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泰山雖與儒家結緣甚長，關系甚密，但在封禪大典及佛道信仰的聚光下久蔽而不彰。入明隨著理學、心學代興，儒者開始仿照佛教石經之例，在泰山鐫刻儒家經典，如經石峪之刻《詩經·般頌》《大學》《孟子》，舍身崖之刻《孝經》《禮記》等，借以彰顯泰山儒學圣山之地位，其中亦蘊藏了當時學派、黨派紛爭等狀況。

［關鍵詞］泰山；儒家；經石峪；《詩經》；《大學》；《孟子》；《孝經》

［基金項目］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專項“大思政課視域下泰山文化融合育人機制創新研究”（項目編號：23CSZJ35）及山東省人文社會科學課題“‘兩創’市域下的泰山文化研究”（項目編號：2022-ZXLC-15）的階段性成果。

自漢以來，歷代將儒學經典刊為碑石，立于太學，蔚為傳統，形成源流遠長的石經系列。但在明之前尚少鐫于名山之例，明代中葉開始在泰山數有鐫刻，所刊有《詩經》《大學》《孝經》《孟子》等，其舉動背后則蘊藏了復雜的教派、學派、倫理、黨派之爭。

一、佛儒爭勝下的《詩經》鐫刻

泰山經石峪有北齊鐫刻《金剛經》，沉寂千年（僅宋人偶有涉及），自明中葉開始進入文人視野。文士在驚嘆高僧大德卓絕功業的同時，聯想到泰山“為古圣賢登臨喻道之處”，卻絕少儒經鐫石，因之產生了爭勝的設想。于是利用經石峪這一梵唄經臺，陸續展開儒家經典的刊刻。目前所知最早者為峪北石臺之《詩經》：

于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岳，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其下有跋：

泰山之麓，平石縱橫數十丈，刻佛家語，呼為經石。余乃書《詩·般》一章刻之。按《虞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五月至于南岳，八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至于北岳?！薄锻踔啤罚禾熳游迥暌谎矌n，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其至于南、于西、于北，其時皆如《舜典》。則謂是詩為登岱而頌無不可，而刻之于此固無不宜，則夫經石之名，其有稱也夫。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此石所刻詩句，出自《詩經·周頌·般》。前人多認為詩系周王出巡所作?！对娊洝访珎餮裕骸皢淘溃纷谝病！睗h班固《白虎通義》卷五《封禪》載：“《詩》云‘于皇明（一作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岳，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鼻宸接駶櫋对娊浽肌芬詾榇讼怠拔渫跹彩仂朐罏^”詩 。鐫刻者在跋中認同此點，其列舉《虞書·舜典》《禮記·王制》關于巡狩四岳之制度后，指出：“則謂是詩為登岱而頌無不可，而刻之于此固無不宜?！?/p>

這一說法也得后世呼應，清初錢肅潤《泰山詩選自序》稱：“有客問余曰：‘泰山詩起于何代？倡自何人？’余應之曰：‘黃帝會群臣于泰山，作青角之音，未有詩。有虞氏東巡至岱宗，群臣歌卿云，卿云，言泰山云也?！肚湓聘琛?，意者其泰山詩乎？’客曰：‘子姑言其有據者?！鄬υ唬骸吨茼灐酚兄坝诨蕰r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岳，允猶翕河”，班固引為周太平封泰山詩，此泰山詩之首也?！迸c經石峪詩刻跋意暗合無間。

