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始作俑者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直至今天，這句流行了六十多年的話還未退場，不少人信以為真，以為胡適真的說過這句話。這是當代史上一個新版本的“三人成虎”。盡管早在2003年，謝泳就在《新民周刊》發表《胡適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一文指出，胡適沒有說過這句話，這是1950年代批判胡適時，許多人由另外一番話曲解、改編的, 與胡適原意恰好相反。1919年，胡適在《實驗主義》一文介紹詹姆士的實在論哲學思想時說:“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她涂抹起來,裝扮起來。‘實在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里,由我們雕成什么像。’”【原載《新青年》1919年 第6卷第4號，《胡適文集》2，北大出版社1998年，212頁】并不是指向歷史。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第六集收有馮友蘭的《哲學史與政治——論胡適哲學史工作和他的反動的政治路線的關系》一文，謝泳讀到了這番話:“實用主義者的胡適,本來認為歷史是可以隨便擺弄的。歷史像個‘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是可以隨便裝扮涂抹的。”他推測“歷史是個任人打份的小姑娘”的流行可能與此有關。【謝泳《雜書過眼錄》，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馮友蘭此文最初發表在《哲學研究》1955年第一期。

數年后，胡文輝又進一步發現，早在1952年研究宋史的漆俠即在《胡適的實驗主義與其歷史學的反動本質》一文說：

既然胡適認為“真理”是“人造的”，于是胡適也就認為歷史也是由人的主觀隨意性制造出來的。胡適在“實驗主義”一文里曾說：“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涂抹起來，裝扮起來。……”這就是說，歷史可以隨便涂抹隨便捏造只要它符合你的主觀意志就成功了。（《漆俠全集》第十二卷，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史的尚鉞在《歷史教學》1953年第5期發表《我們為什么要學歷史?》，則移花接木，直接在“實在”那段話前面添加了“歷史”這個詞：

這就如胡適在其所著《實驗主義》一文中認為歷史“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涂抹裝扮起來……”（《尚鉞史學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這些發現補正了謝泳的看法。【胡文輝《名言的張冠李戴與移花接木》，載《隨筆》2007年第五期;《關于“歷史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載《東方早報》2010年6月20日;《“歷史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補談》，載《東方早報》2010年6月27日】

通過他們的努力，我們大致上可以畫出一個軌跡，正是在1952年到1955年批判胡適的政治運動中，漆俠、尚鉞、馮友蘭等人一同使得所謂胡適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流傳開來，并以訛傳訛，一直到如今，影響還是消除不了。很多讀書人一談起歷史動不動就要搬出這句話來。

二、胡適的進化論史觀

胡適到底如何看待歷史?簡而言之，他的歷史觀深受進化論的影響。他在《實驗主義》長篇演講稿中就說過：“這種進化的觀念，自從達爾文以來，各種學問都受了他的影響。……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歷史的態度’呢?這就是要研究事務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

進化論在他生命中的烙印實在太深了，少年胡適在上海初讀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即被深深吸引，連他的名字也來源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句名言。在美國留學的七年，接觸到的新思想、新知識也都與進化論相關。所以，1916年1月31日，他在日記中這樣自述抱負（原文是用英文寫的）：

吾并非指責革命，因為，吾相信，這也是人類進化之一必經階段。可是，吾不贊成早熟之革命，因為，它通常是徒勞的，因而是一事無成的。中國有句古話，叫做“瓜熟蒂落”。果子還未成熟，即去采摘，只會弄壞果子。基于此理由，吾對當前正在進行的中國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誠然，吾對這些革命者則深表同情。

作為個人來說，吾倒寧愿從基礎建設起。吾一貫相信，通向開明而有效之政治，無捷徑可走。……吾個人之態度則是，“不管怎樣，總以教育民眾為主。讓我們為下一代，打一個扎實之基礎。”

這是一個極其緩慢之過程，十分必需之過程，可是，人缺是最沒耐心的!以愚所見，這個緩慢之過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類進化之必需。”【《胡適日記全編》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335—336頁】

在這里，他的進化論史觀是清楚的，不僅影響著他對現實的判斷，同樣影響了他對歷史的看法，他因此總是樂觀地相信以后會更好，只要一步一步去做即可。他的博士論文題目也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其中第四篇就討論“進化論與名學”。

當他在美國倡導白話文學之初，與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好友梅光迪不敢茍同，他們相交多年，書信往還不斷，梅對他過度信奉進化論深為不滿。1916年7月19日寫給他的信里直接指出：

足下崇拜今世紀太甚是一大病根，以為人類一切文明皆是進化的，此弟所不謂然者也。科學與社會上實用知識（如politics，Economics），可以進化，至于美術、文藝、道德則否。若以為Imagist Poetry，及各種美術上‘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勝過古人，或與之敵，則稍治美術、文學者，聞之必啞然失笑也。【540頁】

