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到明清，昆侖都堪稱“神圣之巔”，它的存在曾被認為是傳說中虛幻之處，也曾在從陜西到新疆之間的山川廣域之中輾轉騰挪。那么中國古代的“昆侖”究竟在何方？

茫茫山海：昆侖之墟何在？

關于昆侖的記載，最早起于先秦時代的典籍中，最初多被稱為“昆侖之丘”或“昆侖之虛（墟）”，代指一片具有濃郁神話色彩的神秘領域，不僅有高聳入云、連綿巍峨的山群，更是有神獸守衛(wèi)的“帝之下都”（天神在人間的都邑）。

《山海經(jīng)·海內(nèi)西經(jīng)》載：

“海內(nèi)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 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爾雅》載：

“河出昆侖虛，色白”“西北之美者 ，有昆侖虛之璆琳瑯玕焉。”

早期昆侖的方位十分模糊，其有效的地理標識僅有“西北”“西次三經(jīng)（山海經(jīng)中西方山脈的第三序列）”，而能夠產(chǎn)出“璆琳瑯玕”這樣的精美玉石，根據(jù)《山海經(jīng)》其他已知山系的推測（如西山經(jīng)中為首的是陜西華山），只能推斷出昆侖位于從關中平原向西向北，包括甘肅、青海與新疆等地在內(nèi)的廣大群山之中，但有關真正的昆侖在何處，并沒有一個確切的方位記載。從此時開始，昆侖與黃河（古稱“河水”）源頭所在已被深度綁定，從而使后人總將探求“昆侖”與追尋“河源”兩大地理使命合二為一。

昆侖之墟的神秘玄幻不僅牽動著歷代探險家的探奇之心，更讓古往今來的中原帝王心懷向往。據(jù)《穆天子傳》記述，最早向西抵達昆侖之境的是周穆王，他在西征巡游時得河伯指引，到達從關中宗周西行8100里的昆侖。“（穆王）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后世”，甚至有言，周穆王曾在昆侖山周邊的瑤池與西王母相會結下不解之緣。此次周穆王在昆侖山上對黃帝之宮的參拜盡管存在爭議，但先秦時期古代中原對于昆侖之域的內(nèi)心崇拜顯然已經(jīng)貫穿于整個社會文化氛圍之中，并為天子諸侯所共知。

乾坤大挪移：昆侖空間的斗轉星移

秦漢時期，隨著“華夏文化圈”和“大一統(tǒng)”國家的形成，古人開始嘗試撥開昆侖這一“上古神山”的神秘面紗，在不斷拓展的邊疆中追尋它的準確位置。

向西方探尋昆侖所在的契機來自秦國的西向擴張。戰(zhàn)國末年，秦宣太后誘殺義渠王于甘泉宮，（秦人）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秦國三郡的設立標志著中原地區(qū)的直接管轄范圍深入到黃河上游的寧夏甘肅一線，從而將《山海經(jīng)》中渺茫的西土逐漸具象化。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橫掃六合統(tǒng)一華夏，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橫空出世。與輝煌一統(tǒng)相伴的是秦始皇本人對大秦帝國的獨特構想。首先，信奉傳統(tǒng)秦國神祇的秦始皇想要通過“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方式將整個東方六國的信仰體系融為一體，因而在統(tǒng)一之后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天下祭祀巡行，其中第一次巡行路線便是：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

秦始皇將西方疆域山川放在了極為重要的位置，也為當時官方與民間繼續(xù)向西探求昆侖山川奠定了基礎。而秦始皇個人對于長生不老的不懈追求，也為當時官方民間以尋仙問藥為由的四方探尋提供了契機，所謂五大夫翳“采藥昆侖”石刻上的這段史書上并未記載的神奇故事，或許正是在這一實地考察的背景下產(chǎn)生。

實際文獻中對于昆侖的第一次官方認定出現(xiàn)在漢代。《史記?大宛列傳》記載：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這里窮“（黃）河源”的漢使便是張騫及其副使，他在兩次出使西域之后斷定黃河的起源在于闐（今新疆和田縣）的山中，認為發(fā)源于于闐山中的河水向東匯入鹽澤（也稱蒲昌海，位于今天的新疆羅布泊）后就變成了潛行地下的隱河，隨后在南方涌出地面變成黃河的源頭。在獲得這些關鍵信息之后，漢武帝依據(jù)玉石對比古圖書，最終判定于闐的南山（今昆侖山西段一部）為昆侖山。這次官方定位基本上是依據(jù)“河源出昆侖”與“昆侖產(chǎn)美玉”兩大特點認定的。今天來看，張騫關于“黃河潛行”地下的說法有些荒誕，但這依舊是第一次有史記載的對昆侖所在地進行實地考察，其定位的昆侖位置與今日昆侖山脈一部分相重疊，同時也交代了黃河在羅布泊之南某地（青藏高原之上）涌出地面這一基本事實，為后人進一步發(fā)掘昆侖山留下了可供思考的維度。