《詩經·周頌·般》未題書者之名，后世多推為明人汪坦所為。乾隆《泰安縣志》稱：“其佛經左有周詩《般頌》一章，較佛經字略小，跋末‘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無朝代名氏，或亦與佛經并垂，故不書名之意。然汪玉《文論》為子坦書，題識‘嘉靖壬戌仲秋朔勒’，前后相距數日，且二刻俱楷書，端嚴如出一手，傳《般頌》亦為坦書，想當然矣?！彼撝籼梗?508—1576 年），字仲安，號識環，浙江鄞縣（今寧波鄞州區）人。生活時代在嘉靖后期至萬歷初。方志本傳稱：“都憲玉之子也。結發嗜學。婦翁聞莊簡淵在天曹，坦以國子生謁選，深自引避，未嘗輕踐其門。莊簡貽之竿牘，報書率言國家休戚大計，無一語及兒女寒暄，其端介如此。讀書多所研究，中年任憲端，官衛經歷，奔走南北，雖簿書鞅掌，未嘗一日廢書，故所蓄益深，所發益肆，晚于大雷山半結為書屋，日夕吟諷其中，以自取適焉?！奔尉溉四辏?559）前后，汪坦任山東布政司經歷（此官名見于《泰山搜玉集》之題銜）。四十年山東巡撫朱衡重修泰安東岳廟，委汪坦經理其工。汪坦《亡室聞氏墓志銘》中云：“歲壬戌（嘉靖四十一年，1562），余自濟南來泰安，監葺岱祠?！弊源笋v節泰安近五年之久?！秳e泰山擬唐李太白六首》序云：“余留泰山，前后幾五載?！痹娫疲骸白晕襾硖┥剑诮窈鑫迥?。每登日觀峰，并坐肩吾軒。”其間遍歷泰山，詩文甚富。

汪坦于“嘉靖壬戌歲仲秋朔日”，在峪中書刻其父汪玉所著《文論》，與此《詩·般》年月相同，筆跡相近，故后人推定兩刻同出一手。又岱頂德星巖（即宋真宗摩崖處）有嘉靖四十一年十月汪坦題記：“東安邵鳴岐、昌黎齊宗文、□□坦同登泰山絕頂?！嗯c論‘無方無體’……若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也。又相與誦‘登東山小魯’之章，歌‘于皇時周’之詩，啜茗振衣，飄飄而來下。”不僅援引《周易》（“無方無體”）、《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及“孔子登東山而小魯”），還特別標出“于皇時周”之句，更可印證經石峪《詩》刻為其所為。據此，知刻石題識之壬戌，當為明嘉靖四十一年。

汪坦其人為堅定之儒學信徒，來岱之后，對泰山之上充斥封禪之跡與佛老、玉女之祀大表不滿 ，認為黷禮不經，遂萌改刻歷代碑石之志。據所作《登岱記》云：“余以己未歲（1559）八月二十一日至泰安州，九月九日登岱……得律詩一十二首，鐫石置會真宮。奉左方伯鎮山朱公（衡）命，觀新鐫‘朝陽洞’大字，余乃書‘岱宗’二大字，不敢自居，假鎮山公，鐫東岳廟后石崖，以岱顛宜有此二字。其崖壁立若屏障，左為唐玄宗鐫《紀泰山銘》，盍磨去，以《禹貢》一篇，大書深鐫之。右鐫唐蘇颋文，近為林焞磨去，鐫‘忠孝節廉’四大字，當亟磨去，鐫《易大傳》，《易》有‘太極’一章，與《禹貢》奎聯璧暎，而天生巨崖于岱顛，為不虛矣。顛有巨碑無文，相傳為秦始皇立，盍大書‘孔子小天下’五字鐫之。”清葉昌熾《語石》嘗論明人改刻舊碑云：“大抵皆科目中人，空腹高心，以衛道自命，遇二氏之碑輒毀之，此又碑之一小厄也。”其實汪坦改刻的范圍，已不限于“二氏”，連歷代帝王的封禪巨制，也盡括其內，以期使泰山石刻完全儒學化。汪坦不僅有計劃，而且有行動，鏟磨宋真宗摩崖即為一證。在佛家經石之名不可撼動的情況下，以此《詩經》鐫刻，來彰明泰山儒學之源可遙溯三代圣王，在文脈上遠早于后傳入之釋家。并暗中替換主旨，存峪名而易實。也即其跋中所言：“則夫經之名，其有稱也?！蓖籼勾伺e，肇開經石峪一地佛道爭勝之局，后世大量儒學題識的出現都是受其啟發。

