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日，經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恩準，清王朝下詔廢止綿延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作為晚清新政最重要的舉措之一，在100年前，當這一決策出臺之時，保守派、國粹派與改革派、洋務派之間，滿清貴族和漢族讀書人之間，竟然沒有太大的分歧，沒有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當時的報刊（包括上海租界里的《申報》、《新聞報》及天津租界里的《大公報》在內）也沒有進行過什么激烈的辯論。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科舉制廢除百年之后的今天，倒是有不少人為科舉制評功擺好，為科舉制鳴冤叫屈，有的人言下之意甚至恨不得立馬恢復科舉制，恢復狀元、進士、舉人、秀才的頭銜。

確實，隋朝的開科取士是個了不起的創舉，不僅在當時具有毋庸質疑的積極意義，而且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來看也是如此。它至少有兩個不容忽視的好處：一是為選拔人才提供了一種相對公正的方法和程序；二是提供了一條可供普通人向上流動的途徑。從古到今，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避免不了考試，通過考試這個手段選拔人才，至今被全世界認同、效仿的英國文官考試制度最初就是受到中國科舉制的啟發，有西方學者認為這是中華文明的一大創造。

我們現行的高考制度在內容、方法、結果等方面可能都和科舉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都屬于一種考試形式，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高考狀元”之類的說法一直不絕于耳恐怕不是偶然的。和所有的考試一樣，科舉制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是最好的，但肯定不是最壞的。如同邱吉爾評價“民主”一樣，民主的實質就是要防止最壞的。人類迄今為止還離不開各種各樣的考試，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更適當的新辦法，畢竟每個人在試卷面前還有相對的平等。

什么是“最壞的”？首先就是按照血緣、特權、金錢選拔“人才”。在科舉制出現之前，以血緣、裙帶為基礎的門閥士族盛極一時，人生下來，其社會地位就已注定。平民只有到了王朝衰落的末世，才有可能像陳勝、吳廣那樣質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從而揭竿而起，重新洗牌，成者王侯敗者寇。此外，幾乎找不到任何向上流動的社會通道，在如此幽暗的專制長夜里，科舉制的橫空出世，無疑給平民提供了一點點微弱的幻想和希望，哪怕這幻想和希望是多么微弱，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一介平民從此可以通過科舉之路改變自己的社會身份，實現從下層社會向上層社會的正常流動，在鐵板一塊的王朝當中輸入平民的血液，王朝也因此獲得了新的活力。雖然帝王推行科舉制有自己的動機，而且選拔人才的標準最終掌握在帝王的手里，有很大的隨意性，不僅標準比較隨意，而且可以“增科”恩賜，但在一個特別看重血緣的國度，一種重農輕商的文化背景下，仕族和商賈、平民的確因此而獲得了平等競爭、進取的機會。這在古代中國無疑是一大進步。

多少像“范進中舉”之類的悲劇由此而來，多少“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的夢想也由此而來。從隋到清，王權專制秩序之所以能保持1300多年的相對穩定，科舉制的盛行不衰是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100年前慈禧太后下決心廢除科舉制，對于6年后清朝的崩潰確是有一定關系的。科舉廢除之后，千千萬萬懷抱讀書做官夢的舊式讀書人找不到出路，失去了通過科舉改變命運的機會，紛紛離心離德，其中一部分就投入了反清革命陣營。當然話又說回來，不廢除科舉制，清朝不也一樣要垮臺嗎？王朝的壽命總是有限的。

百年之后，我們不能過度地闡釋科舉制的正面意義，而忽視其曾經的消極、負面影響，后者可能更為深刻，至少，在禁錮讀書人思想和加強皇權專制上，科舉制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特別當科舉制發展到后期，越來越乏善可陳。在古代向近代轉型過程中，仍然死抱住僵化、泥古的四書五經不放，耿耿于蠅頭小楷、八股文章的科舉制就露出了它的軟肋，尤其在見識了來自異質文明的堅船利炮、聲光電色之后，科舉制還能行多遠，便成了一個問題。舉個小小的例子，即便作為選拔人才的機制，科舉制到19世紀上半期也日漸暴露出它的問題，鴉片戰爭的大炮轟開國門之前，泱泱大國最有見識、最有眼光的兩個讀書人無疑是魏源、龔自珍，然而他們在科舉路上一直跌跌撞撞，走得很不順利，屢次參加會試落第，魏源一直到52歲才在顯示皇恩浩蕩、額外開恩的“恩科”中了第93名進士。科舉制在經過1300多年之后，到龔自珍他們的時代已無可挽回地顯示出一種疲憊和無力感，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變化了。等到國門被強行轟開，在急速近代化的大趨勢下，在與不同文明背景的國家不對等打交道的過程中，這樣的問題就越來越凸顯和放大了。沒有多少科舉背景的王韜，從1874年起，在香港辦報10年，借助報紙這一全新的載體，以言論思想影響社會，成為有聲望、有地位、有發言權的新型知識分子，標志著科舉作為主導社會流動的惟一渠道的時代已經結束。30多年后，科舉制的廢除乃是勢在必行。

