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保持了很多年的高增長，為什么會突然轉向了化債？

因為在近十年，中國的高增長是以投資拉動和擴大財政赤字來實現的，這是一種良性的債務驅動模式，也可以說是中國式的凱恩斯主義。

為什么要說是中國式的凱恩斯主義？

因為凱恩斯的擴大財政赤字是以完全的私有制和充分的市場競爭為背景的，中國很不同，中國的投資與擴張赤字，是以所有制為錨定；也就是說，投資與負債的驅動，不完全是以市場需求和效率為中心，市場為主導資源調配，而是行政干預下的一種“計劃性”的ＧＤＰ指標問責制，資源流向了長期項目和國企，國企占有了８０％的資源，并沒有支撐起中國經濟的天，沒有真正帶動起需求與民生。國企以兩倍于民企的總資產，僅支持了２６．２％的稅收和７％的就業。

資源錯配，決定了投資效能遞弱，也決定了高增長的結束。

高增長結束了，債務卻在擴大，良性的債務驅動模式就有了壓力。

2021年后，房地產也開始出問題，這又加快了地方債務疊加，以至于兩會強調，要把房地產納入到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大局中。

可見，房地產正在激活著金融風險。

２０２１年，房地產銷量為１８億平方米，２０２4年大幅下滑到9億多平方米；地方財政高度依賴的土地出讓金，由８萬多億，降到4萬多億；這個巨大的缺口，現在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的形式去填補，但是，沒有整體經濟的高增長做背景，最終會加大金融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還能實行強刺激政策嗎？

如果不從結構上解決二元經濟結構所引起的資源錯配，讓市場去主導，就不能為今后的化債提供一個高增長的經濟大背景，房地產繼續塌陷，地方財政收支不平衡，財權與事權不平衡，就只能通過發行特別國債，用長債化短債，那么，中國經濟的發展將受到嚴重的挑戰。

資源錯配，伴隨著效率的遞減，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將失去意義，過去拉動一元錢的ＧＤＰ，需要投下去三元，現在投下去九元；而投資由國企擔綱，雖然可保持ＧＤＰ計劃增速，但這是以債務疊加為代價的，總會有邊際。如果不能進行機制改革，解決資源錯配的問題，我們期待通過發行特別國債，擴大財政赤字去刺激經濟，只會加大負債率。

種局面持續下去，現在經濟的表現是通縮，但在一個更長的周期中，通脹將是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