二、學派紛爭下的《大學》鐫刻

關于經石峪《大學》之刻，屢見明人記錄。池顯方記云：“峪石坦似虎丘，而腹記一部《金剛經》，因恒嚙水，遂忘其半。近又令記《大學》章，而腹紛然矣?！编嵢觇怠抖糜洝吩疲骸吧椒θ?，惟曝經峽白石晶瑩，刻《金剛經》甚精，水過之清淺可玩，乃有鐫《大學》于傍者，措大筆矣！”王思任《泰山記》曰：“仍觀石經峪，盤似虎丘，大有流趣，乃元人書佛經，一派活泉鋪過，而明人遂刻《大學》一章以敵之。”由于《大學》之刻久佚不傳 ，造成其年代、鐫人、版本等議“紛疑騰”（清魏源《岱山經石峪歌》中句）。

先考《大學》鐫人，嘉靖《泰山志》（二十三年編撰，三十四年付刊）述經石峪只字未提《大學》，至隆慶六年（1572）萬恭所鐫《高山流水亭石壁記》中始明言：“近有好奇者，則刻《大學》于上端以勝之。”則其鐫刻在嘉靖末至隆慶初。因此鐫人在泰山生活時間應在此時段。而鐫刻大型摩崖（百九十六字）非尋常題名可比，其人還應具有相當之身份或勢力。符合上述兩個條件之人，首屬上節所考《詩經》鐫者汪坦。除了汪坦有改刻泰山碑石之主張，同時還是較早關注經石峪者，在峪所鐫《詩般》《文論》都是以尊儒崇經為職志。出于同一考慮，其在《金剛經》之首加刻《大學》，與內典爭勝，實亦順理成章。清人麟慶《鴻雪因緣圖記》之《石峪拓經》中云：“石上有前明汪姓所刻‘大學圣經’一章，字既不佳，義更無取，真不免為山靈所笑耳。”此后如王猩酋《曲阜泰山濟南游記》云：“明人汪某刻《大學》圣經一章于其上，意在壓制之?！倍紝⒖獭洞髮W》之人指為汪坦。

歷史上《大學》有古本、今本之分，經石峪所刻又為何種系統呢？自宋儒朱熹析《禮記》之《大學》章，并“移文補傳”，將之分解為“經”與“傳”，是為“今本”；至明王守仁質疑朱熹之分，倡復《禮記》原文，稱為“古本”。自此《大學》版本成一大經學公案?！渡綎|泰山經石峪摩崖刻經及周邊題刻的考察》一文最早提出經石峪《大學》版本歸屬疑問：“究竟刻文是朱熹的《今本大學》，還是王陽明的《古本大學》，仍待考。

這一疑問，今在清人唐煥《游泰山記》中尋得確證：

歸途紆道經石峪，石坪夷曠，泉瀑敷流。石刻北齊分書《金剛經》，字大如斗，上有明人刻《大學》百九十六言。仲冕素業古本《大學》，進而問曰：“《大學》節邪？抑殘缺邪？”余慨然曰：“此宋儒所謂經也，格致補傳，與古本專責誠意者異。

根據唐煥這一記錄，可以明確獲知：泰山經石峪所刻《大學》，其版本系宋人朱熹訂本，而且所刻只是“經”的部分。唐煥（號石嶺）為古本《大學》崇信者，所謂“唐石嶺先生宗古本《大學》，不改易字句，作為詮注，以誠意為主，深得一貫之指”。故其子仲冕少年所“素業”之《大學》為古本，當其過經石峪，見所鐫之文與向讀不同，為之疑惑不解，從而引發唐煥對于今古本之異及“格致”“誠意”的一段議論。唐煥系經學專家，嘗“注《今文尚書》《古本大學》”，其對于《大學》刻石版本的認定，應該是相當可信的。

唐煥這一記述，還可在明人的記錄中得到印證。王在晉《東巡泰山記》云：“有鐫圣經首章，與《金剛經》并列者?！眆 明確指出所鐫為“圣經首章”，與唐說鐫字為《大學》之“經”不謀而合。又張岱《岱志》云“傍有儒者刻《大學》圣經一章敵之”，亦言所鐫系“一章”而非“全璧”。有此三證，經石峪所鐫《大學》版本為“今本”，足可定讞。