兩天前，7月17日給胡適的信中討論“文學革命”，對于胡適提倡所謂“廿世紀之活字”感到驚訝，認為所謂“廿世紀之活字”并非廿世紀人所創造，還是數千年來祖宗所創造的，“且字者代表思想之物耳，而廿世紀人之思想大抵皆受諸古人者，足下習文哲諸科，何無歷史觀念如是!”他說“足下言文學革命本所贊成，惟言之過激，將吾國文學之本體與其流弊混雜言之，故不敢贊同。”【539-540頁】他在這里直接點出胡適缺乏歷史觀念，也就是太相信進化論了。

三、歷史應是人類求不變價值的記錄

到底什么是歷史?幾年前，我第一次在樂黛云為《梅光迪文存》寫的序言中看到這番話，“胡適從進化論出發，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棄舊圖新的歷史，梅光迪卻認為歷史應是人類求不變價值的記錄。”深受啟發， 1917年，梅光迪在英文的《中國學生》月刊發表《我們這一代的任務》，陳述了他對歷史的看法，原文雖已收入《梅光迪文存》【梅鐵山、梅杰等編《梅光迪文存》，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卻一直沒有譯成中文，于是我托朋友將全文譯出。一開篇他就直指進化論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中國那些美好的往日，“人的一輩子，出生、順命、奄然化去”，過去的兩千余年庶幾如此。于人而言，生命是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毫不夸張地說，一個人是其所有先輩的后嗣。他確信祖先絕對可靠，所有問題都已解決。……

進化論改變了這一切。人不再回眸那消逝的小巷，而將目光轉向山頂;他探索著那些頭腦簡單的祖輩從未向往過的領域，漸行漸遠。……

在這個復興的時代，絕大部分伏爾泰式的主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傳統的桎梏太頑固，得有火山爆發般的力量與光芒，才可以擺脫。而節制的美德容易被人忽視，在動蕩與狂熱中尤為如此;我們憑一時沖動行事，容易從一個極端震蕩到另一個極端：過去是承襲一切;現在呢，要破除全部的傳統習俗。這種藏在人性里的巨大的破壞欲，若不加以約束，會任意地毀滅一切。

如何面對現實和歷史?他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在有能力應對現在或是未來的生活之先，我們必須理解并擁有通過時間考驗的一切真、善、美的東西。如此，歷史才具有活潑的生命力。有且僅有如此，我們方可期望得著明確的標準，用以衡量人類的價值，判斷真實與謬誤，辨別必然或偶然。

因此，對生命的闡釋，無論是我們自己的還是西方的，都應該建立在健全的歷史基礎之上。以歷史的角度來解釋兩種文明的優缺點,然后我們才有資格來選擇接受或拒絕，因為沒有什么事物的價值能以一時的成敗來判定。【湯萌譯】

如果說胡適深受其老師杜威等人的影響，梅光迪的這些見解同樣也深受他的老師白璧德影響，多年后，他回顧往事，在《人文主義和現代中國》一文指出，“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變革，現代中國人，至少其中嚴肅認真的一部分人，也正忍受著一種思想空白和精神領域的尷尬境況所帶來的煎熬。這種煎熬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無法體會與了解的。……在中國， 這種突如其來的人生觀的改變是前所未有的;也具有不同尋常的悲劇色彩：在此之前，中國是一個優秀而保守的國家，它對古人的尊崇，在國家政權和家庭結構里對法定的權威和中心的依賴，已經到了一種近似于宗教的癡迷。這個國家的人民，在面對因陌生的突發狀況而必須做出的快速變革和調整時，總會因準備不足而顯得茫然不知所措。他們自然而然地就轉向了西方以尋求光明和向導，因為是西方人使得他們脫離了祖訓并遭遇突然性的變革。”就是在這樣突變的時代，他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遇到了白璧德。他這樣概括——“白璧德的理念和價值觀包含著開闊的歷史眼界，能極好地解放人們的思想。它能將你從現代社會狹隘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它撇開了只注重近代而對西方文化史進行隨意劃分的做法，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幾位零星地分布于各個歷史時期的偉大人物，其中有當代的，也有其他時期的。根據現代人對‘進步’這個詞的含義的界定，偉大人物的標準是永恒的，不會隨時間的推移而‘進步’。這種觀點無疑有悖于‘偉大人物無法穿越時間、地點的限制’這一現代社會學的主張。”

對于文明的直線“進步”觀，他一直保持著警惕。1937年10月，他為《國命》創刊號撰文闡釋抗戰的歷史意義時說：“故人欲知現在，當先知過去，現在者，過去之產物也，亦即過去之化身也。”【《梅光迪文存》，186-188、211頁】

