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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承仝濤研究員著文發表發現于青海瑪多扎陵湖北側尕日唐，可能屬于秦代遺存的石刻文字資料，討論者或稱“昆侖石刻”，或稱“采藥昆侖石刻”。依照青海考古學者的意見及考古學通常定名慣例，似稱尕日唐石刻為宜。

尕日唐石刻發現之后，引起社會頗多關注。質疑者或以為現代偽刻。刻痕刀法與秦篆存在距離，疑似使用新近工具，是若干位篆刻家的看法。而這一判斷生成的依據之一，也包括石刻如果存在兩千余年，為什么一直沒有被發現這一疑問。

就這一石刻遺存是否為現代偽刻的問題，有這樣的信息有必要提示學界朋友注意。即根據清代地理學者記述，鄰近地方曾經有“昔人所刻篆文”受到關注。“昔人所刻篆文”很有可能就是記載方位出現一定偏差的尕日唐石刻，或有可能與“五大夫翳”所謂“采藥昆侖”行程的其他相關地點有關。清人著作明確載錄高原山野“昔人所刻篆文”的存在，或許有益于澄清今人偽刻之說。

清代學者許鴻磐（1756—1837）《方輿考證》卷一〇〇《外域二》“烏藍得什山”條寫道：“在河源東查靈海北四十里，其山高大，頂極平坦方正。又尼馬涂山，在河源東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民國七至二十二年濟寧潘氏華鑒閣刻本，第17頁a）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稿本文字有異，作：“在河源東查靈海東四十里，其山高大，頂極平坦方正。又尼馬涂山，在河源東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8月影印西南大學圖書館藏稿本，無頁碼）。《方輿考證》是價值相當高的歷史地理學論著。大致相同的記載見于乾隆時代的《河源紀略》卷三五《雜錄四》，然而文字作：“馬尼圖山，在烏藍得什山東，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鐫刻漢文。”（《欽定河源紀略》，清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第3頁a）。相關文字亦見于乾隆《大清一統志》卷四一二：“馬尼圖山，在黃河源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烏藍得什山東，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鐫刻漢文。”（乾隆《大清一統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版，第483冊第537頁）。由此可知許鴻磐“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說可能來自乾隆組織的河源考察發現。然而康熙《大清一統志》卷三五〇同樣看到這一記載（康熙《大清一統志》，清乾隆九年武英殿本，第15頁a），那么這一信息的獲知，似乎年代更早。《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五四六《青海厄魯特》“馬尼圖山”條亦明確載錄：“馬尼圖山，在黃河源，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烏藍得什山東。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鐫刻漢文。”（《嘉慶重修一統志》，中華書局1986年5月版，第26890頁）。許鴻磐《方輿考證》言其位置“在河源東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與其他信息相同，所說應是同一處石刻遺存。然而寫作“尼馬涂山”，與其他文獻“馬尼圖山”有異，且言“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也與“石上有昔人鐫刻漢文”不同。許說或許有其他資料來源。

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部分，所謂“在河源東鄂靈海東北一百二十里”，大致在今布青山一帶，東南為蒙古爾津司所在（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8冊第59至60頁）。其地今屬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香加鄉。不過，《中國文物地圖集·青海分冊》涉及“都蘭縣”文物遺存的介紹未見有關“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鐫刻漢文”遺存的記錄（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青海分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92頁，第184頁至第186頁）。

許鴻磐，山東濟寧人，曾先后在江蘇、安徽、河南任職，似乎并沒有青海行跡。所論“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不知具體史料來源。輾轉所獲信息，其記述發生空間位置的錯亂是有可能的。比如“尼馬涂山”對照其他文獻，可能即“馬尼圖山”之誤。然而其說畢竟與“河源東鄂靈海”即緊鄰扎陵湖的鄂陵湖有關。也許“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者，就是具體位置出現偏差的尕日唐石刻。當然，如果這樣推斷，則所謂“其山甚大”等等，也是錯誤信息。

我們推想，或許幾種《大清一統志》《河源紀略》及許鴻磐《方輿考證》記載無誤，則有關“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鐫刻漢文”的記錄，也不排除與“五大夫翳”“采藥昆侖”行程所至其他地點包括與尕日唐石刻文字所見距離“二百五十里”或“三百五十里”地方存在一定關聯的可能。

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有關“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鐫刻漢文”的方志學記錄，都沒有說明“所刻篆文”“鐫刻漢文”的具體文字內容。但畢竟可以理解為重要的提示，對今后相關文物遺存的調查、尋找、發現與研究有積極意義。而且所提供的相關信息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實際存在的古代石刻等遺存未見歷代著錄，亦未為今人所識，其實是很正常的情形。凡看到新發現石刻即簡單判定為偽刻的認識，或許并不符合歷史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