另外最早提到《大學》摩崖的萬恭，其人與《大學》文本頗有因緣。萬歷十五年（1587）前后，恭稱自深山掘出后唐明宗長興二年（931）刻本《大學》，詳記于所撰《格物致知原傳說》中。萬恭此處雖未涉及經石峪《大學》，但其一再強調長興古刻《大學》之特異：“余故長興本表而出之，以尊朱也，亦定今新說者之紛紛也?！倍陡呱搅魉な谟洝分校瑒t對峪刻《大學》特點無一語道及，足見此處所刻僅為一習見版本（今本）。如系古本或別本，萬恭不可能不加說明。

明人在經石峪鐫刻《大學》之用意，傳統的說法是“辟佛尊儒”。所謂“后好事者復刻圣經，以厭其勝”，“睹《大學》之篇，而磨崖石經失其文”，“刻《大學》圣經一章于其上，意在壓制之”。但若聯系所鐫《大學》版本，則讓人產生深度思考，有研究者指出：

“汪玉題二典三謨之文刻文”，由汪玉撰文，其子汪坦所書，其孫禮約模勒上石。此文與一般游山題刻大異其趣，是一篇承接宋明理學傳統，論‘文’、‘道’與‘文氣’的文章，類似今日的文學批評。但將這樣一篇具有批評性質的文章鐫刻于經石峪，用意何在？汪玉在嘉靖年間任山東提刑按察司，在宸濠之亂期間，任湖廣兵備按察司副使，為王陽明下屬。在《書汪汝成格物卷》中有王陽明與汪玉論辯朱熹“格物致知”之說的記述，汪玉對陽明學說，先驚后疑，一疑再疑，終至豁然。汪玉是否至終服膺陽明學說，沒有進一步的證據。但值得注意的是，《金剛經》周邊幾處明代早期的題刻似乎與汪玉刻文的關系密切?！洞髮W》一文為朱、王學說論辯的重點，經石峪的《大學》刻文似乎不是偶然之作。其為何人所刊？刻文是朱熹的《今本大學》，還是王陽明的《古本大學》？……《金剛經》周邊幾處題刻與明朝中晚期這一政治風波、哲學思潮的關系如何？以上諸問均是日后研究泰山經石峪題刻的參照點 。

研究者提出的這一問題，可聯系汪坦家學傳承來探索。汪坦之父汪玉（1481—1529），字汝成，號默休，浙江鄞縣人。正德進士。由刑部主事累官僉都御史，巡撫順天。致仕后興筑書院，聚生徒講學。汪玉不僅為王守仁僚屬，且為學友。守仁《書汪汝成〈格物卷〉》便是與汪玉論道之作：“予于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于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后與予游于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茍同于予，亦非茍異于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于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敘其所以而歸之?！?/p>

陽明與汪玉論之連日夜，雖言使之“快然以釋”，實際上未服其心，汪玉最終對陽明學說頗有疑問。據明張邦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玉墓志銘》云：“公與故王公伯安友，意不能盡同，王百方說之，卒不應，其自信不移如此?！惫势渌端臅饬x》一仍朱子，不茍同于陽明。汪坦這一家學淵源，當對鐫刻《大學》底本選取有所影響。

通觀此一時期之泰山石刻，其中多含有學派之爭的痕跡。明代嘉隆萬三朝，泰山幾乎是陽明學一統天下。嘉靖四十五年（1566），泰州學派重要傳人王棟（師事陽明門人王艮）任泰安州學訓導，“出所著《古大學解》及《一庵會語》十二卷，命諸士昕夕體驗，不數月諸士悅服”。隆慶三年（1569），陽明學傳人鄒東廓之子鄒善為山東提學，重修仰德堂，并于長清縣王遇嶺建愿學書院，延王學名家張后覺等講學其中。萬歷間，泰安名儒李汝桂設育英書院，宣講心學，時人尊為海岱儒宗。隆慶前后于泰安數刻陽明詩碑 ，正是“心學”高揭泰山的標志。

