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瑪多扎陵湖畔的“昆侖石刻”,已成為近期引起頗多關注的文化新聞之一。7月9日,《光明日報》8版“學術爭鳴”又刊發了兩篇關于“昆侖石刻”的研討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兩名作者均稱在近期進行了實地考察。
石刻照片。 微信公眾號@光明文化記憶 圖
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易華介紹,近日,他隨河源昆侖多學科綜合考察團,奔波十天十夜,從祁連山脈青海湖畔抵達昆侖山脈黃河源頭的扎陵湖與鄂陵湖畔。2020年,侯光良團隊在此調查植被與早期人類活動遺跡時,意外發現一處“皇”字石刻,辨識出十余字,推測其年代為清代或元代。雖報告相關部門,并出版個人著作,但未引起廣泛關注。2023年,仝濤團隊應邀調查莫格德哇古城遺址,順訪該石刻。無心插柳間,他成功釋讀出三十余字,并提出石刻記載了秦人采藥昆侖的重要事件,最近公布后引發熱烈討論。
“作為兩位發現者的共同友人,筆者了解其探索過程及意義;作為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者,經實地調查后,我認為石刻為當代偽造的可能性極低。”易華在文章中回顧道,劉釗教授從文字學與書法史角度,確認石刻文字符合秦代篆書特征,力證其為秦代遺存。葛承雍教授深耕《漢書》,著有《王莽新傳》,提出石刻或為王莽時期所刻,旨在反映新朝制造祥瑞的政治意圖。而湯惠生教授則依據青海湖附近出土的“虎符石匱”、西海郡故城遺址及西王母祠遺跡,指出王莽曾著力構建一套區別于漢武帝的“河源昆侖—西王母瑤池”神話地理體系,認為此石刻或為該體系的實物證據。綜合各方觀點,石刻為當代偽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刻立年代可能在清代、元代、王莽新朝或秦代之間。侯光良已放棄清代、元代說,湯惠生亦傾向于秦代說。他旨在論證秦代于昆侖采藥的可行性。
易華的《秦代赴昆侖采藥的可行性分析》指出,始皇求仙非限于東方,西向采藥與東向求仙并行。東向海上求仙既有史實,在西巡背景下,派遣方士或使者依托昆侖神話西尋“不死之藥”,在動機上完全合理,且符合其行為邏輯。東巡遺跡如碣石行宮、瑯琊刻石等考古發現眾多,西巡遺跡雖尚無發現同等規模,但不能否定西向活動(包括可能的采藥嘗試)的存在,反而提示了探索方向。古代“昆侖”具體地理雖有爭論,其指涉核心區域不離甘青高原及毗鄰西域。漢武帝時代欽定于闐南山說之前,祁連山乃至岷山、秦嶺(泰華)亦曾是昆侖神話與西王母傳說的承載地。秦始皇時代認為河源昆侖位于瑪多高原的扎陵湖與鄂陵湖一帶,合乎情理。
此外,昆侖山所在區域的早期居民,擁有利用本土藥物資源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完全可能為秦人所接觸、了解乃至利用。
在交通技術方面,易華認為,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銅車馬,是中國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體型最大、結構最復雜的古代車馬,被譽為“青銅之冠”。這些皆印證秦代造車技術之高,證明了在甘青復雜地形下使用車馬運輸人員物資的現實可行性。秦統一后,“車同軌”政策更利于先進的車輛制造技術及管理體系向西部邊陲推進。他還提到,唐蕃古道主干線穿越河源昆侖瑪多地區,松贊干布曾于此營建行宮迎文成公主。唐代交通技術相較于秦漢,在基礎道路工程與畜力使用上并無革命性進步(參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唐蕃古道的長期暢通,有力佐證:若秦代具備足夠政治驅動力與組織能力,派遣隊伍抵達河源昆侖區域探察或采藥,應無障礙。
《秦代赴昆侖采藥的可行性分析》一文最后認為,從神話信仰、醫藥知識、交通技術、地理認知等多維度考察,秦始皇時期派遣人員赴河源昆侖地區采藥,具備相當可行性。甘青地區作為黃河源頭、昆侖神話與西王母傳說核心區(祁連、昆侖皆屬廣義天山范疇),秦始皇時期派人前往河源昆侖采藥,動機契合,且具備一定的車馬交通技術。此昆侖石刻歷經兩千余年風雨而遺存,實屬不幸中的萬幸,是研究早期交通、邊疆經略、帝王求仙活動及昆侖神話的珍貴實物線索。該石刻作為此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物證,其“秦代說”具有堅實學術支撐,值得深入研究與驗證。
