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瑪多扎陵湖畔的“昆侖石刻”，已成為近期引起頗多關注的文化新聞之一。7月9日，《光明日報》8版“學術爭鳴”又刊發了兩篇關于“昆侖石刻”的研討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兩名作者均稱在近期進行了實地考察。

石刻照片。 微信公眾號@光明文化記憶 圖

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易華介紹，近日，他隨河源昆侖多學科綜合考察團，奔波十天十夜，從祁連山脈青海湖畔抵達昆侖山脈黃河源頭的扎陵湖與鄂陵湖畔。2020年，侯光良團隊在此調查植被與早期人類活動遺跡時，意外發現一處“皇”字石刻，辨識出十余字，推測其年代為清代或元代。雖報告相關部門，并出版個人著作，但未引起廣泛關注。2023年，仝濤團隊應邀調查莫格德哇古城遺址，順訪該石刻。無心插柳間，他成功釋讀出三十余字，并提出石刻記載了秦人采藥昆侖的重要事件，最近公布后引發熱烈討論。

“作為兩位發現者的共同友人，筆者了解其探索過程及意義；作為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者，經實地調查后，我認為石刻為當代偽造的可能性極低。”易華在文章中回顧道，劉釗教授從文字學與書法史角度，確認石刻文字符合秦代篆書特征，力證其為秦代遺存。葛承雍教授深耕《漢書》，著有《王莽新傳》，提出石刻或為王莽時期所刻，旨在反映新朝制造祥瑞的政治意圖。而湯惠生教授則依據青海湖附近出土的“虎符石匱”、西海郡故城遺址及西王母祠遺跡，指出王莽曾著力構建一套區別于漢武帝的“河源昆侖—西王母瑤池”神話地理體系，認為此石刻或為該體系的實物證據。綜合各方觀點，石刻為當代偽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刻立年代可能在清代、元代、王莽新朝或秦代之間。侯光良已放棄清代、元代說，湯惠生亦傾向于秦代說。他旨在論證秦代于昆侖采藥的可行性。

易華的《秦代赴昆侖采藥的可行性分析》指出，始皇求仙非限于東方，西向采藥與東向求仙并行。東向海上求仙既有史實，在西巡背景下，派遣方士或使者依托昆侖神話西尋“不死之藥”，在動機上完全合理，且符合其行為邏輯。東巡遺跡如碣石行宮、瑯琊刻石等考古發現眾多，西巡遺跡雖尚無發現同等規模，但不能否定西向活動（包括可能的采藥嘗試）的存在，反而提示了探索方向。古代“昆侖”具體地理雖有爭論，其指涉核心區域不離甘青高原及毗鄰西域。漢武帝時代欽定于闐南山說之前，祁連山乃至岷山、秦嶺（泰華）亦曾是昆侖神話與西王母傳說的承載地。秦始皇時代認為河源昆侖位于瑪多高原的扎陵湖與鄂陵湖一帶，合乎情理。

此外，昆侖山所在區域的早期居民，擁有利用本土藥物資源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完全可能為秦人所接觸、了解乃至利用。

在交通技術方面，易華認為，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銅車馬，是中國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體型最大、結構最復雜的古代車馬，被譽為“青銅之冠”。這些皆印證秦代造車技術之高，證明了在甘青復雜地形下使用車馬運輸人員物資的現實可行性。秦統一后，“車同軌”政策更利于先進的車輛制造技術及管理體系向西部邊陲推進。他還提到，唐蕃古道主干線穿越河源昆侖瑪多地區，松贊干布曾于此營建行宮迎文成公主。唐代交通技術相較于秦漢，在基礎道路工程與畜力使用上并無革命性進步（參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唐蕃古道的長期暢通，有力佐證：若秦代具備足夠政治驅動力與組織能力，派遣隊伍抵達河源昆侖區域探察或采藥，應無障礙。

《秦代赴昆侖采藥的可行性分析》一文最后認為，從神話信仰、醫藥知識、交通技術、地理認知等多維度考察，秦始皇時期派遣人員赴河源昆侖地區采藥，具備相當可行性。甘青地區作為黃河源頭、昆侖神話與西王母傳說核心區（祁連、昆侖皆屬廣義天山范疇），秦始皇時期派人前往河源昆侖采藥，動機契合，且具備一定的車馬交通技術。此昆侖石刻歷經兩千余年風雨而遺存，實屬不幸中的萬幸，是研究早期交通、邊疆經略、帝王求仙活動及昆侖神話的珍貴實物線索。該石刻作為此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物證，其“秦代說”具有堅實學術支撐，值得深入研究與驗證。

另一篇研討文章《四重證據法求證昆侖神話歷史》的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資深教授、神話學研究院首席專家葉舒憲。

