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源注:本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偽滿時代傀儡皇帝溥儀的一些舊事。毓塘先生是溥儀的遠房侄輩。其父溥倬與溥儀系同曾祖兄弟。1932年,溥儀爬上了偽滿執政的寶座。毓螗則來到長春,在“宮內府”學習,陪伴溥儀,直至偽滿覆滅。嗣后,在蘇聯戰俘營,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他都和溥儀在一起,是溥儀這段歷史的見證人。毓螗曾擔任吉林市政協常委,省政協委員。
“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舉國上下無不義憤填膺,而溥儀卻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寵兒,被偷運東北,充當傀儡戲的主演,緊鑼密鼓,在長春粉墨登場,這場丑戲共演了14年之久。
1932年3月,溥儀身穿大禮服在“新京”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偽執政府開始時,是在原吉長道尹公署舊址,后遷到原吉黑榷運局和鹽倉舊址(即今吉林省歷史博物館及其西院長春市第70中學和回族小學)。發表了《建國宣言》,據說這個《宣言》,是張勛復辟時“辮子兵”的參謀長萬繩栻起草的。
當時北平的舊王公子弟們,聽到消息,紛紛蠢蠢欲動,認為又有了“盼頭”。溥儀開始拼湊班底,招攬“旗羅傘報”,儼然還要以帝王自居。我就是這時,以充當“護衛”的名義,被召到長春來的。
初見溥儀
1932年8月初,溥修從天津靜園派溥儀的原侍從福隆阿(當時40多歲)到北平找我們,并規定日期到前門車站集合。我們乘火車到塘沽,改乘輪船經大連,再換火車抵長春,那天正好是中秋節。我們這一行人有:馬元通(旗人,后充警衛處警衛)、毓英(旗人,后充承宣科科員)、晏光(旗人,后充偽滿飛行隊中尉)、莊王府溥紹之子毓惒、怡親王后代恒樞載瀾之子溥儉(即我儉六叔),加上我共有二十多人。下車后,住在站前一個小旅館,等候第二天入“宮”叩見“天顏”。
陰歷八月十六日上午,由福隆阿率領這一幫八旗子弟到偽宮內,按著皇宮的規矩,由奏事官派隨侍吳天培(溥儀由天津靜園帶來的貼身侍從之一)引入,就在這天上午,在緝熙樓正式“引見”。溥儀站在樓上的曬臺,身穿藍色長袍,頭戴瓜皮緞帽,還戴著他那個特制的近視墨鏡接見我們。這時,跪在下面的這些八旗子弟,囿于傳統的宗法觀念,確實是“戰戰兢兢”地接受了“召見”。我們在樓下院內先行“三拜九叩禮”(拜三次,每次叩三個頭,故稱三拜九叩禮),然后跪著聆聽“圣訓”。但是并沒有聽到說啥,只聽說:“你們都來啦!以后好好學習。”又告訴吳天培:“其他人都下去,叫溥儉、毓塘留下。”溥儀就退回樓上西南角他的書齋。吳又把我們叔侄引上樓。我們一進樓看見趴在樓門旁的兩只大獅子狗,嚇了一跳。吳說“不要怕,這是從天津帶來的,可‘仁義’啦!”
