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青海瑪多扎陵湖畔的“昆侖石刻”是否與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有關，學界爭議仍在持續。

7月11日，《光明日報》再度辟出“學術爭鳴”專欄，刊發兩篇從書法風格角度探討“昆侖石刻”真偽的文章。

其中，北京體育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衣雪峰撰寫的《書風與場合：“昆侖石刻”的破綻》（以下簡稱“衣文”）稱，“‘昆侖石刻’爭鳴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石刻的真偽，從書法風格的角度分析，我認為‘昆侖石刻’的根本破綻在于其章法沒有縱橫界格，其書風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石刻、秦詔版、秦簡、秦印、東漢《袁安碑》或近代篆書的一件偽刻，甚至是作偽者的一個惡作劇。”

杭州師范大學副教授丁萬里則在《從書法風格略議“昆侖石刻”》（以下簡稱“丁文”）中指出，“該石刻若確屬秦代，其文字為篆書，對書法史而言同樣意義非凡，近期書法界已展開激烈爭論。書法從業者可憑借自身對書法藝術風格的感知與理解，在宏觀上提供一種感性思考，作為判斷依據。但如果過分地進行微觀分析，勢必會在一些細枝末節上越陷越深，偏離主旨。這個主旨就是——‘昆侖石刻’的真偽問題需要多學科綜合研判，而書法這一環并不能一錘定音。”

在衣雪峰看來，“昆侖石刻”根本破綻在于其“書風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

瑯琊刻石及其拓片。光明日報 圖

他在文章中分別列舉了“皇帝：似混用秦詔版”“大夫：水平不及秦封泥”“廿六（卅七）：似混用秦詔版”“年：似混用近代寫法”“三月、己卯：似混用東漢《袁安碑》、秦右卯廿六刻石”“到：似混用秦印”“前：似混用秦簡、大篆”“里：似混用秦簡或西漢石刻”等多處破綻，認為“昆侖石刻”混用多種、多時代書風。

“原釋文‘一百五十里’，‘一百’很可能是‘二百’合文（作者注：古漢字中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合寫在一起），因此‘二百五十里’也很可能是作偽者的一個伏筆，一個玩笑，一個惡作劇。”衣文稱。

丁文則在綜合多方觀點的基礎上，認為僅憑書法風格差異不足以“一錘定音”判定“昆侖石刻”真偽。

圖①：昆侖石刻“藥”字及秦公大墓石磬文“樂”字

圖②：昆侖石刻“月”字及秦公大墓石磬文“月”字。光明日報 圖

在丁萬里看來，“無論是‘秦八體’還是‘新莽六書’，都是后人對文字的總結和分類，而非時人就以此來進行書寫。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書寫規律，場合、材質的不同確實會產生風格上的差異，甚至形成某種書寫范式，但無論如何都不會隔絕彼此間本質上的互通。‘昆侖石刻’無論真偽，從各方面來看都屬于‘孤品’，沒有同類型可以橫向比較。切不能以今證古，好比清人以萊子侯刻石斷言‘西漢無隸書’，卻被出土的漢簡狠狠‘打臉’。”

“‘昆侖石刻’的書法藝術究竟如何？這是一個更為主觀的討論，書法人所謂的‘理性’，其實是一個偽命題。針對同一件作品，出現正反兩極的評價完全不足為奇。”他認為，“站在秦人立場，追求宏大莊重，以瑯琊刻石、嶧山刻石為準則，‘昆侖石刻’與之差距較大，藝術性似乎并不算高；但以書法藝術為立場，同時拋開對固有秦篆風格（玉箸篆）的執念來看，‘昆侖石刻’則無比生動，書寫性強，筆意濃厚，字形大小錯落有致，章法無行無列，因石賦形，自然排布。”

丁文指出，“書法藝術風格的判定具有較強主觀性，學者基于不同的認知與審美，往往各持己見，難以形成統一且絕對正確的定論。需明確兩點：其一，個人對書法的優劣評判，極大程度上取決于評判者對風格內涵的理解深度與廣度。每個人所理解的風格，是不是一定就是所謂的秦篆？這點值得深思。其二，即便在藝術性表現上存在瑕疵，但‘好壞’不能等同于‘真偽’，絕不能以書法藝術的標準來判定真偽。所以談論‘昆侖石刻’，也不能完全將文字和書法混為一談。前者討論用字對錯，后者討論書法審美。”

丁萬里在文末強調，“石刻的真偽，最終需綜合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以地質學、氣象學、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藝術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系統考量石刻的材質特征、所處環境、文本內容、歷史文獻記載等多方面因素，通過多維度的交叉論證與深入分析，才有可能構建起完整、嚴謹的證據鏈，從而得出科學且可靠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