6月25日，黃河正源之扎陵湖彩虹景色。葉舒憲攝/光明圖片

葉舒憲表示，前不久，他隨青海社科院考察團實地考察石刻，考察團多數專家認為扎陵湖石刻偽造的可能性較小，為真的可能性較大。他對此持相對保留意見。即便多數專家的看法是對的，采藥石刻就是秦人五大夫翳刻寫的，就真能“實證”先秦及秦代所認識的昆侖在今日認定的黃河真源嗎？答案是：未必。而且他認為，石刻文字無論真偽，都足以驗證文學人類學在2009年首次提出的有關中國文化傳統認知的理論命題——神話中國。

葉舒憲表示，從知識產權的意義看，即便37字石刻中的“昆侖”二字辨識無誤，那也只能代表五大夫的個人觀點，而未必是源于先秦時代華夏人的普遍認識。因為古籍中體現的先秦人對昆侖的認識，綁定了三個必要的條件：西王母所在、河出昆侖、玉出昆岡（《戰國策》稱昆山之玉）。

“黃河發源于青海三江源地區星宿海，這是現代科學地理學的發現，先秦時代的古人豈能提前預判？”葉舒憲稱，他在河源區的短暫停留期間，專門和地礦專家穆桂金研究員做過采樣和交流，尚未發現有透閃石玉料的存在（只采集到石英巖和大理石類）。河源區的具體地質環境，不利于透閃石玉的生成，而真正產玉的地點，則在扎陵湖以西五百多公里之外的格爾木地區，即東昆侖山野牛溝一帶。該玉礦是1992年才得到正式開發的，在此之前就連本地人也根本不知透閃石玉的存在，更不用說漢代前的中原人了。

葉舒憲認為，將青海的三江源地區視為昆侖，這很難說是先秦時代的地理觀。即便是真的，也只是一例孤證，還不足以顛覆傳統認識。此前沒有古人片言只語提及；此后也后無來者。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元代和清代，才有官方派出的團隊到青海三江源地區探究黃河源頭的舉動。他提到，依照文學人類學一派的觀點，篩選先秦時代的昆侖山，必須將是否出產優質玉石（透閃石，而不是蛇紋石或大理巖之類似玉美石）作為前提。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漢武帝為何讓先秦以來流傳已久的昆侖美名，指認到新疆于闐南山這座大山？據司馬遷《史記》記載，只有一個指標：“其山多玉石。”

他表示，《山海經》稱西王母所在的昆侖為“玉山”，《穆天子傳》則稱“群玉之山”。如此看，在張騫通西域的“鑿空”以前，有沒有其他出產玉石的西部大山呢？如果有，那才是遵循“物證優先”原則可以認定的原始昆侖山所在。

就此，葉舒憲在《四重證據法求證昆侖神話歷史》一文中表示，我們更傾向于2024年7月第17次玉帛之路（酒泉道）考察所得出的較新認識：原始昆侖，即先秦時代中原人盛傳的、作為黃河源頭并盛產美麗玉石的西部大山，應該包括西秦嶺到馬銜山玉礦，再到祁連山兩大已知玉礦（敦煌三危山旱峽和酒泉弱水）和肅北馬鬃山玉礦，這樣就基本上串聯起關中地區以西至新疆天山以東的全部大山脈。原始昆侖或稱“祖輩”昆侖幾乎相當于橫貫甘肅省全境的東西向山脈的總稱。在史前時代，能夠銜接起河西走廊與渭河流域的兩個用玉的文化“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如果當下關注扎陵湖畔采藥石刻的眾多學者中，能夠稍稍關注非常冷門的“四壩文化”研究，尤其是四壩文化之人就地取材的美玉生產和使用情況，那就能回答如下難題：是什么人早在張騫之前千年，就已經實踐了“鑿空”偉業？“四壩文化”人群在河西走廊西段切磋琢磨美玉、制作玉權杖頭的年代，要比秦國五大夫翳組團來青海采藥，足足早一千多年。誰是先于張騫而開辟“鑿空”大業的問題，就此能得到水落石出的物證線索。至于比“四壩文化”更早的昆侖玉山，應該首推位于蘭州以東百公里左右的馬銜山，那里是齊家文化海量用玉的主產地。

葉舒憲透露，出于物證優先的考量，他向科考組織方提出建議，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圍繞扎陵湖石刻展開考古調研或試掘摸底工作。兩千年前秦人采藥使團外加車馬糧草，應是一個不小的群體，他們跋涉至千里之外的高海拔無人區，不可能不留下一些蛛絲馬跡。哪怕是吃剩下的動物骨骼，只要通過當今的科技手段能夠證明，這樣就能有條不紊地推進求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