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1年師從張忠培先生和林志純先生學習西亞考古到現在已經42個年頭了，其間出版了《兩河流域史前時代》和《兩河流域：從農業村落走向城邦國家》這兩本書，但是還有一些散落的文章，尤其是學習外國考古和講授外國考古學史以后對考古學理論、方法和考古科發展的一些思考。前些天聽我的學生說，沒有想到我在十幾年前寫過美國西南部史前考古的文章，這句話萌發了我把這些文章集在一起的想法。

首先，這些文章代表了中國考古學者對國外考古初步研究的成果，盡管外國考古在中國只是剛剛開始，這些文章現在看來還嫌青澀，似乎可以攢出一部集子來，供學界同仁交流參考、批評指正。我還記得林沄先生于1994年在我的《兩河流域史前時代》序中說我“常年孜孜不倦于這門國內罕有人問津的寂寞之學”，這是我頭十幾年的真實寫照。從考古學列為一級學科以來，外國考古受到了重視；而且國家的實力也有可能開始對其他早期文明進行研究，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現在有一些年輕人投身到這個研究領域，但是我的早期很多文章都是知網上查不到的，集在一起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便利。

兩河流域考古是從亞述和巴比倫向更早的蘇美爾推進的，史前時代的研究起步更晚。80年代初國外也很少有經過系統整理和研究而寫成的史前史專著，所以我按照中國考古學重構史前史的方法，從期刊發表的原始資料出發來整理西亞和兩河流域的資料，經過歸納、綜合和抽繹，建立了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與文化之間的譜系關系，這使得西亞和兩河流域考古多了一種中國考古學的方法。各國學者在研究領域、研究視角以及研究方法上是可以相互借鑒的。我的碩士論文《試論薩瑪拉文化》就是對兩河流域北部三支彩陶文化在時空上的梳理。在此基礎上，我在《兩河流域史前時代》一書中又擴展至兩河流域南部，從建筑、人像等方面得出了最早的南部居民是來自北部的已經掌握了灌溉技術的薩瑪拉文化的結論，他們是兩河流域最早的蘇美爾文明的祖先。以上這些研究基本上建立了兩河流域史前時代的時空框架，是一種文化史的研究。

在兩河流域時空框架的基礎上，我開始轉向社會史的研究，對農業起源、中石器階段的發現以及陶泥制品等方面進行了專題研究。從我涉足兩河流域的學習和研究以來，這一地區戰亂不斷，新的發現非常有限，但是出現了對這些材料的系統研究。結合這些成果，我開始了對聚落專題的研究。西亞和兩河流域的建筑材料是泥磚，建在平地上。當建筑破舊以后就在原地被推平，在上面繼續蓋新的建筑，最后居住址就成為高于地表的土墩。所以西亞的居住址非常容易發現，而且保存大多完好，有豐富的居址布局的平面圖，房屋建筑方面的資料也非常豐富。所以我從聚落的視角對兩河流域的聚落所反映的社會組織、交換方式以及宗教功能等方面進行了探討。為了更深入地認識兩河流域的房屋布局變化，選取了黃河流域、美國西南部以及日本等地的史前房屋進行了比較，認為兩河流域進入國家的道路經歷了城市革命和從血緣到地緣的轉變。做這些研究的一個目的，就是把中國的史前時代和文明起源研究放在一個更大的環境（context）里，去認識它的獨特型和價值。只在中國的范圍內很難了解到中國的獨特性，因為這是需要比較才能得出來的。對于大型建筑的研究，我揭示了神廟建筑從歐貝德文化時期的發展演變，歷經烏魯克文化時期和原始文字時期。到了早王朝Ⅱ期，宮殿成為更宏偉的建筑。這從建筑的角度說明了兩河流域由神權到王權的轉變。

在西亞和兩河流域考古研究中，我有意識地尋找與中國考古的互補性。例如中國在聚落和房屋方面的資料很有限，但是墓葬方面非常豐富。所以兩河流域聚落與建筑的研究對于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在研究兩河流域宗教建筑的特點時，我發現了毀器、用火以及鋪墊潔凈的泥土和細沙的特點，分析了山西太谷縣的白燕遺址2號房屋的性質，提出考古資料發表中應該注意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在考古發掘中對這些細節的觀察。對兩河流域文明起源研究在建立的社會參數與考古學證據之間關系的探討，也是為中國文明起源提供更廣的視角。

