行三鞠躬禮，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導演的傀儡戲兩個主角的合演。溥儀因與汪有殺父之仇，在未來之前，曾很傷腦筋，不接見吧，又怕日本人見怪，最后，還是看在日本主子的面上，真個化敵為友了。隨同來的還有汪的秘書溥僡(恭親王溥偉之弟)，也同汪一齊行了鞠躬禮，因而受到了宗室人們的普遍譴責，說他怎么能同汪精衛一樣呢(意思是應該行三拜九叩禮)。

汪來東北時，到處聲嘶力竭地高喊：“過去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永遠是同胞。”頗又迷惑了一部分人，甚至還有人認為“汪精衛不一定是真心給日本鬼子當傀儡”。溥儀在宮中還對汪賜宴。

“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

“帝室御用掛”這個名詞是日本語，有的翻譯為皇帝機要秘書，我看不如說是皇帝的看管人或大管事更為妥切。

這位日本軍人，是個矮個，高顴骨，留個日本式小胡子，長得一臉橫肉。據說溥儀在天津時，他經常出入靜園給“講時事”。后來，溥杰在日本士官學校時，他當戰史教官。我是1937年認識他的。當時，他只是中校軍銜，不過他軍服前經常掛著參謀帶，因為他還是關東軍的高級參謀。出入宮內，高傲無比，對我們學生從不理睬。10年間，逐級晉升為陸軍中將，他是溥儀的監視人。

溥儀對吉岡安直是言聽計從，吉岡就成了關東軍和溥儀中間的傳話筒。溥儀每次接見外人，他是照例參加，站在最前面。對宮內看管很嚴，例如有人求見溥儀，由興運門入內，先到奏事處，正東面就有與吉岡通氣的日軍憲兵隊，看得清清楚楚，假如奏事處引見，經過中和門時，日本憲兵隊更要嚴格記錄。總之院內的一舉一動，他們都記錄，只有我們學生例外。

“七·七”事變前，還不嚴格，以后一天比一天緊，甚至溥儀到了沈陽被蘇軍俘獲，吉岡在旁邊還向蘇聯將軍要求允許溥儀去日本，日本的憲兵曹長浪花還一步不離，一直到通遼下飛機，才被迫與溥儀分手。他與溥儀談話，不用翻譯,有時用他那日本式的英語與溥儀交談，經常使用的是“協和語”。

建國神廟

1940年,溥儀去日本慶祝日本神武天皇2600年大慶，接回來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器：八咫鏡、天叢云劍、八坂瓊勾玉。這3件東西的模制品，在日本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

溥儀秉承關東軍太上皇的意旨，在同德殿東南角院外，又修了一座用白木頭造的建國神廟，進院子的通道上鋪了白、紅、綠三色的雨花臺石子，在廟內供上了那3件寶。現成立了一個祭祀府的機構，由退役的前關東軍參謀長、憲兵司令官、陸軍中將橋本虎之助任總裁，清廷的舊臣沈瑞麟為副總裁,還為此頒布了一個《國本奠定詔書》。每月初一、十五日，溥儀帶頭去神廟祭祀，全東北的人民也被迫每日向神廟遙拜。這種愚民的事情，一直搞到偽滿垮臺為止。

溥儀與日本人

溥儀和日本主子的關系，是傀儡和主子的關系，而這種關系，“七·七”事變前后又有所不同。以前日本人在形式上還留點面子，有些重大事情，還要走走“御裁可”的過場，一些偽大臣們還要不斷地去勤民樓覲見。那時候每天都唱“國歌”(據說是鄭孝胥作的詞)：“天地內有了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頂天立地，無苦無憂，造成我國家，只有親愛，并無怨愁。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縱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義，尚禮讓，使我身修，家已齊，國已治，此外何求。近之則與世界同化，遠之則與天地同流。”

這些鬼話，固屬荒誕不經，然而卻如實地道出了當時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萬惡罪行，也逼真地勾勒出一副賣國求榮、認賊作父的漢奸形象。盡管如此，那時溥儀為了當傀儡皇帝，確實在骨子里真跟日本人“一德一心”。

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日本主子對這個傀儡在形式上也不怎么需要了，索興“過場”也不走了。所以在溥儀的心中，就是維持個“皇帝”名義，“保命”就行，對日本人更加奴顏婢膝。假戲還得真唱，這樣的場面很多，如偽滿后期，“大東亞戰爭”已經筋疲力竭的時候，吉岡來和溥儀談，要他對“圣戰”有所表示，溥儀滿口答應，并立即執行。他下令把偽皇宮的銅物器皿、宮燈、樓梯扶手等都卸下來，進行“金屬獻納”；把自己的一些不值錢的日用品，也交出來表示他個人“獻納”的忠心。但是真值錢的好東西，包括他的白金表卻都藏起來。

還聽說他第二次訪日時，見了日本皇太后，又行禮、又攙扶，極盡阿諛之能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44年春天，在同德殿南曬臺上，他接見日本青年“敢死隊”時，我們幾個在他身后不遠的屋內偷看熱鬧，親眼看到庭院內站著一幫齜牙咧嘴的“肉彈”，他們都是準備“玉碎”的日本青年兵。溥儀在上邊，一面講話，一面痛哭流涕。我們這幾個都感到他在那里“演戲”，由于這種鬧劇，演習慣了，所以虛偽也仿佛真的一樣，表演時動作自如。在大栗子聽到日本宣布投降時，那個動作可以說是最后一次登峰造極的表演。

本文取自1993年出版的《偽滿史料叢書—殖民政權卷》，原標題《偽滿時代的溥儀》。根據注釋顯示叢書中的這篇文章，節選自1985年由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溥儀離開紫禁城以后》。作者愛新覺羅·毓塘，周克讓、李澍田、關大虹整理（叢書誤將關大虹寫作吳大虹）

特別鳴謝賈大為先生對此文提供精美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