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濤叛變是在紅軍最危險的時候，副排長王義勛扛著炸藥包，從尸堆里爬出來。

那天他才21歲，張濤是軍長，是他頂頭上司，兩人就隔著三公里，一個投降了，一個殺出重圍。

十年后，一個在中南海參加授勛儀式，另一個，躲在湖南鄉下，不敢提起自己當年穿過紅軍軍裝。

張濤升官很快，叛變更快

張濤是土匪出身，打過湘軍，后來進了紅軍，生猛、敢殺人、膽子大，1933年，直接升任紅十七軍軍長。

這一年他32歲，紅十七軍是在湖北通山成立的，是當時鄂東南根據地的骨干力量。

他帶兵有兩把刷子，跟國民黨打游擊，用的是湘軍那一套，靈活、狠毒、看天吃飯。

但他也有致命缺陷，自負、聽不得勸，戰術上老想搞一錘子買賣。

政治上不信那一套紅色教育，部隊里很多政工干部都記得他的一句話：“我管打仗，不管說話。”

1933年秋天，張濤帶兵在木石港打了個勝仗，敵人一個整連全滅，俘虜30多人。

但勝利之后，他做了一個致命決定：在當地扎營休整七天，慶功，政委方步舟不同意，張濤一句話回過去：“兵打完仗就得吃肉，不然跑了。”

這句話，是軍長對政委說的，現場沒人敢吱聲。

敵人情報比他們快，第五天夜里，敵軍三面包圍，炮火從北山坡打過來。

紅十七軍還在殺豬、熬粥，根本沒做好戰備，他們被迫連夜轉移，急急忙忙，兵散馬亂。

這時候，副軍長葉金波提出往南突圍，但張濤堅持向東，說敵人不可能來那邊。

結果剛走兩公里，遭遇伏擊，葉金波中彈，三根肋骨斷裂，撤退過程中失蹤。

張濤從這天起開始動搖，他不是害怕，是開始懷疑這個“革命”是不是能贏。

王義勛扛著炸藥包沖了出去，誰也沒攔住他

王義勛1931年參軍，那年21歲，個子高，眼神直，沒人教他戰術，他就自己盯著連長、排長怎么打，打完后復盤，入伍一年，直接升副排長。

他跟著紅十七軍一直打到了王文驛，1933年年底，紅軍原地待命，敵軍突然從天而降。

雪下了一整夜，部隊被凍在山溝里，槍管上都是冰，機關槍打不響，王義勛清楚記得，是張濤下的命令，命大家在原地不動，等待“上級調令”。

實際是上級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哪兒，電臺早就壞了。

敵軍先把東邊的山口封死，接著派小股兵力佯攻西側，張濤還在等“后援”，敵人主力繞到了后山，炮聲三響，整個指揮所塌了半邊。

王義勛那時候就在山腰，班長被炸飛了半邊臉，連長中彈不能動，他把通訊兵的炸藥包背在自己身上，往山頂沖。

他什么也沒說，就沖了上去，炸藥包在腰間晃，彈片把他大腿劃了個口子，他沒管，敵軍陣地在山頂第二道壕溝。

沖上去的時候，他身邊只剩下三個兵，到了壕溝前，他把炸藥包往敵軍機槍陣地一扔。

爆炸把整個壕溝撕開，他身邊一個兵倒下，另兩個死死跟著他。

他們就這樣撕開了一條血路，三十多人突圍成功，他帶出來十五個。

這一仗之后，王義勛什么也沒說，他只說了句：“軍長呢？”

