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七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加快推進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明確提出,到 2025 年實現每千人口擁有 3 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 4.5 個,新增普惠性托位 66 萬個;到 2030 年,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基本建立,家庭托育成本有效降低,基本滿足群眾需求。
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在政策解讀會上表示:“當前托育服務已成為影響家庭生育意愿、制約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關鍵民生問題。新政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多元供給破解‘托育難’,讓普惠托育從‘奢侈品’變成‘必需品’。”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盡管近年我國出生人口有所下降,但 3 歲以下嬰幼兒人口基數仍較龐大。同時,雙職工家庭對托育服務的需求日益迫切,卻面臨 “家庭送托難” 與 “機構收托不足” 的矛盾。相關調查顯示,超三成 3 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有送托需求,但全國實際入托率仍處于較低水平,供需矛盾突出。
有專家分析:“低入托率背后是三重矛盾 —— 高端機構價格虛高、普惠機構數量不足、家庭托育人力成本攀升。新政通過構建多元化服務體系,有望從供給端打破這一僵局。”
供需失衡下的千億市場潛力
托育市場潛力巨大,據測算,隨著政策推動和需求釋放,未來幾年有望成長為千億級別市場。
從市場格局看,民辦托育機構占據主導地位,但收費偏高讓許多家庭望而卻步。數據顯示,平均托育服務收費(不含餐費)處于較高區間,一線城市更是遠超平均水平。高昂費用使得不少家庭只能依賴老人照護或母親放棄工作,加劇了育兒壓力。
北京某連鎖托育機構創始人李女士坦言:“民辦機構運營成本居高不下,場地租金占比 30%,人力成本超 40%,定價低于 5000 元很難盈利。但普惠托育價格紅線通常在 2000 元左右,需要政府在場地、補貼等方面給予實質性支持。”
與之相對的是普惠性托育服務供給嚴重不足。盡管各地加大投入,但普惠性機構數量和托位數仍遠不能滿足需求,部分城市普惠托班出現 “一位難求” 的現象。
多元服務體系打開發展空間
《意見》提出構建以托育綜合服務中心為樞紐,以托育機構、社區嵌入式托育、幼兒園托班、用人單位辦托、家庭托育點等為網絡的 “1+N” 托育服務體系,為不同家庭提供便捷、實惠、優質的普惠服務,帶來多重機遇。
對幼兒園而言,新政鼓勵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為面臨招生困境的行業帶來新契機。教育部數據顯示,2020 至 2024 年,全國幼兒園數量從 29.17 萬所降至 25.33 萬所,學前教育在園幼兒從 4818 萬人減至 3583.99 萬人。開設托班可盤活閑置資源,增加生源和收入。例如山東今年 1 月發布相關措施,鼓勵幼兒園在滿足 3-6 歲幼兒需求基礎上,廣泛開設 2-3 歲托班。山東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副處長孫永泗表示,山東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已超 94%,支持其開托班能發揮資源優勢,減輕家庭負擔。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會會長徐凡認為:“鼓勵幼兒園開托班能有效減輕家庭育兒負擔,尤其對二胎家庭,規范的托育服務可緩解照料壓力,為生育決策提供支持。” 但也有專家提醒,2-3 歲嬰幼兒照護與 3-6 歲學前教育有本質差異,不能簡單套用現有教學模式,需針對性調整。
社區嵌入式托育將迎來快速發展。《意見》提出利用街道、社區現有設施,提供免費或低收費場地建設托育設施,解決服務可達性問題。公建民辦模式能吸引社會力量參與,提升服務質量。如銀川在中央財政支持下,依托社區配套設施開辦嵌入式托育機構,提供免費場地和租金補貼,預計新建社區托育園 55 家。
銀川市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科科長馬曉東介紹:“我們要求社區托育機構與周邊醫療機構建立綠色通道,每季度開展兒童健康評估,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引入專業早教團隊,確保服務質量。”
用人單位辦托也獲政策鼓勵。《意見》明確,用人單位開展職工子女普惠托育的支出可從職工福利費列支,工會經費也可補充。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要發揮帶頭作用。以哈爾濱為例,哈電企業管理公司托育中心不僅服務本企業職工子女,還接收部分社會嬰幼兒。
哈電集團工會副主席周先生表示:“自 2022 年開辦托育中心以來,職工出勤率提升 12%,女性員工返崗率提高 23%。雖每年投入約 80 萬元,但綜合效益遠超成本,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體現。”
政策落地遭遇三重梗阻
然而新政實施面臨不少挑戰。資金方面,盡管《意見》提出多渠道籌資,但地方財政壓力大,部分地區市縣配套資金到位率不足 60%,經濟薄弱地區甚至出現 “先申請后擱置” 的情況。
師資隊伍建設是另一難題。托育行業專業人才短缺,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中國婦幼保健協會托育服務專業委員會調研顯示,全國托育從業人員中,具備育嬰師資格證的不足 30%,持有嬰幼兒發展指導師等專項證書的僅 17%。某職業院校學前教育系主任趙老師指出:“托育專業在職業院校開設不足 5 年,年培養規模僅 3 萬人,遠低于 20 萬市場需求缺口,建議將托育師資納入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培訓體系。”
此外,監管機制有待完善。上海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律師提醒:“新政鼓勵家庭托育點發展,但現有法規對其界定、規模限制、安全標準等不明確,易出現監管真空,需加快地方立法填補空白。”
資本競逐托育新賽道
托育新政吸引各路資本和企業入局,市場競爭漸趨激烈。大型教育集團憑借品牌和資源優勢布局托育,部分連鎖幼兒園向下延伸開設托班,計劃全國拓展。
某上市教育集團托育事業部總經理透露:“已與 12 個城市簽訂普惠托育合作協議,采用‘教育集團 + 地方國企’模式,政府負責場地和部分補貼,我們輸出標準化管理,預計 3 年內新增托位 1.5 萬個。”
新興托育企業則以創新模式突圍,如推出 “互聯網 + 托育”,通過線上平臺提供實時監控、育兒知識分享等服務;或打造蒙臺梭利、感統訓練等特色課程,滿足個性化需求。
房地產企業也跨界涉足,將托育服務作為樓盤配套。某頭部房企康養事業部負責人表示:“新開發樓盤配套托育中心,作為‘適兒化社區’核心賣點,雖增加 5%-8% 建設成本,但能顯著提升房屋去化率,實現雙贏。”
在這場千億市場爭奪戰中,無論是傳統教育企業、新興機構還是跨界房企,都在探索發展路徑。但最終能立足的,必然是那些真正滿足家長需求、提供優質服務的企業。
托育新政為行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伴隨著諸多挑戰。未來,誰能率先解決資金、師資、監管等問題,更好滿足家庭對普惠、優質托育服務的需求,誰就能在競爭中占據優勢,推動行業健康發展,切實解決家庭 “帶娃難” 問題。
本文來源:綜合自網絡
監制:張倩
編輯: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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