上樓往西走,在他那不大的書齋里,再行那繁瑣的“三拜九叩禮”。禮畢,溥儀叫“起來”。這回不像方才跪著聽了,而是站著低頭聽。為什么單叫我們爺倆?原因是他人都不是近族,以示對我們惇邸的重視,用這個來籠絡人心。溥儀問我們都多大歲數啦?念過書嗎?在京時常見二位主子(指榮惠、敬懿皇貴妃)嗎?而且問得還比較親切。當我們一一“上奏”后,便說:“下去吧!”我們這些被召見的,全都安置住在“中和門”東邊那兩間房。雖然這里與溥儀近在咫尺,但像遠隔重洋一般。
不久這些人全部都參加了軍事訓練班學習,以備給溥儀當“護軍”,作他的守衛親兵。
軍事訓練班
溥儀辦軍事訓練班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他自己的親信武裝。他雖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他也做過恢復“大清江山”的美夢,所以還要像前清那樣,宮廷門外設御林軍。而這些人又必須是他的心腹,一旦需要,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假若再擴大武裝力量的時候,這些人又可以成為他的親兵骨干。
我們這個軍事訓練班,是溥儀自己決定成立的,由警衛處長佟濟煦負責。佟是鄭孝胥任北京小朝廷內務府大臣時,帶入宮內充當“堂郎中”的親信,后來跟溥儀在天津,侍侯他,并專給他照相,又跟隨來東北,是宮內的大管家。班主任是一位東北講武堂畢業的侍從武官叫金純善,專管軍事訓練和學習,又派嚴桐江來管理班內總務。嚴與李國雄(大李)、趙蔭茂、曹寶元、吳天培等都是在1921年前后收進來的。當年黎元洪任大總統,對宮內有所放松,小朝廷就一方面解除了些太監,但又偷偷地收了一些男童仆。這些人入宮侍候溥儀,后跟到天津靜園,現在又隨來東北,是溥儀的親信隨從,一直跟到偽滿垮臺為止。
訓練班的學習內容有:
(一)軍事學,由偽軍政部派來兩位助教擔任:一位是李學明中尉,一位是魏樹桐少尉。
(二)“四書”、“孝經”、“掌故”,由近侍處長陳曾壽教。陳是前清翰林,在天津靜園時,與陳寶琛、胡嗣瑗、鄭孝胥等同為溥儀的“股肱”。他這次跟溥儀來東北,原想當個大官,結果沒弄到手,溥儀只好安置他到身邊,以示優隆。他講“掌故”都是依據《東華錄》,雖然他的湖北口音難懂,但講的材料豐富、娓娓動聽。當陳老師不在時,掌故部分,由商衍瀛講。商老師也是清朝的遺老,廣東駐防旗人,清末翰林,當過溥儀的“南書房行走”,還和張學良有過聯系,是東北卍字會的名流。這時也來到溥儀身邊,所以也給我們學生講課。
(三)“數學”,由宮內府警衛處職員譚老師講授。
(四)日語,由掌禮官岸名幸基(日本人)教,學習時間是一年。成員除了前述的八旗子弟外還有從天津帶來的隨侍霍福泰。他是滄州人,會武術,后來也成了溥儀的親信隨侍,一直跟到大栗子溝,最后還為“善后工作”而奔走。
訓練班的那個院,后來改修同德殿(今吉林省歷史博物館),當時的房子是原鹽倉的青磚瓦房倉庫。我們學習的這段時間,也是溥儀為當“皇帝”做準備的時期。當我們學習結束的時候,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導演“皇帝登基”。
“護軍事件”
1934年3月,“滿洲國”改名為“滿洲帝國”,溥儀也由“執政”變為“皇帝”。這時,他的親兵——護軍也成立了。
護軍總隊隊長由佟濟煦兼任,下分三個隊:第一隊隊長是吳天培,第二隊隊長是李國雄,還有第三隊。佟戴少將肩章,吳、李戴中校肩章,與偽滿軍不一樣,肩章是順著肩的。護軍共300人,其中有三部分人:
(一)由天津帶來的原在靜園的護衛,多是滄州人,都會武術;(二)從東北招的蒙古族,胳膊粗,力氣大;(三)由軍事學習班訓練出來的八旗子弟,除毓惒因考第一,保送日本士官學校學習(偽滿末年,當偽軍少校,我們從長春出逃前,他來宮中串門,也跟去大栗子,后來聽說他投奔他姻親蒙古卓王,解放后,在西安從事建筑工作,現已退休)外,全部當了護軍。我被分到二隊當上等兵,儉六叔當少士班長。我們這些宗室多在這個隊。