沒人回答他，張濤已經不在戰場上了。

張濤脫下軍裝，換上皮靴

突圍那天夜里，張濤沒在隊伍里，沒人知道他去哪了。

政委方步舟也沒找到，副軍長葉金波被炸傷，后來失蹤，整支紅十七軍，只剩不到兩百人零星散落山中。

一個軍，打沒了，張濤沒回組織，他帶著幾名貼身警衛，穿過通山，往湘西走。

途中他剪掉了領章，把軍帽燒了，警衛問他：“咱們回不去了？”他沒說話。

第三天，他們借宿在一個獵戶家里，張濤整夜沒睡，火塘旁邊的獵狗咬著骨頭，他坐在角落，盯著窗戶。

身邊只有三個人，他在想，自己是不是賭輸了。

他不是不忠，他是看到了失敗，看到了這支部隊的盡頭，看到了自己可能也會死在下一場沖突里，像葉金波一樣，尸骨無存。

張濤不怕死，但他怕白死。

第四天清晨，他換上獵戶的舊棉襖，把槍扔進山溝，獨自下山。

到了岳陽，直奔保安司令部，登記口供，說自己是紅軍“叛逃人員”，愿意帶路剿匪。

他說話利索，邏輯清楚，報的地名、部隊番號全對，司令部的人一聽，眼睛都亮了。

很快他被送往特別審查科，三天三夜的盤問，他沒慌。

交代清楚自己“參加紅軍的被迫經過”，說得滴水不漏，連自己的母親是如何被紅軍“拉壯丁時驚嚇致死”都編了一段。

這一套，他說得像真的，沒人拆穿他，其實也沒人想拆穿他，國民黨那時候缺人，尤其是了解紅軍內部情況的。

他被安排進地方保安團，任營長，編入第八保安縱隊，駐扎在常德。

穿的是新發的國軍制服，皮靴是他自己掏錢買的，一雙德國貨，五塊大洋。

他愛干凈，每天早晨都要擦靴子，有人背后叫他“張光面”，他聽見了，但不惱，他說：“當兵的，不整齊，就是土匪。”

幾個月后，他手里已經有了一個營，帶槍170條，他不親自帶隊，只調度，出任務時他永遠在最后，前頭死傷他不問，后頭調令他親批。

他像個軍人，但從不和士兵談“信仰”，有人提共產黨，他一句話：“別說那些，打仗就行。”

1937年抗戰爆發，他所在的保安團被整編，他主動請調，申請去前線。

申請被駁回，他急了，找舊識疏通，被告知：檔案不明、身份有疑。

原來他在登記時改了名字，“張高壽”的身份沒有從中央備案，成了黑戶，他想回頭補材料，才發現舊日部下一個都聯系不上，大多數死了，剩下的怕他。

他在一次酒席上說：“我當年也跟毛委員同吃同住。”場子一下安靜，他酒還沒咽下去，幾個參謀就借口離席。

張濤笑了笑，沒再說什么，之后那場酒，他一口沒動。

他明白了，自己再也上不去了，身份不干凈，嘴也不干凈。

他沒再提調動，沒再提紅軍，就在地方混了下來，低調、謹慎、躲著風頭。

王義勛站在授勛臺上，沒提張濤

突圍之后，王義勛回到通山，他的腿傷沒好，全是膿，他不肯住衛生所，怕敵人發現，用樹皮和鹽水包著，死咬著牙。

部隊重組后，他沒被調走，他帶新兵，訓練、掃蕩、反包圍。

1934年，他升連長，紅軍番號改編，他沒換，他說：“這是死里逃生的部隊，不能沒了。”

1935年，他參加長征。腿還在隱隱作痛，翻雪山時，他沒爬上最后一個坡，是后邊的兵推他上去的，他說：“別廢話，往前走。”

到了延安，他先去抗大，后入黨，一直沒提王文驛的事，沒人提，他也不說。

抗戰時期他在晉察冀邊區打鬼子，槍法準，命硬，腿傷發作也不下火線。

1943年，他在河北一次伏擊戰中中彈，打穿了肺，沒死，躺了三個月，又起來了。

建國后，1955年，北京授銜，他穿著整潔軍裝，站在中南海門口等叫號，叫到“王義勛”，他走上前一步，少將。

站在授勛臺上，他仍一言不發，記者來問，他只說一句：“戰場上活下來的人，不該太多話。”

他沒說張濤，也沒人再提張濤。

一個在中南海授勛，一個在鄉下喂豬

張濤1949年沒跑，他回湖南祁陽，在鄉下做了村長。

他申請入黨三次，都被拒，他寫的入黨申請書里，只寫了“參加紅軍多年”，卻沒寫王文驛，他以為沒人記得，但組織記得。

1960年，他在家中去世，沒有追悼會，沒有哀樂，遺像是他自己年輕時拍的那張，穿便服。

王義勛1987年離休，晚年在武漢寫回憶錄，王文驛戰斗那一段只寫了七個字：

“我那天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