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簡《更名方》

瑯琊刻石及其拓片

【學術爭鳴】

“昆侖石刻”爭鳴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石刻的真偽，從書法風格的角度分析，我認為“昆侖石刻”的根本破綻在于其章法沒有縱橫界格，其書風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石刻、秦詔版、秦簡、秦印、東漢《袁安碑》或近代篆書的一件偽刻，甚至是作偽者的一個惡作劇。

書風與場合不符

對“昆侖石刻”，劉釗先生撰文認為：“拋開其他，先從文字看，我覺得‘昆侖石刻’的文字時代特征明顯，風格統一，看不出什么破綻。”我以為，這個觀點很可能混淆了文字學意義上的秦代文字風格和書法學意義上的秦代“刻石書”風格，或者說混淆了廣義上的秦代文字(包括石刻、詔版、虎符、簡牘、璽印、封泥、兵器等)風格與狹義上的秦代“刻石書”風格。也就是說，即使“昆侖石刻”在“字法”——文字的語文意義上的寫法方面并沒有什么破綻，但是，在“書風”——文字的書法意義方面的造型風格上，卻暴露了諸多破綻。

實際上，“昆侖石刻”的造型風格并不統一，甚至可以說是很不統一。把不統一的風格視為統一，其原因可能是刻石者書法實踐的不足，也可能是書法賞鑒的不足，但更可能是沒有意識到秦代書風與場合之間的密切關系。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這八種書體，除了最古的大篆與最新的隸書，其余六種，就其語文意義上的“字法”而言，也許大部分字并沒有根本上的區別。從外在上說，其區別主要在于所呈現的“風格”上；從內在上說，其區別主要在于所使用的“場合”上。

現今可知的是，用于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琊刻石上的秦書體，由于秦“書同文”的國家政令，即是“小篆”；用于虎符上的秦書體，即是“刻符”；用于璽印上的秦書體，即是“摹印”；用于兵器上的秦書體，當即“殳書”；用于簡牘上的“以趨約易”的秦書體，即是“隸書”。至于“蟲書”，《說文解字》講到“新莽六書”說“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但啟功先生認為：“秦之蟲書，即是大小篆的手寫體，所以無從專提用途。”

為什么不同的場合要用不同的風格呢？啟功先生《古代字體論稿》有一段精彩的論述：“自上觀之，秦人對于文字既用法律手段進行同和罷，而秦文在不同用途上風格又不盡相同，例如頌功石刻與權量詔版書寫風格不同等，可知當時曾對于字體的書寫風格在用途上各劃出了它們的范圍，不得相混，所以規定字體名稱，實是有其客觀需要的。換句話說，這也是‘同文’手段中的一個環節。”其基本邏輯是，場合(或某一環節)越莊重，書體風格越嚴謹；場合(或某一環節)越日常，書體風格越簡易。

在秦書八體的所有使用場合中，最為莊嚴鄭重的，恐怕非石刻莫屬了。秦人對于刻石這件事情，是極為重視的。《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瑯琊刻石時，有一段列侯、倫侯、丞相、卿、五大夫們的議論：“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頌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可以說，“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的時候，尚且“刻金石，以自為紀”，今皇帝一統天下，“刻于金石，以為表經”，自然是十分莊嚴、鄭重了。

檢讀《史記》，秦代石刻至少有八種。現在可以見到的秦代刻石書(為了強調書風與場合的密切關聯，本文把刻石上的書體稱為“刻石書”，而不用其本名“小篆”)有四種——泰山刻石、瑯琊刻石、嶧山刻石(原石已佚，現存993年重刻碑)、會稽刻石(原石已佚，現存1792年重刻碑)。這四種秦代刻石書，都具有莊嚴、鄭重、典雅的風格。其章法，無論縱橫，都有比較嚴格的界格秩序。通俗地說，縱、橫都有格子。不要小看這個縱橫界格的存在，在面對“昭明宗廟”“頌皇帝功德”這樣的國家大事時，這個縱橫界格就是國家的尊嚴、秩序與合法性的象征。反之，沒有這個縱橫界格，恐怕就不能從根本上證明其合法性、真實性。

“昆侖石刻”不僅沒有縱橫界格，而且縱橫秩序都非常松懈。從橫向上來看，其字形大小不統一；在縱向上，甚至還有左右兩行或三行互相穿插的情況。例如第4、5行(將方□/采藥昆)，第7、8、9行(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

