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環球網報道，7月15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外長理事會會議在天津召開，包括9個成員國、12個觀察員國及5個對話伙伴國在內的26國代表參會。作為2024-2025年輪值主席國，中方將會議主題聚焦“弘揚‘上海精神’，推動地區安全與發展合作”，官方提前通報會議將簽署多項合作文件，為秋季元首峰會鋪墊。

莫迪與特朗普（資料圖）

外交部特別強調，印度外長蘇杰生此行“結合與會訪華”，行程涵蓋天津會議與北京雙邊會談。這種“會期內獨立外事訪問”的安排，打破上合組織外長會常規接待規格，凸顯中方對中印關系的特別重視，也暗示兩國需在多邊框架外直面雙邊矛盾。作為印度“對華強硬派”核心人物，蘇杰生2023年曾公開宣稱“印度鄰國需選擇與印合作或承擔代價”，2024年邊境對峙期間力主強化實控線軍事部署，并推動印度深度參與“四邊機制”聯合軍演，其言論被視為莫迪政府“印太戰略”的外交注腳。

6月初，蘇杰生還在國內演講中將中國定義為“戰略對手”，呼吁聯合西方制衡中國；6月底接受美媒采訪時卻突然軟化，稱中國是“最重要鄰國與經貿伙伴”，強調“龍象共舞”對雙方的必要性。這種短時間內的措辭巨變，被國際輿論視為印度外交策略的重大調整。

作為全球第四大汽車生產國，印度九成以上的電動汽車稀土材料依賴中國供應，2024年以來中國加強出口管控，導致其汽車產業面臨原材料斷供風險。美國在“印太經濟框架”中拒絕放寬印度農產品關稅，歐盟碳關稅政策又重創其紡織出口，印度意識到單純依附西方難以維護利益，急需修復對華關系以拓展外交空間。2025年印度多邦地方選舉臨近，莫迪政府需穩定國內經濟，而邊境對峙導致的軍費激增和貿易受阻，迫使蘇杰生團隊尋求外交破冰。

印度稀土開發（資料圖）

蘇杰生抵京首日，即與中國外長舉行閉門會談。中方明確提出“三條紅線”：涉藏問題不容干涉、邊境爭議需按現有機制解決、多邊場合不得針對第三方。印方則承諾“推動兩國關系正常化”，并主動提及恢復直航、重啟人文交流等具體合作事項。

根據雙方溝通，中國外長將于7月底回訪印度，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舉行第25輪邊境問題特別代表會晤。這是繼2024年喀山峰會后，兩國外長級官員首次在印度境內討論邊境議題，外界普遍關注能否就“楚舒勒-德普桑”爭議區域脫離接觸達成新共識。中方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的組合安排，既展現推動關系改善的誠意，也釋放出“問題不回避、合作不將就”的信號。特別是王毅選擇在天津會議后立即訪印，凸顯邊境問題在中印關系中的核心地位，也為秋季莫迪來華出席元首峰會預做鋪墊。

印度在上合組織長期扮演“規則挑戰者”角色：2024年青島防長會議拒絕簽署聯合聲明，2025年初金磚國家安全事務會議上臨時追加“涉巴條款”。此次天津會議，中方雖期待印方在反恐、能源合作上貢獻力量，但仍對其“議題綁架”行為保持警惕。

中方視印度為“全球南方重要伙伴”，希望其在金磚、上合框架內共同推動多極化；但印度堅持“有聲有色大國”定位，既想借西方制衡中國，又不愿放棄在中俄之間的“平衡優勢”，這種“雙重戰略傾向”導致雙方在全球治理議題上難以形成合力。

盡管2023年以來兩軍完成多輪脫離接觸，但德普桑平原、班公湖地區仍存在實控線爭議。印度近年在邊境加速修建永久工事，2024年新增12條戰略公路，與中方“維持現狀、對話解決”的思路形成反差，隨時可能引發新摩擦。

莫迪（資料圖）

天津會議能否成為關系轉折的“試金石”？三大務實合作能否破局？稀土供應鏈穩定化談判能否達成初步協議；邊境事務磋商機制能否恢復定期化；上合組織框架內反恐情報共享能否納入合作清單。此次會議不僅是一次外交議程的推進，更是中印對彼此定位的重新審視。當全球面臨“分化與重構”，兩個占世界人口近三成的發展中大國，能否超越零和思維，在“合作競爭”中找到動態平衡，將決定亞洲世紀的真正走向。正如中方在會談中強調的：“龍象共舞”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基于歷史責任與現實利益的必然選擇，關鍵看雙方能否把“態度轉變”轉化為“行動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