他與胡適的分歧，他參與的《學衡》雜志，都可以在他的史觀中找到源頭。他們大致上同一時期在美國留學，又趕上“五四”這個激蕩人心的大時代，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回應了那個時代。胡適站到了浪尖上，成為那個時代的弄潮兒，然而當浪花褪盡，我們看到胡適沒有被卷走，梅光迪他們也沒有被卷走，他們的見解，他們的作為，他們的堅持仍然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他們沒有迷失方向，沒有人云亦云，即使不被多數青年所歡呼。梅光迪對歷史的看法，更有厚度，更有溫情，也更具有穿越時間的力量，盡管胡適挾20世紀進化史觀的風雷，也曾經創造出歷史。浪花消歇之后，我們不無驚訝地發現，他們當年的分歧仍是分歧，歷史從來不看重一時的成敗輸贏，歷史有其自身的邏輯。

四、歷史是一個民族的心靈

歷史是什么?有一天，我在古羅馬奧古斯丁的傳世名著《懺悔錄》遇到到這些話，我的心又一次被開啟：

奇怪的是記憶就是心靈本身。因為我們命一人記住某事時，對他說：“留心些，記在心里”;如果我們忘掉某事，便說：“心里想不起來了”，或說：“從心里丟掉了”：稱記憶為“心”。

他繼續闡述，人類的愿望、快樂、恐懼、憂愁……“這些概念，并不從肉體的門戶進入我心，而是心靈本身體驗這些情感后，交給記憶，或由記憶自動記錄下來。”所以，他說：“記憶的力量真偉大，它的深邃，它的千變萬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這就是我的心靈，就是我自己!”【周士良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210—211、214頁】

1948年，錢穆在《湖上閑思錄》中認為，動物只有知覺，不能說有心，直到人類才有“心”，心是從記憶來的，并通過語言、文字得以確定。“生理學上的心，只是血液的集散處，生理學上的腦是知覺記憶中的中樞。均不是此處說的心。”，他指出這個心是超個體的，他說也是非物質的，“人類的心能，已跳出了他們的頭腦，而寄放在超肉體的外面。……這一個心是廣大而悠久的，超個體而外在的，一切人文演進，皆由這個心發源。”【《湖上閑思錄》，九州出版社2011年，5—9頁】

相距一千五百多年，這位信奉儒家文化的東方歷史學家無意中得出了與古羅馬神學家相似的結論，這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實在是道出了歷史的本相。我由此想到，歷史不就是一個民族的心靈，也即是人類的心靈嗎?它承載著不同民族的記憶，進而成為人類的共同記憶，凝結為人類的心靈。

歷史從來都不是一堆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一堆橫七豎八的材料，人類的生命一代代在時間中延續、相接，而成為歷史，正是歷史構建了人類的心靈。這一點，中國早就有人悟透了。文天祥可以在生死關頭輕生重史，因他相信“太史簡”、“董狐筆”，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雷震在鐵窗加身之際，可以對家人說出這樣的話：“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歷史當會給我做證明。”

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認同一句古老的諺語：“時間吞噬一切”，在時間的壓迫下一切都會變老，在時間的流變中一切都會被遺忘，但是沒有一樣事物通過時間可以變新或變美。時間、變化和瞬時性都是同義詞。【【挪威】托利弗 伯曼著、吳勇立譯《希伯來與希臘思想比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168頁】然而，因著記憶，因著歷史，人類超越了無情而不可抗拒的時間流變，抗拒了肉身的衰老和死亡，在歷史中，人類的心靈不僅得以存留，而且可以保持常新常美。在物理時間之外，還有心靈時間。“一個民族的生命延續數個世紀、乃至幾千年;所以成為生命，是因為該民族在其全部歷史中與自己保持了同一性。”【同上，182頁】我少年時代的摯友張銘二三十年前寫過一句詩，我至今記得：“短暫在永恒上跋涉/這就是做人的光輝呀”。

一旦我們真實地領悟到，記憶是我們的心靈，可以超越個體和肉體，進一步明白歷史的寶貴，它是一個民族的心靈，也是人類的心靈，我們就可能更準確、更深入的理解歷史上的幽暗時代，在讀史之時多一份同情之理解，更多一份理解之洞察。不僅看見歷史的不同側面，更多地看清歷史的復雜性。對歷史而言，真相永遠是第一位的，在歷史的真相中我們可以更深地認識人類，認識自己，也更清楚地走在真實的土地上。

古往今來，歷史并不是直線進化的，在真實而復雜的歷史面前，進化論史觀顯得太單薄、太簡單了，不是研究歷史的梅光迪，卻以其對人類恒久價值的肯定和追求，摸到了歷史的門檻。他明白歷史的真正價值在于真實的記錄，并彰顯人類對那些永恒價值的追求。這是白璧德對他的啟發，也是他長期思索得出的結論，并與奧古斯丁、錢穆他們心意相通。

2014年6月6日—7日杭州

原載《歷史隨筆自選集》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