而在王學大熾之時，也不乏程朱派學者，通過重樹朱熹歷史地位，對心學加以抵制。如大觀峰上閩人林焞所鐫“忠孝廉節”摩崖 ，出自朱熹為岳麓書院所題格言。泰安文廟也有《朱夫子格言》之刻。泰山孔子崖還出現了偽造的“朱子題名”?。其用意皆是借泰山這一圣區，彰示朱熹在儒學道統中的崇高地位。出現在這一時段的《大學》石刻，其文本選擇，便與此學術背景相關聯。

三、朝政紛爭下的《孟子》鐫刻

泰山儒經之鐫不僅體現著思想倫理紛爭，也聯系著朝堂黨爭。這在經石峪《孟子》題刻中可見一斑。

在經石峪石坪東北石壁上，有明萬歷六年（1578）“經正”題刻：

孟軻氏云：“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笔现浺嘟浺?，今以圣經反之，故曰“經正”。萬歷六年三月都御史肥城李邦珍書。

此句語出《孟子·盡心下》。孟子與泰山頗有淵源，《孟子》中有多條論及泰山。宋代以后，泰山學派力挺孟子地位，在岱巔建五賢堂首祀孟子。泰山碑刻中也不乏鐫刻孟子語句之例，如十八盤東側石壁上明人姜學海“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史學遷所題“若登天然”，語出《孟子·盡心上》；孔子廟清人徐宗幹集句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則出自《孟子·公孫丑上》。或借孟子之言盛贊泰山，亦借泰山以彰孟子。但經石峪此刻卻與前不同，背后隱然指向朝堂政爭。

“經正”題者李邦珍（1513—1591），字子懷，號同川，肥城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官御史，四十二年巡按福建，四十五年官太仆少卿，隆慶元年（1567）升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改大理寺左少卿，二年巡撫河南，四年升南京右副都御史，旋被劾回籍。在閩御倭為一生高光時刻，時人有《海岳澄清卷》頌之（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李邦珍以抗倭等功，為高拱所重，擢為河南巡撫。高拱旋罷相居鄉（河南新鄭），與邦珍有密集交往。高拱曾以宋趙孟頫《畫馬圖》相贈，并賦詩《子昂畫馬圖歌贈河南李中丞》一首 ，詩中有“擬將此幅比瓊瑤，寄贈佳人云路迢。天闕昔曾窺立仗，霜臺今復憶乘軺。手持黃紙臨中土，甲兵十萬胸中吐。皋夔事業待經邦，韓范威名先震虜。氛浸潛消塞北場，河山坐鎮汴封疆”之句，期以經邦濟世之勛業。高拱復相后，邦珍在修新鄭城、設驛、增兵等事務上，都先與高拱協商請示 ，其在河南取得的一系列政績，皆與高拱支持析分不開。

隆慶四年（1570），李邦珍擢任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但尚未到職，即被南京禮科給事中張崇綸劾奏。張崇綸稱其“本非通才，偶叨重任，一聞邊警，皇遽失措，且交結王府，營營百計，所當罷斥”。雖事由半屬虛妄，卻得到隆慶帝認同，令吏部議處。在此風波中，高拱對李邦珍加意回護：“看得李邦珍行履即招訾議，李尚智政務即有廢弛，本應議罷，但皆年力未衰，似難盡棄，即該給事中張崇綸參論前來，相應酌擬，合候命下將各官調別衙門用?！弊詈蟮靡浴盎丶犝{”了案。

隆慶六年（1572），高拱被逐出朝，其支持者悉被斥去，史稱“高拱之黨略盡”。李邦珍被視為拱黨，也被執政加以排斥。萬歷初期，山東撫按多次舉薦邦珍。萬歷元年（1573）正月己丑，山東按臣吳從憲奏薦逸才，列大學士殷士儋及都御史李邦珍等八人，“閣部先皆執奏，于先朝三例有礙，不從命，不為例”。同年五月“甲辰，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等應詔疏薦人材”。其中列原任都御史李邦珍等五十人，御史吳從憲等薦止三十五人。雖屢被薦舉，緣于執政者對高拱黨人的嚴厲封殺，無一例外遭到駁回。