另一篇研討文章《四重證據法求證昆侖神話歷史》的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資深教授、神話學研究院首席專家葉舒憲。
6月25日,黃河正源之扎陵湖彩虹景色。葉舒憲攝/光明圖片
葉舒憲表示,前不久,他隨青海社科院考察團實地考察石刻,考察團多數專家認為扎陵湖石刻偽造的可能性較小,為真的可能性較大。他對此持相對保留意見。即便多數專家的看法是對的,采藥石刻就是秦人五大夫翳刻寫的,就真能“實證”先秦及秦代所認識的昆侖在今日認定的黃河真源嗎?答案是:未必。而且他認為,石刻文字無論真偽,都足以驗證文學人類學在2009年首次提出的有關中國文化傳統認知的理論命題——神話中國。
葉舒憲表示,從知識產權的意義看,即便37字石刻中的“昆侖”二字辨識無誤,那也只能代表五大夫的個人觀點,而未必是源于先秦時代華夏人的普遍認識。因為古籍中體現的先秦人對昆侖的認識,綁定了三個必要的條件:西王母所在、河出昆侖、玉出昆岡(《戰國策》稱昆山之玉)。
“黃河發源于青海三江源地區星宿海,這是現代科學地理學的發現,先秦時代的古人豈能提前預判?”葉舒憲稱,他在河源區的短暫停留期間,專門和地礦專家穆桂金研究員做過采樣和交流,尚未發現有透閃石玉料的存在(只采集到石英巖和大理石類)。河源區的具體地質環境,不利于透閃石玉的生成,而真正產玉的地點,則在扎陵湖以西五百多公里之外的格爾木地區,即東昆侖山野牛溝一帶。該玉礦是1992年才得到正式開發的,在此之前就連本地人也根本不知透閃石玉的存在,更不用說漢代前的中原人了。
葉舒憲認為,將青海的三江源地區視為昆侖,這很難說是先秦時代的地理觀。即便是真的,也只是一例孤證,還不足以顛覆傳統認識。此前沒有古人片言只語提及;此后也后無來者。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元代和清代,才有官方派出的團隊到青海三江源地區探究黃河源頭的舉動。他提到,依照文學人類學一派的觀點,篩選先秦時代的昆侖山,必須將是否出產優質玉石(透閃石,而不是蛇紋石或大理巖之類似玉美石)作為前提。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漢武帝為何讓先秦以來流傳已久的昆侖美名,指認到新疆于闐南山這座大山?據司馬遷《史記》記載,只有一個指標:“其山多玉石。”
他表示,《山海經》稱西王母所在的昆侖為“玉山”,《穆天子傳》則稱“群玉之山”。如此看,在張騫通西域的“鑿空”以前,有沒有其他出產玉石的西部大山呢?如果有,那才是遵循“物證優先”原則可以認定的原始昆侖山所在。
就此,葉舒憲在《四重證據法求證昆侖神話歷史》一文中表示,我們更傾向于2024年7月第17次玉帛之路(酒泉道)考察所得出的較新認識:原始昆侖,即先秦時代中原人盛傳的、作為黃河源頭并盛產美麗玉石的西部大山,應該包括西秦嶺到馬銜山玉礦,再到祁連山兩大已知玉礦(敦煌三危山旱峽和酒泉弱水)和肅北馬鬃山玉礦,這樣就基本上串聯起關中地區以西至新疆天山以東的全部大山脈。原始昆侖或稱“祖輩”昆侖幾乎相當于橫貫甘肅省全境的東西向山脈的總稱。在史前時代,能夠銜接起河西走廊與渭河流域的兩個用玉的文化“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如果當下關注扎陵湖畔采藥石刻的眾多學者中,能夠稍稍關注非常冷門的“四壩文化”研究,尤其是四壩文化之人就地取材的美玉生產和使用情況,那就能回答如下難題:是什么人早在張騫之前千年,就已經實踐了“鑿空”偉業?“四壩文化”人群在河西走廊西段切磋琢磨美玉、制作玉權杖頭的年代,要比秦國五大夫翳組團來青海采藥,足足早一千多年。誰是先于張騫而開辟“鑿空”大業的問題,就此能得到水落石出的物證線索。至于比“四壩文化”更早的昆侖玉山,應該首推位于蘭州以東百公里左右的馬銜山,那里是齊家文化海量用玉的主產地。
葉舒憲透露,出于物證優先的考量,他向科考組織方提出建議,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圍繞扎陵湖石刻展開考古調研或試掘摸底工作。兩千年前秦人采藥使團外加車馬糧草,應是一個不小的群體,他們跋涉至千里之外的高海拔無人區,不可能不留下一些蛛絲馬跡。哪怕是吃剩下的動物骨骼,只要通過當今的科技手段能夠證明,這樣就能有條不紊地推進求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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