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濤叛變是在紅軍最危險的時候,副排長王義勛扛著炸藥包,從尸堆里爬出來。
那天他才21歲,張濤是軍長,是他頂頭上司,兩人就隔著三公里,一個投降了,一個殺出重圍。
十年后,一個在中南海參加授勛儀式,另一個,躲在湖南鄉下,不敢提起自己當年穿過紅軍軍裝。
張濤升官很快,叛變更快
張濤是土匪出身,打過湘軍,后來進了紅軍,生猛、敢殺人、膽子大,1933年,直接升任紅十七軍軍長。
這一年他32歲,紅十七軍是在湖北通山成立的,是當時鄂東南根據地的骨干力量。
他帶兵有兩把刷子,跟國民黨打游擊,用的是湘軍那一套,靈活、狠毒、看天吃飯。
但他也有致命缺陷,自負、聽不得勸,戰術上老想搞一錘子買賣。
政治上不信那一套紅色教育,部隊里很多政工干部都記得他的一句話:“我管打仗,不管說話?!?/strong>
1933年秋天,張濤帶兵在木石港打了個勝仗,敵人一個整連全滅,俘虜30多人。
但勝利之后,他做了一個致命決定:在當地扎營休整七天,慶功,政委方步舟不同意,張濤一句話回過去:“兵打完仗就得吃肉,不然跑了。”
這句話,是軍長對政委說的,現場沒人敢吱聲。
敵人情報比他們快,第五天夜里,敵軍三面包圍,炮火從北山坡打過來。
紅十七軍還在殺豬、熬粥,根本沒做好戰備,他們被迫連夜轉移,急急忙忙,兵散馬亂。
這時候,副軍長葉金波提出往南突圍,但張濤堅持向東,說敵人不可能來那邊。
結果剛走兩公里,遭遇伏擊,葉金波中彈,三根肋骨斷裂,撤退過程中失蹤。
張濤從這天起開始動搖,他不是害怕,是開始懷疑這個“革命”是不是能贏。
王義勛扛著炸藥包沖了出去,誰也沒攔住他
王義勛1931年參軍,那年21歲,個子高,眼神直,沒人教他戰術,他就自己盯著連長、排長怎么打,打完后復盤,入伍一年,直接升副排長。
他跟著紅十七軍一直打到了王文驛,1933年年底,紅軍原地待命,敵軍突然從天而降。
雪下了一整夜,部隊被凍在山溝里,槍管上都是冰,機關槍打不響,王義勛清楚記得,是張濤下的命令,命大家在原地不動,等待“上級調令”。
實際是上級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哪兒,電臺早就壞了。
敵軍先把東邊的山口封死,接著派小股兵力佯攻西側,張濤還在等“后援”,敵人主力繞到了后山,炮聲三響,整個指揮所塌了半邊。
王義勛那時候就在山腰,班長被炸飛了半邊臉,連長中彈不能動,他把通訊兵的炸藥包背在自己身上,往山頂沖。
他什么也沒說,就沖了上去,炸藥包在腰間晃,彈片把他大腿劃了個口子,他沒管,敵軍陣地在山頂第二道壕溝。
沖上去的時候,他身邊只剩下三個兵,到了壕溝前,他把炸藥包往敵軍機槍陣地一扔。
爆炸把整個壕溝撕開,他身邊一個兵倒下,另兩個死死跟著他。
他們就這樣撕開了一條血路,三十多人突圍成功,他帶出來十五個。
這一仗之后,王義勛什么也沒說,他只說了句:“軍長呢?”
