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西方”：十四個人生跨度的新歷史》

作者：納奧茲·麥克·斯威尼

譯者：鄭昕遠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5年6月

“復興”被“片面地選為整個時期的代名詞”

我們通常使用“文藝復興”指代14—16世紀藝術、文學與科學活動的繁榮發展，這一盛景始現于意大利，隨后擴展至歐洲各地。文藝復興以兩大原則為基礎。首先是人文主義，該思潮從哲學角度拔高了人類的理性和能動性，又在智識層面上高度重視人類的情感體驗、文化表達以及法律、語法、修辭等更傳統的技術知識形式。第二是在廣泛的文化生產活動中進行有意仿古，刻意回溯至古希臘羅馬。

當然，那個時代并非所有人都認為自己生活在“文藝復興”中。這個詞語本身便意味深長，追本溯源，“文藝復興”建立在后世接納前世文化遺產的觀念基礎上，即古代的文化思想和傳統在文藝復興時期“重生”。該詞的問題之一在于，它所強調的是舊觀念的重新發現或復活，卻對新觀念棄之不理，暗示著一個重復保守，而非革故鼎新、激進創造的時代。另一個問題是對古今關系的處理，“文藝復興”一詞意味著，14世紀至16世紀的歐洲社會不僅僅從古代世界汲取靈感，也不只是與傳統相交融，而是根本相同的事物，由我們如今稱為西方文明的文化連續體所一體相連。如果說這一“文化叢結”“最初”誕生于古典時期，那么它在整個黑暗的中世紀便一直處于休眠狀態，準備在適當的條件下重新蘇醒或“重生”。

但正如前文所述，這種觀點根本是漏洞百出的。我們看到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世界觀皆與當下截然不同，且均未見普遍的原西方意識。我們看到古希臘羅馬的文化遺產在中世紀并非完全沉寂，伊斯蘭和拜占庭世界皆以不同的方式將其接納，而中、西歐則聲稱其傳承的是特洛伊和羅馬，而非古希臘羅馬。16世紀的人們并不一定認為自己生活在“古希臘羅馬”的復興時代，而是積極地探討古今之間的關系。從卡斯蒂利奧奈的名著《侍臣論》到圖利婭·達拉戈納的作品，16世紀的作家們以紛繁多樣的方式想象著古代以及自身與古代的聯系。

《木馬屠城記》（1956）劇照。

歷史的階段劃分及其標簽往往產生于后世的追溯，文藝復興也不例外。直到19世紀中葉，“文藝復興”一詞才由瑞士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60年出版的著作《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推廣開來。該書認為，這一時代的精神可通過其文化——其中包括藝術、文學和音樂——以及禮儀、道德、政治和宗教展現。布克哈特指出，文藝復興的文化革命代表著人類境況更廣泛的心理及社會革命。他寫道，在“文藝復興時代嶄新而意義深遠的獨特精神”中，可以看到個人主義的發展，復雜且非個人化國家治理結構的興起，以及科學探索的激情。因此，正是文藝復興驅散了中世紀思想的黑暗，打破了迷信和宗教的枷鎖，帶領人們邁向現代世界。“意大利文藝復興”，他以勝利之姿在終章總結道，“必須被稱為現代的前驅”，是中世紀世界轉向現代性的支點。

在布克哈特的設想中，文藝復興標志著現代性的誕生，而古希臘羅馬就相當于現代性的助產士。布克哈特確實也承認，該時期的部分轉變可以在沒有古代影響的情況下完成，且“復興”這個概念被“片面地選為整個時期的代名詞”，但他依然堅持認為，古典世界的靈感和影響至關重要。他主張，“文化，剛剛從中世紀的幻想束縛中解放出來，不可能僅憑自身立刻尋到理解物質和智識世界的道路。文化需要引路人，而在古代文明中，有一位向導在全部精神領域都富有真知灼見。這位文明向導的形式和實質都得到了充滿敬意地接納，成為那個時代文化的主要內容。”而其中的關鍵在于，這不代表將外來影響引入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而是“同一民族文明中兩個遙遠時代的結盟”——是原先的某種存在重新覺醒，而不是外來事物的介入，是舊文化形式的復興，而不是新元素的融合。