因此，“昆侖石刻”根本的破綻在于，其書風不能與其使用場合應有的莊嚴、鄭重、典雅相符合。于是，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其真實性。

混用多種、多時代書風

如果認為“昆侖石刻”為偽，那么它有沒有具體的破綻呢？下面我們略舉數例簡要分析。

1.皇帝：似混用秦詔版

“昆侖石刻”的“皇”字似秦代石刻，但其最后一橫彎度較大，這種情況在秦代石刻中從未出現。“帝”字似混用秦詔版，但“帝”字忽然縮小，造成“昆侖石刻”的“皇帝”二字，甚至比草率的秦詔版還要更加草率。劉紹剛先生《“昆侖石刻”獻疑》一文，講到董珊先生提出的證據，即里耶秦簡《更名方》中“皇”字的寫法：“統一文字之后的皇字‘白’形之橫畫，與邊框不連，作懸中一短橫。”他總結說：“其實僅董珊先生提出的這一條意見，就足以說明‘昆侖石刻’乃現代偽作。”此處值得我們另外注意的是，里耶秦簡《更名方》的“皇”字的最后一橫的弧度。設想，如果“昆侖石刻”的作偽者當初把“皇”字“白”部中的一橫也做了懸中處理，是否就可以證明其真呢？回答是，仍宜從風格與場合是否符合的角度進行鑒別。也就是說，雖然里耶秦簡《更名方》是確鑿無疑的，但是《更名方》的“皇”字最后一橫有明顯的弧度，并不能證明“昆侖石刻”的“皇”字最后一橫彎度較大就是合理的。因為，秦刻石書與秦簡的使用場合不同，其風格也就不能相提并論。簡言之，“昆侖石刻”的“皇帝”二字，似混用秦石刻與秦詔版。

2.大夫：水平不及秦封泥

“昆侖石刻”的“大夫”合文，中間兩豎筆，顯得局促、干癟、遲疑，不僅與秦代刻石書的開張、飽滿、堅定相去較遠，甚至也不及秦封泥，如“即墨太守”封泥。

3.廿六(卅七)：似混用秦詔版

“昆侖石刻”的“廿六”二字，似混用秦石刻、秦詔版。有人釋為“卅七”，恐怕也不確，因為“七”字的橫畫弧度似乎不可能如此夸張。

4.年：似混用近代寫法

“昆侖石刻”的“年”字左上的斜筆，與左上的短豎，呈交叉狀，這種情況在秦代刻石書中從未出現，即使在漢代的書跡中也非常少見。這種情況，倒是在晚近篆書，例如吳昌碩作品中才常見。

5.三月、己卯：似混用東漢《袁安碑》、秦右卯廿六刻石

“昆侖石刻”的“三月”“己卯”，前三字似混用東漢《袁安碑》(105年后立)書風，“卯”字似混用秦右卯廿六刻石書風。相對而言，秦刻石書的轉處偏圓，而漢代篆書的轉處偏方。眾所周知，把篆書的轉處寫得偏方，即用隸法作篆，是清代鄧石如的貢獻——取法漢代。《袁安碑》是一件非常精心的作品，即使是在東漢，其轉處尚且有圓的古風。何以所謂秦時的“昆侖石刻”的“己”字，轉處如此之方呢？

6.到：似混用秦印

“昆侖石刻”的“到”字左側倒數第二橫筆，在正常的書寫中(例如岳麓秦簡)，左右兩端沒有豎筆。在秦書八體之“摹印”體中，才會在兩端增加豎筆，目的是填補空白。因此，這里似混用了秦印，即混用了秦書八體之“摹印”體。

7.前：似混用秦簡、大篆

“昆侖石刻”的“前”字，“舟”部的第一橫筆，向上傾斜，是典型的秦書八體之“大篆”的寫法，作偽者似混用了秦簡書風。即使在春秋晚戰國初的石鼓文中，“舟”之第一橫筆的斜度也不會如此之大。

8.里：似混用秦簡或西漢石刻

“昆侖石刻”的“里”字，頭部“田”形甚小，而下部兩橫所占空間甚大，與秦印、秦陶文不同，似混用睡虎地秦簡或西漢麃孝禹刻石(公元前26年)書風。原釋文“一百五十里”，“一百”很可能是“二百”合文，因此“二百五十里”也很可能是作偽者的一個伏筆，一個玩笑，一個惡作劇。(作者：衣雪峰，系北京體育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