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在眾目睽睽之下砸記者攝像機的后續內容來了，豐旭線纜有限公司謝姓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事情發生像鬼一樣，確實是“沖動”。呵呵，居然說是因為“沖動”，然后又說“不能違法”，諷刺啊

好一個因“沖動”砸攝像機，好一個“不能違法”

輕描淡寫啊，這起事件不僅暴露了企業產品質量問題，更折射出我國市場監管體系中的深層矛盾：違法成本過低與維權成本過高形成的畸形生態，讓一些企業有恃無恐，甚至公然叫囂"有本事你去告啊"。

若不是因為這起“企業主暴力阻撓記者采訪的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與曝光，他可能還在繼續生產那些不合格的電纜，繼續對消費者的投訴置之不理，繼續對媒體的監督報以輕蔑的態度。

這位謝姓負責人的"沖動說"實在令人啼笑皆非。把暴力阻撓采訪、故意毀壞他人財物的行為輕描淡寫地說成是"沖動"，就好比把縱火說成是"手滑"，把搶劫說成是"借東西"。這種避重就輕的說辭，恰恰暴露了某些企業主面對監督時的傲慢與僥幸心理。

更諷刺的是，他一邊承認"不能違法"，一邊卻做出了明顯的違法行為。這種言行不一的態度，正是當前部分企業主法律意識淡薄的典型表現。在他們眼中，法律似乎只是用來約束別人的工具，而自己則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

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輿論嘩然，不僅因為企業主暴力阻撓采訪的惡劣行徑，更因為它戳中了當前市場監管中的痛點：違法成本太低，讓一些企業主有恃無恐。

維權成本太高，讓普通消費者望而卻步。只有當問題被曝光、輿論發酵時，違法者才會受到應有的懲罰——盡管我們說中國的法治建設正在完善，但不得不承認：與我們的預期還是有著巨大的差距。

要改變這種狀況，不僅需要完善法律法規，更需要強化執法力度，讓每一個違法者都付出應有的代價。同時，也要降低維權門檻，讓消費者能夠更方便地維護自身權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建立起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讓"沖動"不再成為違法的借口。

南生繼續有話說

在這起事件中，長沙市民劉先生購買的電纜經檢測不合格，記者前往企業采訪時竟遭遇暴力阻撓，采訪設備被砸毀。企業負責人的囂張態度令人震驚，其背后反映的卻是當前市場環境中"不出事就沒事"的普遍心態。

這種心態的形成，源于多重制度性缺陷。首先，被動式監管模式讓問題產品得以長期存在——當前的監管體系過度依賴消費者投訴和媒體曝光，缺乏主動預防機制。

市場監管部門往往在問題爆發后才介入處理，形成"運動式執法"的怪圈。而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更讓一些企業獲得"選擇性執法"的特權。

其次，違法成本與收益嚴重失衡。根據《產品質量法》，銷售不合格產品的罰款通常僅為貨值金額的50%至3倍，這一處罰力度對企業難以形成有效震懾——為什么不讓相關責任人傾家蕩產呢？

更關鍵的是，構成刑事犯罪需要達到"銷售金額5萬元以上"等條件，企業完全可以通過做賬等手段規避責任。這種"罰酒僅三杯"式的處罰力度，根本無法遏制企業的違法“沖動”，甚至是有意“沖動”。

與此同時，消費者維權卻面臨著難以承受的成本壓力，產品質量糾紛往往需要消費者自費進行價格不菲的第三方檢測，檢測費用常常超過商品本身價值。

訴訟程序復雜漫長，普通消費者往往望而卻步。更惡劣的是，一些企業通過在合同中設置仲裁條款，將維權成本進一步提高，甚至出現"退300元商品需先付2.59萬元仲裁費"的極端案例。

這種"違法成本低、維權成本高"的畸形格局，直接導致了企業主存在"不出事就沒事"的僥幸心理。當違法收益遠高于風險時，企業自然會選擇鋌而走險。

而當問題暴露時，他們又寄希望于通過阻撓監督、拖延戰術等方式蒙混過關。這種惡性循環不僅損害消費者權益，更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

要打破這一困局，需要構建全方位的治理體系。在監管層面，應當變被動應對為主動防控，提高抽檢比例，運用大數據技術實現智能監管。

在處罰層面，應該建立與營業額掛鉤的罰款機制，降低刑事追責門檻，對屢犯者實施行業禁入。在維權層面，則需要完善公益訴訟制度，建立檢測費用預墊機制，切實降低消費者維權門檻。

此外，還需要加強對媒體監督的保護，對暴力阻撓采訪行為嚴懲不貸。只有當違法者真正感受到"伸手必被捉"的壓力，當維權不再是"勇敢者的游戲"，市場秩序才能回歸正軌。這不僅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需要，更是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國正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提升產品質量、規范市場秩序至關重要。只有通過系統性改革，徹底扭轉"違法成本低、維權成本高"的畸形格局，才能讓企業真正敬畏法律，讓消費者免于維權困境，最終實現市場環境的良性循環。

這不僅關乎個案正義，更關系到整個市場經濟的發展質量。只有當每一個"沖動"都付出應有的代價，我們才能真正告別"違法成本低"的怪圈，迎來一個法治健全、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本文由南生撰寫，歡迎轉載、轉發、評論、留言、分享、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