西漢末年以后，隨著漢王朝與西羌部落（活躍于青海與甘肅交界地帶）的持續(xù)作戰(zhàn)，漢王朝對黃河上游的地理認知也不斷深入，東漢經(jīng)學家馬融開始提出“昆侖在臨羌西”，即昆侖在今天青海省西寧市一帶，表明當時漢朝人已經(jīng)對青藏高原東北隅有了初步的地理認知，但是仍受限于氣候環(huán)境，無法進一步探尋昆侖所在。

魏晉以后，河西走廊一帶在中原戰(zhàn)亂背景下經(jīng)濟文化迅速發(fā)展，黃河上游地區(qū)相繼出現(xiàn)了“五涼”政權，對黃河上游與祁連山以南的高原地區(qū)認識更為清晰。《晉書·張駿傳》載：

“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

這里認為的昆侖山在祁連山之中，將昆侖對中原的距離重新拉近到華夏的邊緣地帶。唐朝著名的歷史地理學著作《括地志》云：“昆侖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同樣延續(xù)了《晉書》的看法。

在北方政權企圖將昆侖山拉近的同時，佛教文化的傳入則為昆侖山的位置增加了一條新的賽道。來自中亞西域的僧人力圖將佛教與華夏文化融會貫通。前秦高僧釋道安，為了更好地將佛教傳播給廣大中原之人，將印度傳說中佛教圣地阿耨（nòu）達山（佛教文獻中為印度河與恒河等四大河的發(fā)源地）附加了濃郁的中華神話色彩。《水經(jīng)注》作者酈道元在引據(jù)道安《釋氏西域記》的“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時解釋說：“山即昆侖山也。”再如引《穆天子傳》中“天子升于昆侖、觀黃帝之宮”時解釋：“黃帝宮，即阿耨達宮也。”酈道元對這一說法的認同展現(xiàn)出當時中原社會濃厚的佛教氛圍以及西來佛教與華夏傳統(tǒng)文化的深度融合，“昆侖”一度同時成為佛教與中國原始道教的圣山福地。而根據(jù)后世地理著作考證，阿耨達山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青藏高原西部的岡底斯山。

觀覽河源昆侖：大一統(tǒng)帝國的不懈追求

繁盛的唐代為昆侖的進一步具象化提供了契機。

貞觀九年（635），唐朝對盤踞在今天青海北部的吐谷渾發(fā)起總攻，唐軍從鄯州（今青海西寧）出現(xiàn)，分南北兩道一路西進，從青海湖一線向黃河上游以輕騎快速深入，創(chuàng)造了中原王朝在青藏高原作戰(zhàn)的空前勝利。史載唐朝北路大軍：

“次且末之西，（吐谷渾可汗）伏允走圖倫磧（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將托于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shù)百里，又破之。”

即相當于從青海湖向西貫穿格爾木盆地，翻越阿爾金山進入新疆南部。

而南路大軍在侯君集率領下：

“經(jīng)途二千余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zhàn)過星宿川，至于柏海（今青海省鄂陵湖），頻與虜遇，皆大克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

即從青海湖溯黃河源頭而上，途經(jīng)兩千余里雪山沼澤后抵達黃河源頭附近的鄂陵湖。這一次軍事遠征對青海地區(qū)的探索可謂史無前例，中原王朝的軍隊與隨行人員第一次深入青藏高原內(nèi)部地區(qū)，也為“河源所出”的昆侖所在提供了珍貴的地理資料。

隨著唐朝中期與吐蕃在青藏高原之上的長期拉鋸戰(zhàn)，中原人士對青藏高原的地理環(huán)境認知更為清晰。《新唐書?吐蕃傳》記載，長慶二年（822）五月，唐朝和盟專使、大理寺卿劉元鼎率領使團前往吐蕃，與吐蕃以缽闡布·勃闌伽允丹為首的官員在邏些（今西藏拉薩）東郊會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長慶會盟（前一年雙方在長安西郊會盟）。這次會盟是有史料記載以來，中原王朝首次派遣官方使節(jié)經(jīng)過唐蕃古道全程往返青藏高原核心區(qū)域。會盟結束回朝的路上，盟使劉元鼎在沿途詳細記載青藏高原山川地貌，尤其對黃河源頭附近進行了詳實介紹：