有些文章是幾十年前寫的，現在的新資料和新的測年方法使得很多研究建立在新的基礎上了。為了解決忠實于原文和當時的認識不給讀者帶來誤會這對矛盾，本論文集編輯的原則是盡量不在原文上做修改（除非是筆誤），需要說明現在新的觀點就用頁下注來表示。其中最大的變化是碳-14定年結果，由于后來使用了樹輪校對年代，原有的碳-14數據都要往前提，年代越久遠提的越早。所以在不同論文中涉及的同一個遺址，年代是不一致的，例如恰塔爾遺址。所以在這里，我把目前達成共識的碳-14數據整理如下：

西亞地區年代最為完整和詳盡的是黎凡特地區的年代體系，其他地區的年代也都是比照這一地區的。

對于兩河流域的數據我們選擇了發表時間較為晚近的、比較系統的觀點，即著名考古學家諾曼·約斐在2005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遠古國家：最早的城邦、國家和文明的進化》中使用的兩河流域史前絕對年代：

人類在兩河流域最早的定居公元前7000年前

哈孫納時期公元前7100～前6600年

薩瑪拉時期公元前7000～前6300年

哈拉夫時期公元前6400～前5500年

歐貝德時期公元前6500～前4000年

烏魯克時期公元前4000～前3100年

捷姆迭特·那瑟爾時期公元前3100～前2800年

早王朝時期公元前2800～前2350年

其次是遺址等專有名詞的翻譯以現在通行的為主，全部進行了統一。

這些論文如果按照發表年代排列，可以看出對某些問題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主要是隨著發現的增多而發生的改變。例如哈拉夫文化中的圓形房屋和方形房屋，當時認為是圓形向方形發展，現在看兩種房屋是并行的。還有一些認識是有超前意識的，對于兩河南部最早的歐貝德文化的來源，我當時就認為是從薩瑪拉第三期晚段開始向南傳播，而不是薩瑪拉結束以后發展成歐貝德文化。后來發現了早于歐貝德文化Ⅰ期的遺存，即歐貝德0期，證實了我的推測。在兩河流域和黃河流域史前發展模式比較中，我對廟底溝文化以彩陶為代表的大傳播對中國后來的影響和現在的共識不謀而合。

需要說明的是，論文的有些觀點，在我后來的《兩河流域：從農業村落走向城邦國家》一書中都有所體現。但是論文就某一專題有完整的論證，論據也更加充分。而在書中只說了一個結論，沒有深入的比較和對來龍去脈的分析。如果通讀論文集會發現，有些布局圖在不同文章中出現，這是因為一個好的聚落資料，既可以從微觀角度探討社會交換方式和宗教功能演變，又可以從宏觀角度梳理社會結構的發展演變。

在研究外國考古的實踐中，也促使我對考古學史、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思考。在研究外國考古學史的過程中，我發現美洲考古學的發展過程反映了學科自身發展的規律：基礎研究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建立的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中層研究是三維的社會形態的重建，這是從文化史向社會史的轉變；高層研究是對歷史發展過程的探索。這是我對考古學研究的三個層次以及它們的方法的認識。在我整個考古研究的實踐中，我都是按照這三個層次來進行的，從而使我的研究不僅僅停留在物質層面上，即要透物見人；也使宏觀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微觀基礎上。另外我還介紹了國外當時新出現的新考古學、中層理論、認知考古以及聚落考古等，雖然現在很多已經時過境遷了，而且現在很多的成果都遠遠超出了介紹的層次，是比較深入的研究了。但是這些文章要放到當時的環境中看，從歷史主義的角度可以看出，這些都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剛剛介紹外國考古的一段經歷，了解過去對于我們理解現在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由 趙越 蔡鴻博 摘編自 楊建華 著 《外國考古學及理論方法論文集 》之《自序》 。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核：孫莉）

978-7-03-082135-5

定價：268.00元

本書收集了作者從事考古教學與科研工作以來全部關于西亞、兩河流域史前時代，以及關于考古學史和理論方法的論文。本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考古學史和理論方法對認識與反思，從宏觀上對國內外考古學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理解；第二部分是對西亞、兩河流域考古發現進行評介，并針對其中有待深入的基礎問題，用中國考古學擅長的類型學和區系類型方法進行研究；第三部分是運用聚落考古與社會考古等歐美考古學前沿方法，對西亞、兩河流域的考古資料進行個案分析，并對其背后的文化、社會發展情況進行整合研究；第四部分是在全球視野下開展的比較文明研究，主要聚焦于兩河流域文明和以黃河流域為代表的中國文明各自的形成過程與具體形態，另外還涉及美國西南部印第安人和日本繩文時代史前時代考古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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