幾個世紀以來，意大利文化始終采用古羅馬的模式

布克哈特在推行“文藝復興”這個觀念上貢獻頗多，但術語本身并非他的發明。該詞語的通行法語版本最早由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使用，幾年后，布克哈特才發表了他的開創性著作。意大利語形式甚至出現得更早，1550年，即文藝復興運動的頂峰時期，意大利藝術家及學者喬爾喬·瓦薩里在著名傳記作品《藝苑名人傳》中提到了藝術在“中世紀”之后的“復興進步”。然而，瓦薩里的“復興”與我們（或布克哈特的）視之為一個歷史時期的文藝復興概念并不相同。他所引用的是一種更古老宏觀的理念，即文化衰落與復興的周期性循環，與歷史的線性發展理念相對。文化的復興（甚至多次復興）與作為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文藝復興”階段，這兩者是不同的。瓦薩里、達拉戈納和同代人可能意識到了前者，卻不會將他們生活的時代描述為后者。

達拉戈納和同代人深知，他們的靈感汲取自古代世界。希臘文化元素——但更常見的是羅馬文化傳統——始終存在于中世紀的中、西歐，也持續作為智識和政治合法性與激勵源泉。這一點在神圣羅馬帝國的建立中最為明顯。神圣羅馬帝國明確從古羅馬的文化象征中獲取了意識形態與藝術啟迪。然而，這種故意仿古的做法在我們所說的文藝復興時期發生了轉變，無論質量還是數量。在建筑領域，安德烈亞·帕拉迪奧受羅馬之行啟發，設計出以對稱和維特魯威數學比例為基礎的建筑，與此前幾代裝飾華麗的哥特風格迥然相異。在藝術領域，米開朗琪羅在繪制人體時參考了寫實的羅馬雕塑，從《大衛》緊繃的肌肉到《圣母憐子》華麗的布料褶皺。在文學領域，但丁《神曲》的寫作風格離不開四位拉丁詩人的啟迪——維吉爾、斯塔提烏斯、盧坎和奧維德。同時，但丁也在詩中敘述了主人公與這些詩人長時間相處。14—16世紀，神圣羅馬帝國與古代世界的關聯比前幾個世紀更加廣泛深入。

《九日皇后》（1986）劇照。

除了與古代加強關聯方面量的提升，該時期也見證著質的改變——關于哪些古代文化值得借鑒。幾個世紀以來，意大利文化始終采用古羅馬的模式，同時借鑒了特洛伊和古代西亞《圣經》世界的譜系。那時，古希臘世界還被視為本質上的“他者”——東歐和東南歐人民的文化祖先，生活在拜占庭帝國統領下，遵守東正教的基督教儀軌。古希臘顯然不被視為中、西歐繼承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由拉丁教會主導、神圣羅馬帝國統治的土地上并無立足之地。然而從15世紀開始，意大利徹底顛覆了此前的做法，越來越傾向于將古代建構為羅馬與希臘的結合，而非羅馬與西亞。將希臘羅馬世界視為單一實體的概念——古典世界的基礎——就此誕生，而非重生。

在那時，希臘羅馬歷史還沒有獲得“古典”地位

文藝復興式的希臘文化是逐漸興起的。彼特拉克，這位學者和詩人首次將荷馬史詩的抄本引入意大利，并在1360年安排將其譯為拉丁文。而對希臘感興趣的不只彼特拉克一人，他與同時代人的散文作家薄伽丘長期保持通信，他們都是最早在14世紀中葉就對古希臘產生興趣的意大利知識分子。10到15世紀中葉，對古希臘世界的認識和興趣在意大利受教育精英群體中已相當普遍。科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羅倫薩建立起新的柏拉圖學院，吸引著歐洲各地的學者和藝術家，對拉丁世界希臘哲學和古代文化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在意大利對古希臘文化產生興趣的過程中，彼特拉克、薄伽丘、科西莫·德·美第奇等人物起到了關鍵推動作用，那么還有幾個重要事件有效地加速了這一進程。首先，希臘和拉丁教會之間的緊張關系趨于緩和，他們甚至各自派出代表與科普特和埃塞俄比亞教會的代表一起，在1437年至1439年的“費拉拉—佛羅倫薩大公會議”上和平會晤，有意彌合“大分裂”。盡管大公會議不曾達成共識，但會議本身之所以能夠開展，也要得益于幾個世紀的沖突后教會關系的改善。