在迍邅失意中，李邦珍有登岱之行，據《李邦珍墓志》載：“公謁泰山，見□恥，望之為回（下缺）?！蔽淖謿埵?，難明其詳。但以意推之，當是有感于當政之失宜，庶民不興，而于經石峪題“經正”。其所引《孟子》字面意為：君子之本分，是讓一切事物回到正途上就可以了，而回到正途百姓就會振興。邦珍并作詮釋：石坪所刻《金剛經》也稱為“經”，今以儒家正統經典反其意而復之，故稱作“經正”。其意旨正如研究者指出“儒家經典在經石峪已賦予‘經’字新的意義，而‘經’作為佛經的意義得以獲‘正’，如此，即孟子所言‘君子反［返］經’”。邦珍為朱衡門人，嘗為衡刻《道南源委錄》，標舉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之說 。倡儒抑佛固無足異，但此刻則機鋒另有所指。

原來，在《孟子》“庶民興”后，還有“斯無邪慝矣”一句。李邦珍有意省略此句，在“反經”的語境下，隱意則是“時有邪慝”，隱含的應是對當政排斥異己的憤激不滿。自高拱被逐，張居正獨擅威福。當李邦珍題刻之時，張居正因“奪情”受到士人階層廣泛抨擊，而張則對異議者進行嚴酷打擊，并通過禁設書院來鉗制社會輿論。本年張居正所作《答棘卿劉小魯言止創山勝事》中言：“孤近日嚴禁各處創造書院。”時邦珍于牛山“立書院以倡后學”，稱“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我同志及我子孫講習其中，以廣其學”。而張居正此項舉措，與回鄉后致力書院講學之李邦珍勢必產生嚴重沖突。時人言邦珍“與世忤”，或指此類政爭。故其借題刻《孟子》“經正”二字，暗諷張居正為“邪慝”，背后暗露弦外之音。

四、倫理紛爭下的《孝經》鐫刻

同是在明代，《孝經》還被鐫刻上泰山舍身崖。明王思任《觀泰山記》云：“窺舍身崖，有大人先生以《孝經》作法律，巨書于石?！闭茬娪瘛队翁┥接洝吩疲骸岸壬嵘硌拢ц綉n者，旁刻《孝經》一章，且大書‘哀愚’數處以警之?！鼻蹇棕懍u《泰山紀勝》云：“舍身崖奇險……一先正刻經語其旁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仁人之意哉！”鄒在衡《舍身崖》云：“誰把孝經劖石嶺（原注：崖上有大人先生刻《孝經》以勸人），到死愚人那能省。”

《泰山石刻記》著錄《孝經》刻辭及相關題記云：

子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不登高，不臨深。萬歷癸巳，岱宗主人汪應蛟書。

按“身體發膚”一節出自《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經文及注，“不登高”一節則出《禮記·曲禮上》。汪應蛟將《孝經》刊石泰山，有著獨特信仰文化背景。

泰山自秦漢以來，便被視為“主生主死”之山，因之很早便形成在泰山“祈壽”習俗?！对贰ば⒂褌鳌份d：“張本，東昌茌平人。篤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嘗病，本晝夜不去側。復載以巾車，步挽詣岱岳禱之。”明嘉靖朝詩人謝榛也有《送吳君搢登岱為親祈壽》述其風習。這一充滿家庭親情、人倫溫馨的禮俗，后來因受到佛教等“舍身”觀念的浸染，竟演變成一系列行為過激且愚昧荒唐的“泰山舍身”。

