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中國內憂外患，國難當頭，這年元旦，胡愈之在《東方》雜志推出“新年的夢想”，一下子發表了142位知識分子的250個“夢想”。此前，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說：

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沉悶的空氣窒塞住每一個人……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里，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圣權力啊！

什么也不相信的魯迅沒有參與“做夢”，他知道胡愈之的用意無非是“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中之真”。他在元旦當天寫的《聽說夢》中說：“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斗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么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在一個“昏黑的年頭”，這么一大批知識分子集體“做夢”自然要闖禍，不久（3月16日）胡愈之就被商務印書館辭退。

1月21日，年僅32歲的《江聲日報》主筆劉煜生被顧祝同下令槍決，罪名是“共黨報紙”、“蓄意煽起階級斗爭，鼓動紅色恐怖”等。《江聲日報》編輯、撰稿人張醒愚、于在冤、余水痕等同時被判刑。鎮江新聞公會向全國新聞界和政府呼吁，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兩次發表中英文宣言，揭露真相，抨擊暴政。2月1日，上海新聞記者公會召開緊急會議作出五項決議，包括聯合報界公會、律師公會、市商會、市教育會等團體合力抗爭、設立劉煜生案專門委員會等。2月5日，首都（南京）新聞記者協會也發表宣言，呼吁全國各界一致抗爭。

劉煜生被處決幾天后，上海《時事新報》駐南京記者王慰三在光天化日下被人槍殺。2月17日，北平記者公會為劉煜生和王慰三舉行追悼會，北平市外勤記者協進會就他們被害一事通電全國，要求國民政府嚴懲兇手。

2月19日，上海各報239名記者發表聯合宣言，為劉煜生伸張正義，指責顧祝同妄圖把新聞文化界“永在軍事機關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約法所給予的言論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權保障。此非劉煜生一人之問題，而值為全體人民所應嚴重抗爭者”。許多報刊紛紛發表評論，抨擊當局摧殘言論自由、草菅人命。全國律師協會等社會團體也要求追究、懲辦責任者。天津、武漢、杭州、廣州、青島、濟南、鄭州、徐州、蕪湖、南昌、蚌埠、長沙、太原、汕頭、香港等地到處集會，發表宣言、通電，譴責暴行，呼吁保障新聞自由。《申報》、《生活》周刊等報刊予以詳細報道。于右任主持的監察院在此前后也依法彈劾顧祝同，蔣介石被迫將他調離江蘇。8月和9月1日，國民黨政府先后發出《保障正當輿論》、《切實保障新聞從業人員》的通令。在全國新聞界、人權組織、律師協會等各界社團的抗議聲浪中，一個一黨專政的政府終于作出了表面的讓步。“9月1日”，這是劉煜生他們以鮮血換來的記者節，是百年言論史上一個繞不過去的日子。

4月，陳獨秀“危害民國”案開庭審理，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陳詞，不失“五四”當年的風采。和他一起辦過《甲寅》等報刊的大律師章士釗義務為他辯護。盡管陳獨秀最終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但當時的《申報》、《國聞周報》、《法治周刊》等都詳細、真實地報道了這一案件，《益世報》等大報還全文發表了他們的精彩辯護，乃至判決書、上訴狀等。南京《中央日報》發表文章稱：“章士釗律師之辯詞，博征旁引，滔滔萬言，作者既自眩其文采，讀者遂亦相嘆為卓論；數日以來，南北論壇因章君之言而為之倡和者，不一而足。”意味深長的是汪原放主持的亞東圖書館重印了一千部《獨秀文存》，蔡元培為《獨秀文存》第九版作序，稱陳獨秀當年的文章，“即到今日，仍沒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資格”。而且，出版了陳案資料集《陳案書狀匯錄》，印了一千冊，包括起訴書、陳獨秀的自辯詞、章士釗的辯詞、《中央日報》的社論、章士釗在《申報》回擊《中央日報》的文章及判決書等，共102頁，1933年5月印行，沒有標明版權頁，以致收藏者誤為章士釗律師事務所所印。此書很快被上海滬江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

“我的態度是頭可殺，而我的良心主張，我的言論自由，我的編輯主權，是斷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個人所屈服的。”這是《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的話。 6月18日，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身為同盟執行委員之一的鄒韜奮傳說也被列入了黑名單，多處傳聞《生活》將被查封。7月14日，鄒韜奮將編務交給胡愈之、艾寒松，“出國暫避”，開始了第一次流亡。12月16日，國民黨當局以“言論反動，思想過激，毀謗黨國”的罪名下令封閉《生活》。最后一期《生活》（總第417期）發表了鄒韜奮一年多前就準備好的《與讀者諸君告別》，“寧為保全人格報格而絕不為不義屈”。同時發表《生活》周刊同人《最后的幾句話》：“統治者的利劍可以斷絕民眾文字上的聯系，而不能斷絕精神意識上的聯系。”

這一年因為推出“新年的夢想”，胡愈之被迫離開了《東方》；這一年，《江聲日報》主筆劉煜生被殘酷地槍殺了；這一年，“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因言獲罪，被判刑13年；這一年，為人權奔走呼號的楊杏佛躺在了暗殺的槍口下；這一年，鄒韜奮流亡異國，《生活》周刊被封殺了；這一年，因為羅隆基鋒芒畢露的社評，先是天津《益世報》遭遇國民黨天津市黨部、中宣部一再的“警告”，后是羅隆基遭遇暗殺，幸免于難。年底，天津市黨部向《益世報》下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報館不得續聘羅隆基，羅被迫離開《益世報》……這一年，有太多的悲慘與絕望，這一年的日歷上掛滿了不幸的挽聯。

然而，我讀到了塵封的史料中同樣鐵鑄的事實。離《主張與批評》被封殺僅一個半月，這年2月，王造時又獨自在上海辦起了《自由言論》半月刊，毫無畏懼地繼續批評國民黨當局的內政外交，直到年底被查封，共出版了21期。6月6日，北平新聞記者公會舉行集會，呼吁國民黨當局停止新聞檢查。這一年離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魯迅憤然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現代》雜志編輯施蟄存回憶：“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志的編輯室里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面對這枚“炸彈”，施蟄存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板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后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杰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語句，在租界里發表，頂不上什么大罪名”。重讀這篇和《紀念劉和珍君》前后輝映的文字，我們也不能忘記張靜廬、施蟄存。

這是我們在1933年那個“昏黑的年頭”所看到的亮色，這不是漫長的冬夜里的夢，而是本民族最優秀的人們與黑暗頑強抗爭所創造的一點光明。我們無法一一記下那些創造了光明的姓名，但我們會永遠銘記他們曾經為之奮斗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