科舉制的終結固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科舉制難以適應滾滾而來的近代工商業文明潮流，科舉制本來是以農業社會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是成熟的農業文明狀態下的一種制度安排。說到底它不同于一般的考試，自隋唐以來，歷經宋、元、明、清，它已成為王朝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某種意義上，科舉制度成了支撐一個個龐大王朝的重要支柱，號稱“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在得意忘形之際，禁不住感嘆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正是通過科舉制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的讀書人一網打盡，讓他們皓首窮經，將所有的精力、才華消耗殆盡，沿著既定的科舉之路一步步往上爬，然后為帝王一家一姓服務，幫忙或者幫閑。

對每個讀書人而言，讀書就是為了仕進，而不是為了求知，不是為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奧秘，不是磨礪思想、追求真理的階梯，即使包含了這樣的目的在內，那也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決不是第一位的。讀書于是和榮華富貴連在了一起，讀書就是為了考試，考試就是為了秀才、舉人、進士，為了中狀元、做大官。與科舉制密不可分的是一套萬變不離其宗的價值標準，這個標準是歷代帝王確定的，是不能質疑的。誰不合乎這個標準，誰就不可能被接受。在這里，學問、才華、思想都是微不足道的，中規中矩、合于繩墨是首要的，在這個前提下再來比較優劣高下。有人可能會提出反證，上千年來，在進士、翰林當中也涌現出很多有大學問、有大擔當、有朝氣、有理想的人，這個名單中可以包括類似王安石、文天祥這樣我們熟悉的歷史人物。然而這樣的證據是經不起任何質疑的，在那些被科舉制淘汰的人當中也許有更多的王安石和文天祥，有更多比王安石、文天祥們更加優秀的人物。

“我花開后百花殺”的帝制時代終將過去，在一個允許萬紫千紅的新時代，人才的評價和選拔不再是按照某個惟一的標準，而是多元的、開放的，每個人都有尊嚴，也都有機會按自己的方式發展自己、提升自己，每個人都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聽憑某個外在的、單一的強勢力量的選擇，不再按限定的模子來鑄造自己。這與科舉制把一切納入既定軌道的模式正好相反。在那里，只有一條帝王恩準的通道，只有一個標準，只允許亦步亦趨地重復解釋經過刪節處理的經典。在皇權之下，不可能有知識的創造和更新，千年不變，我們所有的知識幾乎都在文化軸心時代、在先秦諸子那里已經奠定，之后便是漫長的闡釋、注解。爛熟的農業文明到宋代以后基本上就停滯了，而科舉制強化了這種不變，它最后變成以狹隘的八股文定高低是注定的。當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革命、工業革命的號角吹徹西方，知識的創造、思潮的洶涌，西方世界日新月異之時，我們依然沉醉在千年老套中，除了等待被欺凌、被侮辱的命運，再也沒有其他的可能。說白了，科舉制已載不動老大民族求變革、求進步的夢。

在紀念廢除科舉制之時，除了不斷聽到為科舉制叫好的聲音，讓人難以想像的不僅有人亟亟于攻擊百年前的廢科舉，而且還有人進一步攻擊晚明以來直到“五四”的啟蒙思潮，對于這一點我很贊同學者肖雪慧的說法―――“背景很深厚”。什么“背景”？不是有人一直在否定“五四”，硬是要將“五四”與“文化大革命”扯在一起嗎？把一切罪孽都歸結到“五四”頭上？似乎陳獨秀、胡適、蔡元培他們壞了事，將一個好端端、靜如止水的世界弄出了些許波瀾，君臣父子如同晨昏月夕一般有規律，科舉制正是維系那樣一個世界的重要道具，那是一個確定的世界，“五四”（更早可以追溯到晚明，直到晚清的思潮）給這片古老的土地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將多元的思想帶入了一個長期信奉一元的民族。從廢科舉、興學校到“五四”思潮澎湃，近代的曙光才開始在中國的地平線上出現，或者可以說，沒有廢科舉，就不會有十來年后的“五四”，它們之間幾乎有著不可分割的因果關系。

大約十七八年前，我很喜歡讀李澤厚的書，每次讀到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評論“五四”一代人的那番話總是禁不住有些激動。他說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包括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同、吳虞、劉半農、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他們或終其生或一開頭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他們是一批職業的教授、學者、學生，即純粹的近代知識分子”。正是在他們這一代，我們看到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形成了。他們的人生目標不再鎖定在讀書做官、依附政治權力上面，學問、文化、求真知本身即可以成為目的。他們中很多人都選擇了教書、研究、撰稿、編書、辦報刊等作為終生或相當一個時期的職業，大學、書局、報館、銀行、研究機構……這都是屬于他們的崗位，他們在這些位置上發光發熱，一個處于朝廷之外的社會有了精神支柱和實際的有形的平臺，一個與舊的農業社會大不相同的新型社會由此而生，這是孔子、孟子、老子、韓非子們都理解不了的新時代，一個多元的、千姿百態的新時代，知識分子追求真理、推進文明、服務社會，而不是把自己畢生的才智“貨與帝王家”，做官從政僅僅是無數選擇中的一種選擇。

盡管魯迅、胡適等人以后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自由撰稿人也好、大學教授也好，不管從事文化批評、社會批評還是學術研究，他們扮演的主要角色都是在文化層面、思想層面、社會層面，這是近代以來的新生事物，是朱熹、王陽明、曾國藩們所難以想像的。這樣的景象只有在科舉制廢除之后才有可能出現，科舉制存在一天，人們便不能擺脫“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千年大夢。一個嶄新的、多元的知識世界，一個真正能承載獨立公民意識的精神家園也只有在科舉制終結之后才有可能漸漸浮出。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