（劉）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

此處記載從湟水與河水匯合處向上游溯源，在到達“洪濟梁”（唐朝金天軍所在，今青海貴德縣黃河沿岸）后要再向西南行兩千里，這一段的黃河春季可以步行涉水，夏秋可以乘舟，再向南三百里就可以到達古代羊同國故地的紫山，也就是古代昆侖，吐蕃當?shù)厝藙t稱為悶摩黎山。而根據(jù)后世記載，此處吐蕃境內(nèi)的悶摩黎山（紫山），據(jù)考即今巴顏喀拉山。此次唐朝使者認為的“黃河源頭”昆侖山基本與我們今天給出的黃河源頭相吻合，也將昆侖山的位置基本固定在黃河西南方向的青海一帶。

13世紀下半葉，忽必烈建立大元，青藏高原第一次正式納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轄。元世祖忽必烈設置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并統(tǒng)轄吐蕃地區(qū)（今西藏及青海大部）軍政事務的機構——宣政院。龐大的疆域和通暢的道路為內(nèi)地人員對青藏高原進行全方位考察奠定了基礎。當時的忽必烈為了建立漢唐都未能達到的功勛，彰顯大元對寰宇一統(tǒng)的歷史功績，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也有說法為十七年（1280），派遣女真人都實從甘肅臨夏出發(fā)窮探黃河之源頭，完成“古無有也”的歷史創(chuàng)舉。

都實首先在唐人的基礎上確認了星宿川為黃河源頭所在：

“有泉百余，泓洳散渙，弗可逼視，方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也。”

即將今天黃河上游星宿海星羅棋布的泉流地帶清晰描述為黃河源頭。隨后又記載：

“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髙，譯言騰乞里塔，即昆侖也。”

又言黃河先自西向東繞昆侖之南行，隨后“河水北行，轉西流，過昆侖北”。由此可見，元代定義的昆侖并不在黃河源頭處，反而是黃河上游一串被黃河綿延環(huán)繞的巨大山脈，以今天的地圖觀之，恰好是三面為黃河所環(huán)繞的今阿尼瑪卿山山脈，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也被稱為“大積石山”，與《尚書·禹貢》中“導河積石”的記載不謀而合，而此處昆侖山的譯音“騰乞里塔”很可能也與蒙古語中的騰格里詞匯同源，有所謂“天山”之義，即當?shù)厝诵哪恐械摹吧裆健薄?/p>

所以，這次對昆侖位置的界定，是古代歷史上第一次具有明確記載的親身地理科學探索的結論，是一次重要詮釋。

古人對昆侖最為系統(tǒng)性的考察還是在清代。康熙年間，清廷全力平定西北新疆一帶的準噶爾部落，當時的青海處于準噶爾、西藏與內(nèi)地的交通要沖，位于青海境內(nèi)的和碩特蒙古部落便被視為朝廷重點爭取對象。康熙帝借探查河源的機會在當?shù)匦麚P朝廷恩威，作為勘察使者的侍衛(wèi)拉錫與舒蘭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不辱使命再次來到“星宿海”，得知其周圍群山蒙古名為“庫爾滾”，認為“即昆侖也”，同時認為從周邊“庫爾滾”群山中涌出的三條河流（包括黃河上的卡日曲與約古宗列曲）即黃河源頭所在，這一發(fā)現(xiàn)再次佐證了《山海經(jīng)》中“河出昆侖”的基本猜想，而此處的庫爾滾（坤）山，即今巴顏喀拉山，這一結果也基本與今日現(xiàn)代地理考察所得出的結論相吻合。

現(xiàn)代地理學上的昆侖山脈從帕米爾高原發(fā)端，沿著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一路向東，在進入青海之后，則沿柴達木盆地南緣向東南延伸，形成巴顏喀拉山脈與阿尼瑪卿山等多列山系，而古人對于昆侖位置的探究盡管不盡相同，但終究處在“大昆侖”的范疇之中。

縱觀古人對昆侖方位的認識，無不與同一時代的疆域廣度與社會風貌相聯(lián)結，昆侖的位置所在不僅是一個神話山脈的位置歸屬，更是有關華夏龍脈所在的終極探討，堪輿之書言：

“萬山一貫，起自昆侖。山龍之散見于地，雖有千萬之多，而其龍脈之來，皆出于昆侖。”

大秦將昆侖視作求仙訪藥的神仙居所，漢武帝將昆侖視為漢家西域的明證，昆侖在大唐與吐蕃的交往中撤下隱藏的迷霧，在元代丈量寰宇的腳步中逐漸明晰，最終在清代的一統(tǒng)功業(yè)中找到了真實而確切的歸宿。

巍峨的昆侖山，承載著華夏民族探尋世界寰宇的無限憧憬，矗立于祖國的茫茫西土，守望庇佑著龍之傳人。

參考文獻：

1. 沈婉婷：《中國古代昆侖觀念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

2.（明）宋濂：《元史》

3. 中華書局編：《清實錄》

4.（宋）歐陽修：《新唐書》

5.（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本文經(jīng)“國家人文歷史”（微信ID：gjrwls）授權轉載，原文略有刪減。

新媒體編輯：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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