隨著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奧斯曼帝國之手，政治和宗教上的對峙隨之緩解，拜占庭帝國的政治力量衰落，與神圣羅馬帝國之間的敵對競爭也宣告結束。自此，中、西歐人再沒有理由將古希臘人視為宿敵的可憎祖先——就像在維泰博的戈弗雷或提奧多雷·拉斯卡利斯的時代那樣。最終在1492年，格拉納達埃米爾國被征服，安達盧斯覆滅，穆斯林在伊比利亞半島的統治徹底結束。拉丁教會終于成功地橫跨歐洲，將從西班牙到斯洛伐克、從瑞典到西西里島的大片土地盡收囊中。雖說其統治地位不久后將受到挑戰，但在文藝復興早期，幾乎沒有什么能撼動這份自信。

政治事件總會帶來文化影響。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帝國攻陷后，許多拜占庭學者向西逃亡，一同帶走的還有他們在古希臘文學和哲學方面的學養造詣。許多學者后來定居在意大利較為強盛的城邦，從富有的資助者那里得到支持，其中包括約翰內斯·阿爾吉羅波洛斯，一位定居于佛羅倫薩的人文主義者，死于吃西瓜過量（根據我們的資料）。他生前在柏拉圖學院教書多年，年輕的洛倫佐·德·美第奇和前途無量的年輕藝術家列奧納多·達·芬奇都曾是他的學生。隨著安達盧斯的陷落，格拉納達圖書館中的古希臘文本落入西班牙基督徒之手，連帶著還有幾個世紀以來阿拉伯學術圈對這些文本的擴充和發展。截至格拉納達失陷，奈斯爾蘇丹們在阿爾罕布拉宮藏書閣收集了超過25萬冊書籍。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這些藏書中有許多在16世紀初遭到焚燒，策動人為紅衣主教西斯內羅斯，旨在促進該地區的基督教化。然而，皇家藏書閣的手稿近期于西班牙、梵蒂岡和摩洛哥重見天日，證明格拉納達的伊斯蘭藏書及其保留的珍貴學術成果并未完全喪失。

《美狄亞》（1969）劇照。

幾個世紀以來，古希臘語言知識的傳播和對古希臘文本的興趣主要集中于伊斯蘭和拜占庭學者，如今卻開始在中、西歐傳播，這一切并非巧合。一方面是相關研究的原材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獲得，另一方面是希臘文化已經擺脫了與拜占庭帝國政治對抗時期的負面意涵。現如今，希臘精神已完全無害，為文化挪用創造了頗具吸引力的前提條件。古希臘世界被嫁接到了中、西歐的歷史意識中，與古羅馬、特洛伊和《圣經》中的西亞一樣，被塑造為文化始祖。在現代想象中，希臘和羅馬的結合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們很難想象兩者分離的時代。然而，它們其實是在文藝復興時期才拼接在一起，形成了連貫的“古希臘羅馬”歷史。

然而在那時，希臘羅馬歷史還沒有獲得“古典”地位，將其他古代文明排除在外，也沒有人認為，中、西歐應該被視為這種融合遺產的唯一繼承者，西方文明的宏大敘事尚未出現。但在16世紀文藝復興的鼎盛時期，所有要素皆已就緒：比前幾個世紀分裂程度較輕的基督教世界，一個政治文化趨同的中、西歐，以及同時囊括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歷史取向。但即使在此時，文藝復興思想家們尋求靈感的古代文明也不僅限于希臘和羅馬，而是涵蓋伊特魯里亞、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

本文選自《發明“西方”：十四個人生跨度的新歷史》，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納奧茲·麥克·斯威尼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