偽皇帝登基,去長春西郊祭天,那些場面,我雖未親臨其境,但他們出出入入,也有所了解。記得3月1日那天,在其偽宮內府勤民樓舉行“登基大典”。在此之前祭天時,溥儀穿的是清朝的朝服,由贊引官寶熙引導,后扈官胡嗣瑗隨后,回宮后又換上大元帥軍服。因為那時我每天的任務,就是在中和門西側站崗,這地方很重要,所以不是一般地站大崗,而是近在咫尺,為“皇帝陛下”護駕,如同過去在宮內的“乾清門七品帶刀侍衛”一樣。
寒來暑往,為溥儀站了3年崗,不知何故而得到了“圣眷”,把我和溥儉調離護軍,一同到宮內,與新從北平來的我們惇邸的子弟共同讀書。這時,這支護軍,仍然存在。第二年,也就是“七·七”事變前夕,日本帝國主義早已蓄謀搞垮這支溥儀的私人武裝。
1937年6月28日,趁星期日護軍放假,去逛大同公園(今長春市兒童公園)時,日人制造摩擦。據護軍們回來講:當時,他們欲買船票準備劃船,旁邊并沒有日本軍人,只有幾個穿便衣的日本男男女女野餐。后來這些人也去爭購船票,因而與護軍發生爭吵。日本人放出狼狗咬,被這些會武術的滄州人和胳膊粗、力氣大的蒙古人給打敗,并踢死了狼犬。旋即關東軍憲兵隊出動,逮捕了護軍多人,并用電話通知宮內府。最后還是溥儀告饒,派佟濟煦賠禮道歉。這就是“護軍事件”。
善后的處理是佟濟煦當了替罪羊,罷職丟官,警衛處改組為皇宮近衛處,換日本人長尾吉五郎為處長;人員減少,變為警察性質;原來的長槍一律收繳,改佩短槍。溥儀這一點點可憐的私人武裝,也不準存在了。這也是日本主子有意識地給他的高級奴才一點顏色看看。
偽宮廷院內的布局
偽皇宮雖然面向南有兩個大門,但同德殿前面的那個大門,從來關閉,只走西邊的大門(即今長春市第70中學的西南角大門),然后再從面向西的興運門入院。入門左側有宮內府(尚書府也在這里辦公),通常以中和門為界,以北為辦公事的地方,叫“外邊”,以南就是溥儀居住的地方,叫“內廷”。緝熙樓就在內廷,而勤民樓則屬于外廷,溥儀就在這里接見和“辦公”。
后蓋的同德殿,則是溥儀“便見”的場所。對比起來,同德殿還現代化一些,接見外賓,有時就在這里。但在此處被召見的人,又均須從中和門那幢房東頭的小角門穿過去東院。象日本裕仁天皇的弟弟除了秩父宮親王是1938年5月來訪時,同德殿尚未竣工外,其余的如1940年6月來訪的高松宮親王,1942年8月來訪的三笠宮親王,還有1939年5月來訪的昌德宮李王垠和1942年6月來訪的日本皇族閑院宮春仁,以及后期的幾任關東軍司令官,就都是從這個小角門到東院去覲見的。
1943年春,漢奸汪精衛來東北,溥儀是在勤民樓接見的。當時未等溥儀下座,汪搶先向溥儀行三鞠躬禮,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導演的傀儡戲兩個主角的合演。溥儀因與汪有殺父之仇,在未來之前,曾很傷腦筋,不接見吧,又怕日本人見怪,最后,還是看在日本主子的面上,真個化敵為友了。隨同來的還有汪的秘書溥僡(恭親王溥偉之弟),也同汪一齊行了鞠躬禮,因而受到了宗室人們的普遍譴責,說他怎么能同汪精衛一樣呢(意思是應該行三拜九叩禮)。
汪來東北時,到處聲嘶力竭地高喊:“過去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永遠是同胞。”頗又迷惑了一部分人,甚至還有人認為“汪精衛不一定是真心給日本鬼子當傀儡”。溥儀在宮中還對汪賜宴。
“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
“帝室御用掛”這個名詞是日本語,有的翻譯為皇帝機要秘書,我看不如說是皇帝的看管人或大管事更為妥切。
這位日本軍人,是個矮個,高顴骨,留個日本式小胡子,長得一臉橫肉。據說溥儀在天津時,他經常出入靜園給“講時事”。后來,溥杰在日本士官學校時,他當戰史教官。我是1937年認識他的。當時,他只是中校軍銜,不過他軍服前經常掛著參謀帶,因為他還是關東軍的高級參謀。出入宮內,高傲無比,對我們學生從不理睬。10年間,逐級晉升為陸軍中將,他是溥儀的監視人。
溥儀對吉岡安直是言聽計從,吉岡就成了關東軍和溥儀中間的傳話筒。溥儀每次接見外人,他是照例參加,站在最前面。對宮內看管很嚴,例如有人求見溥儀,由興運門入內,先到奏事處,正東面就有與吉岡通氣的日軍憲兵隊,看得清清楚楚,假如奏事處引見,經過中和門時,日本憲兵隊更要嚴格記錄。總之院內的一舉一動,他們都記錄,只有我們學生例外。