自《法華經》盛行漢地后，漸出現燒身、投身、入水往生之風。宋徽宗于政和六年（1116）所頒《禁僧誘民舍身詔》稱：“訪聞相州林慮縣（今河南林縣）、邢州龍岡縣（今河北邢臺）天平、陵霄二山，高崖之上有舍身臺，每歲春月，村民燒香，聞有僧行誘惑，使人舍身者，導以法事，欲悔不能?！焙笾T山之名不彰，泰山獨負“舍身”之辜。元王奕《和徐中丞容齋舊泰山一百四韻贄見》有“投崖匹夫勇” 一句。弘治《泰安州志》卷一《山川》云：“舍身崖：在岳頂東南，峭壁直下約千丈余，四方愚民惑于不經之說，多于此舍身?！泵鳌短┥街尽肪硪弧渡酱ā吩疲骸吧嵘硌拢浩浔甭搶偃沼^峰下，余三面崖壁，陡削數百仞，其上平，廣半畝許，中有石凸起丈許，岳之奇勝處也。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輪回之福。”明單父琴《半僧居士遺集》更詳言更事：“嘗過泰山，聞其內有懸崖插石，下臨深谷，不啻萬丈，名曰舍身臺。四方至者，山僧指點其處，故神其說，謂某處人曾以孝行舍身于此，至誠感神，如履平地。人或以為然，而欲效之。”

明代碧霞信仰大興后，民間寶卷更為舍身故事推波助瀾。在《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寶卷》中，濃墨重彩寫到千花公主（即后之碧霞元君）舍身求法的情節：

說罷來在志心石上，公主合掌當腦，望空祝贊曰：額蒼天！我千花則為眾生難度，才上泰山苦修，饑吃樹葉，渴飲清泉，一十二年，無限苦楚，何時是盡！戀到幾時脫身？告罷虛空，閉目噙口，望著澗下一跳，慌了當處神祇，托娘娘尸靈輕輕落地，有二位仙童將尸首埋葬已畢，用木刊成形相，洞中侍奉香火。老母真性歸空，坐定九品蓮臺?；厣咸鞂m。

公主舍金身，撇下二仙童。至今留顯跡，歷代永標名。

這段情節廣為流播，如清張奇逢在《禁止舍身碑》中一再述及舍身與元君之聯系：“查泰山頂偏東高崖，不知作俑何人，假南朝梁武帝舍身同泰寺之說，立名舍身崖，哄動香客。為游山計，世人不察，誤傳圣母登仙之處，謂一投崖，可以成仙，可以報親?！庇纱艘l后世崇信者的效仿。泰山一變而成為陰森恐怖的“自殺之山”。

對此，各級官府多次發布諭令或設置阻隔加以制止。如正統四年（1439）十一月，山東按察副使王裕以四方愚民登山燒香，舍身跳崖，毀傷肢體，穢惡褻瀆，有傷和氣，奏請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并泰安州官嚴加禁約，得到允準。成化元年（1465），山東按察使李裕與御史李景賢命泰安州官堵塞舍身崖路徑，以防游人投崖輕生。成化時期，吏部尚書尹旻因四方愚民惑于不經之說而輕生，因命有司設置崖籬以阻斷 。嘉靖四年（1525），總巡泰山香稅東昌通判姚奎 、嘉靖三十二年（1553）總巡香稅濟南府同知王乾元皆出告示嚴禁投崖 。萬歷七年（1579），山東巡撫何起鳴命筑建崖垣，更崖名為“愛身崖”。一些官員還試圖從精神層面入手，對流俗“舍身”之說進行匡謬批駁。舍身崖因之成為一處“哀愚”與“警愚”的論臺。汪應蛟《孝經》之刻，正是基于這一動因。

汪應蛟（1550—1628），字潛夫，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明萬歷二年（1574）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官至兵部尚書?！睹魇贰肪矶囊挥袀?。應蛟萬歷二十一年（1593）前后任山東布政司參政，分守濟南道，駐守泰安，故其自稱“岱宗主人”。汪氏出守泰山時，正值明朝國運轉衰之際，民間秘教的興起，社會矛盾的激化，都加劇了舍身行為的發生。汪氏“居家究心性命之學，與理學諸君子往還無間”，后人稱其“學宗誠敬，不希頓悟，士之游其門者，有莊敬日嚴之感”，是一清介自守的正統儒家。當此愚行層出屢禁不絕之時，作為“岱宗主人”的汪氏祭出《孝經》，作為抵制陋俗的武器。

