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孟買灣一處不斷被海水輕輕拍打的海角向著這座城市遠眺，黃色的玄武巖拱門以其粗獷而巍峨的身姿出現在天際線上。一個斜坡狀的水泥平臺從拱門一直延伸到海邊，海灣里的波浪很舒緩，幾乎無法攪動平臺周圍那些浮在水面的綠色油泥。拱門投下的巨大陰影覆蓋著一個奇特的世界：耍蛇人和算命師、乞丐和游客，蓬頭垢面并且因藥物作用而表情呆滯的嬉皮士，整個城市因為貧窮而變得奄奄一息。沒有人會抬起頭來去端詳拱門上方那些清晰可見的題字：“為紀念帝國陛下英王喬治五世和瑪麗王后于1911年12月2日駕臨印度而建”。

然而，這座拱形的印度之門曾經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帝國的勝利之門。對于好幾代拋棄了在英國中部以及蘇格蘭山區的村莊而漂洋過海來到印度的英國人來說，他們在即將到達目的地時從船上首先看到的就是這座巨大的拱門。這些從拱門下魚貫而過的人當中有士兵和冒險家、商人和官員，他們的到來是為確保大英帝國治下的和平世界長盛不衰，是為對一個已經被征服的大陸進行攫取，是為承擔起白種人自認為不可動搖的責任，那就是他們生來就是世界的統治者，他們的帝國注定將永遠存在下去。

所有這一切在今天看來早已遙不可及。如今，這座距今半個世紀的印度之門只是又一堆石頭而已，與尼尼微城和提爾城被人遺忘的紀念碑別無二致。

鐘聲響起，是災難還是解放？

尼赫魯

印度第一任首相

1947年8月15日的午夜，印度獨立。國會大廳通宵燈火通明，成為第一任首相的尼赫魯在國會宣布印度獨立并發表演說：“在很久以前我們曾經和命運有過約定，現在履行誓言的時刻已經到來，雖然說并不完全但卻是非常實質的。當午夜鐘聲響起全世界都還在沉睡的時候，印度將蘇醒并迎接生命與自由。”

但就在幾百公里外的邊境線，無數家庭正在倉皇出逃。英屬印度分裂為印度和巴基斯坦，隨即爆發的是近代史上最慘烈的大規模強迫遷徙和宗教暴力：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在鐵軌上、路途中、村莊中遭遇屠殺、強奸、掠奪。僅在最初數月，便有超過一百萬人死于非命，超過一千四百萬人流離失所。

這一夜，在德里，政要們談的是命運與民主；在旁遮普，平民卻陷入最原始的求生本能。這不是宏大敘事中常見的“自由的歡呼”，而是無數個“身份即原罪”的沉默掙扎。

自由的味道

沒有人想到數百萬人在瞬息之間會做出遷移和投奔另一方的舉動。

在地圖上，這不過是多了一道紅線。但在土地上，它撕裂了千年交融的村莊、家庭與日常。邊界劃線倉促、民眾通知不及、管理機制癱瘓，最終引發了現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為人口遷徙，短短幾個月間，約千萬人被迫遷徙，是當時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人口流動。火車、牛車、滑板車，甚至赤腳徒步，百萬人在烈日與暴力中穿越邊界。僅在旁遮普，就有高達500萬人行進在灼熱田野與塵土公路上，穆斯林向西遷往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向東進入印度。許多遷徙者是農民、婦女、老人與嬰兒。他們甚至不知道“分治”為何物，只知道“今天必須走”，否則就會死。

西里爾·拉德克里夫爵士（中）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英國法學家，在旁遮普和孟加拉地區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劃界的艱巨任務就是由他完成的。（來自作者收藏）

“一個人睡在印度，醒來就成了巴基斯坦人。”邊界線荒謬至極。一間房屋的前門開在印度，后窗屬巴基斯坦。一條運河頭歸印度，尾歸巴國。紅線之下，是無數人的歸屬錯亂、身份重組與生死一線。

一位商人告訴在得知邊界劃定后48小時內，燒毀了所有賬本與庫存記錄，只為迅速動身。

一個記者回憶，一位老人將孫子硬塞進他的吉普車里，哀求道：“請至少讓他活著到印度。”還有出生幾小時的嬰兒，被母親抱著從車上下來，踏上了漫長的跋涉。

有人撕下學生本的紙，上面寫著他在巴基斯坦失去的一切：牛、床、鍋碗瓢盆。他執拗天真地說要拿去找“我的政府”。當記者問：“哪個政府？”他茫然地回答：“你能告訴我去哪里找我的政府嗎？”

印度為自由付出了可怕的代價。蒙巴頓夫婦在旁遮普總督埃文·詹金斯爵士的陪同下視察在第一波暴力狂潮中遭到毀滅的村莊廢墟。（布羅德蘭茲檔案館提供）

而在另一個難民營里，一個年輕人守著奄奄一息的母親，不是為了告別，而是為了在她死后能順利繼承那條蓋在她身上的毛毯。

這場遷徙與“和平”無關，而是伴隨著系統性暴力。1947年9月，一列從拉合爾開往德里的火車，在途中被攔截，全車乘客被殺。這不是個案，而是當時邊界沿線多地的常態。有女性在火車上集體被剝奪衣物以示“清洗”，男童被遺棄在路邊，整車尸體運抵車站。整列難民火車被屠殺的事件不止一起。女人被擄走，男人被砍死，尸體掛在鐵軌兩側，鐵銹混著血味。在精神病院，印度教與錫克教病人請求轉移至印度，遭拒。幾日后，他們集體死亡。

有的人逃出來，還帶著五十萬盧比。他哭著說：“我要把每一分錢都用來殺掉尼赫魯和甘地。”

有的人什么也沒剩，只想找到走失的母親、女兒、丈夫，哪怕只剩尸骨。

自由呈現出三種不同形態

作為幻象：

獨立并不等于獲得真正的社會公正。帝國留下的并不是真空，而是復雜的社會斷層和結構性問題——種姓制度、宗教沖突、區域分裂。這些問題在英屬印度時期被以強權手段“管理”，而獨立后反而在真空中爆發出來。自由沒有解放舊制度，反而釋放了其深層暴力。

作為傷痕：

獨立之后，伴隨而來的是失所者的流亡、難民營的擴張、邊界暴力的反復上演。自由成了一道新舊秩序之間的裂縫，民眾在廢墟上重新拼湊生活。“分治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開始。”

作為過程：

自由并不是一個具體的“午夜鐘點”，而是一個不斷被重塑、檢驗、挑戰的過程。即便法律意義上的“主權”已經轉移，但真正的“平等權利、公民參與、社會安全”仍遙不可及，尤其對于邊緣群體而言。這種自由不是歷史的終點，而是一場漫長的未完成工程。

“獨立”并不等于完全“去帝國化”。殖民時期的許多制度與觀念不僅存續至今，甚至成為新國家治理的基礎工具。

制度與語言：

司法體系、稅收結構、英語行政語境，這些英屬印度時期的遺產，并未隨著殖民者離去而廢止，反而被接續沿用。

宗教與種姓標簽：

英國人為管理復雜的印度社會，引入了大量“身份歸類”手段，如宗教人口普查、種姓文書、行政邊界劃分。這些在獨立后并未消除，反而成為選舉政治與民族主義的重要動員資源。

城市與階層結構：

殖民規劃下的城市空間，形成了“歐洲人區—原住民區”的等級化布局。獨立之后，這一空間邏輯未被顛覆，而是被以新的階層結構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