“七·七”事變前,還不嚴格,以后一天比一天緊,甚至溥儀到了沈陽被蘇軍俘獲,吉岡在旁邊還向蘇聯將軍要求允許溥儀去日本,日本的憲兵曹長浪花還一步不離,一直到通遼下飛機,才被迫與溥儀分手。他與溥儀談話,不用翻譯,有時用他那日本式的英語與溥儀交談,經常使用的是“協和語”。
建國神廟
1940年,溥儀去日本慶祝日本神武天皇2600年大慶,接回來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器:八咫鏡、天叢云劍、八坂瓊勾玉。這3件東西的模制品,在日本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
溥儀秉承關東軍太上皇的意旨,在同德殿東南角院外,又修了一座用白木頭造的建國神廟,進院子的通道上鋪了白、紅、綠三色的雨花臺石子,在廟內供上了那3件寶。現成立了一個祭祀府的機構,由退役的前關東軍參謀長、憲兵司令官、陸軍中將橋本虎之助任總裁,清廷的舊臣沈瑞麟為副總裁,還為此頒布了一個《國本奠定詔書》。每月初一、十五日,溥儀帶頭去神廟祭祀,全東北的人民也被迫每日向神廟遙拜。這種愚民的事情,一直搞到偽滿垮臺為止。
溥儀與日本人
溥儀和日本主子的關系,是傀儡和主子的關系,而這種關系,“七·七”事變前后又有所不同。以前日本人在形式上還留點面子,有些重大事情,還要走走“御裁可”的過場,一些偽大臣們還要不斷地去勤民樓覲見。那時候每天都唱“國歌”(據說是鄭孝胥作的詞):“天地內有了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頂天立地,無苦無憂,造成我國家,只有親愛,并無怨愁。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縱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義,尚禮讓,使我身修,家已齊,國已治,此外何求。近之則與世界同化,遠之則與天地同流。”
這些鬼話,固屬荒誕不經,然而卻如實地道出了當時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萬惡罪行,也逼真地勾勒出一副賣國求榮、認賊作父的漢奸形象。盡管如此,那時溥儀為了當傀儡皇帝,確實在骨子里真跟日本人“一德一心”。
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日本主子對這個傀儡在形式上也不怎么需要了,索興“過場”也不走了。所以在溥儀的心中,就是維持個“皇帝”名義,“保命”就行,對日本人更加奴顏婢膝。假戲還得真唱,這樣的場面很多,如偽滿后期,“大東亞戰爭”已經筋疲力竭的時候,吉岡來和溥儀談,要他對“圣戰”有所表示,溥儀滿口答應,并立即執行。他下令把偽皇宮的銅物器皿、宮燈、樓梯扶手等都卸下來,進行“金屬獻納”;把自己的一些不值錢的日用品,也交出來表示他個人“獻納”的忠心。但是真值錢的好東西,包括他的白金表卻都藏起來。
還聽說他第二次訪日時,見了日本皇太后,又行禮、又攙扶,極盡阿諛之能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44年春天,在同德殿南曬臺上,他接見日本青年“敢死隊”時,我們幾個在他身后不遠的屋內偷看熱鬧,親眼看到庭院內站著一幫齜牙咧嘴的“肉彈”,他們都是準備“玉碎”的日本青年兵。溥儀在上邊,一面講話,一面痛哭流涕。我們這幾個都感到他在那里“演戲”,由于這種鬧劇,演習慣了,所以虛偽也仿佛真的一樣,表演時動作自如。在大栗子聽到日本宣布投降時,那個動作可以說是最后一次登峰造極的表演。
本文取自1993年出版的《偽滿史料叢書—殖民政權卷》,原標題《偽滿時代的溥儀》。根據注釋顯示叢書中的這篇文章,節選自1985年由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溥儀離開紫禁城以后》。作者愛新覺羅·毓塘,周克讓、李澍田、關大虹整理(叢書誤將關大虹寫作吳大虹)
特別鳴謝賈大為先生對此文提供精美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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