汪刻前段選自《孝經》，后段附以《禮記》，前后照應、互為關合?！缎⒔洝分慕页龅摹吧眢w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是孔子孝理論的一大主旨，唐玄宗注引樂正子春之言釋曰：“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此即“不辱之孝”。這一理念的前提是：世人皆為父母所生養，人之軀體乃父母之賜予，人們承受著“父母之遺體”，自應百般愛惜，所謂“父母全而生之，死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因此保護自身免受傷害，乃是“不辱之孝”的率先之義。而《禮記》所言“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懼辱親也”（《禮記·曲禮上》），則是對“不辱之孝”的具體行為規范。這種尊重生命、重視生命，并視為一切“孝義”基礎的觀念，是儒學思想一大精華。而舍身者用毀傷自身肉體來踐行“孝道”，從儒者看來已屬最大“不孝”。唐韓愈《鄠人對》便言“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肢體者也。茍不傷義，則圣賢先眾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f 痛斥為父母而毀傷肢體，是深負“害義”之罪，而欲借此邀來生之福，換親人之壽，不僅有違于倫常，也全背于儒家圣訓。汪應蛟援《孝經》此節，從根本上駁斥舍身說的背理、荒謬與不經。

在后世之“舍身論辯”中，汪應蛟所倡《孝經》“不辱之孝”有深遠影響。如清初張奇逢《禁止舍身碑》中云：“其吾人之身，父母之身也。古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惟愛其身，斯愛其親，奈何以父母之身輕試萬仞之下，形神俱喪，而尚得謂之成仙，尚得謂之報親耶？”即是發揮了汪氏所倡之論。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東巡泰山時論舍身崖稱：“愚民無知，惑于妄誕之說，以舍身為孝，不知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曾子有臨深履薄之懼。且父母愛子，惟疾之憂，子既舍身不能奉養父母，是不孝也。此等事處處有之。正宜曉諭嚴禁，使百姓不為習俗所誤！”幾與汪論如出一轍。又計東《送錢礎日游泰山闕里序》云：“于峰之旁見豐碑屹立，大書《禮》‘為人子，不登高，不臨深’數言。予再拜稽首其下，即策杖下山，不復登。”亦可見汪刻感悟人心之深。正因泰山《孝經》寓有辟愚正俗的社會功用，所以明人于崖上針對此碑大書曰：“以《孝經》作法律。”清初儒者孔貞瑄在《泰山紀勝》中也揭出其刻“是仁人之意哉”！

《孝經》石刻民國時猶存。《士龍登泰山記》稱：“日觀峰前為賒事（舍身）崖，其上有碑數塊，其一大書‘鳳翔崗’，其一刻‘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損毀’等《孝經》文?！苯翊婷駠险掌?，圖中碑狀，與文獻記錄切合。據此更知《孝經》碑之毀棄，應是1950年代后之事 。

除了上面所舉四例，在其他如《易經》《公羊》《爾雅》等在泰山也有鐫刻，清代還出現了朱倫瀚書蘇軾刻《五經論碑》（今嵌岱廟漢柏院東壁），茲不俱述。泰山雖與儒家結緣甚久，關系甚密，但緣于封禪大典及佛道信仰的聚光，東封碑石，輝煌穹崖，“老佛之宮，廣袤山谷”，儒學為之遮蔽而不彰。入明隨著理學、心學代興，儒者開始進行一系列將泰山“儒山化”運動，制造了如孔子廟、孔子登臨處、小天下處、望吳圣跡等神圣標志物?？嚏澣褰浺彩菫樾袆又械闹匾画h。經過這一番重構，泰山儒家圣山的形象益加彰明。又因當時政爭、學爭紛紜復雜，更使此類鐫刻帶上明顯的時代色彩，個中寓意值得追索探賾。

作者：周郢，泰山學院泰山研究院教授

來源：《泰山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