沒人回答他,張濤已經不在戰場上了。
張濤脫下軍裝,換上皮靴
突圍那天夜里,張濤沒在隊伍里,沒人知道他去哪了。
政委方步舟也沒找到,副軍長葉金波被炸傷,后來失蹤,整支紅十七軍,只剩不到兩百人零星散落山中。
一個軍,打沒了,張濤沒回組織,他帶著幾名貼身警衛,穿過通山,往湘西走。
途中他剪掉了領章,把軍帽燒了,警衛問他:“咱們回不去了?”他沒說話。
第三天,他們借宿在一個獵戶家里,張濤整夜沒睡,火塘旁邊的獵狗咬著骨頭,他坐在角落,盯著窗戶。
身邊只有三個人,他在想,自己是不是賭輸了。
他不是不忠,他是看到了失敗,看到了這支部隊的盡頭,看到了自己可能也會死在下一場沖突里,像葉金波一樣,尸骨無存。
張濤不怕死,但他怕白死。
第四天清晨,他換上獵戶的舊棉襖,把槍扔進山溝,獨自下山。
到了岳陽,直奔保安司令部,登記口供,說自己是紅軍“叛逃人員”,愿意帶路剿匪。
他說話利索,邏輯清楚,報的地名、部隊番號全對,司令部的人一聽,眼睛都亮了。
很快他被送往特別審查科,三天三夜的盤問,他沒慌。
交代清楚自己“參加紅軍的被迫經過”,說得滴水不漏,連自己的母親是如何被紅軍“拉壯丁時驚嚇致死”都編了一段。
這一套,他說得像真的,沒人拆穿他,其實也沒人想拆穿他,國民黨那時候缺人,尤其是了解紅軍內部情況的。
他被安排進地方保安團,任營長,編入第八保安縱隊,駐扎在常德。
穿的是新發的國軍制服,皮靴是他自己掏錢買的,一雙德國貨,五塊大洋。
他愛干凈,每天早晨都要擦靴子,有人背后叫他“張光面”,他聽見了,但不惱,他說:“當兵的,不整齊,就是土匪。”
幾個月后,他手里已經有了一個營,帶槍170條,他不親自帶隊,只調度,出任務時他永遠在最后,前頭死傷他不問,后頭調令他親批。
他像個軍人,但從不和士兵談“信仰”,有人提共產黨,他一句話:“別說那些,打仗就行?!?/strong>
1937年抗戰爆發,他所在的保安團被整編,他主動請調,申請去前線。
申請被駁回,他急了,找舊識疏通,被告知:檔案不明、身份有疑。
原來他在登記時改了名字,“張高壽”的身份沒有從中央備案,成了黑戶,他想回頭補材料,才發現舊日部下一個都聯系不上,大多數死了,剩下的怕他。
他在一次酒席上說:“我當年也跟毛委員同吃同住?!眻鲎右幌掳察o,他酒還沒咽下去,幾個參謀就借口離席。
張濤笑了笑,沒再說什么,之后那場酒,他一口沒動。
他明白了,自己再也上不去了,身份不干凈,嘴也不干凈。
他沒再提調動,沒再提紅軍,就在地方混了下來,低調、謹慎、躲著風頭。
王義勛站在授勛臺上,沒提張濤
突圍之后,王義勛回到通山,他的腿傷沒好,全是膿,他不肯住衛生所,怕敵人發現,用樹皮和鹽水包著,死咬著牙。
部隊重組后,他沒被調走,他帶新兵,訓練、掃蕩、反包圍。
1934年,他升連長,紅軍番號改編,他沒換,他說:“這是死里逃生的部隊,不能沒了?!?/strong>
1935年,他參加長征。腿還在隱隱作痛,翻雪山時,他沒爬上最后一個坡,是后邊的兵推他上去的,他說:“別廢話,往前走?!?/p>
到了延安,他先去抗大,后入黨,一直沒提王文驛的事,沒人提,他也不說。
抗戰時期他在晉察冀邊區打鬼子,槍法準,命硬,腿傷發作也不下火線。
1943年,他在河北一次伏擊戰中中彈,打穿了肺,沒死,躺了三個月,又起來了。
建國后,1955年,北京授銜,他穿著整潔軍裝,站在中南海門口等叫號,叫到“王義勛”,他走上前一步,少將。
站在授勛臺上,他仍一言不發,記者來問,他只說一句:“戰場上活下來的人,不該太多話?!?/strong>
他沒說張濤,也沒人再提張濤。
一個在中南海授勛,一個在鄉下喂豬
張濤1949年沒跑,他回湖南祁陽,在鄉下做了村長。
他申請入黨三次,都被拒,他寫的入黨申請書里,只寫了“參加紅軍多年”,卻沒寫王文驛,他以為沒人記得,但組織記得。
1960年,他在家中去世,沒有追悼會,沒有哀樂,遺像是他自己年輕時拍的那張,穿便服。
王義勛1987年離休,晚年在武漢寫回憶錄,王文驛戰斗那一段只寫了七個字:
“我那天沒死?!?/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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