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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觀點看來，占領武漢意味著中國事變的軍事行動已接近尾聲。即使是日本在中國派遣軍中最激進的軍官，自始也從未設想過需要到中國西南山區作戰。

因此日本認為中國問題已經解決，此后工作重點應該轉移到建立東亞協同一體，日本、“偽滿”、中國三國互相提攜，樹立政治，經濟，和文化互助連環關系，共同防共，大力扶植地方政權等等。

1、和與戰的抉擇

蔣介石這種把戰場逆境和人間災難，解釋為樂觀前景的作風，就難怪他在淞滬戰爭慘敗后的1938年一整年之中，對于日本經由各種渠道傳遞過來的和平試探，一律采取相應不理態度。到了8月份，他又下令嚴禁一切公私人員與日本人接觸，違法者即視為私通敵軍，以漢奸罪論處。10月份廣州淪陷后，日軍顯然希望傳達它以武力使中國屈服的決心，因此昭示廣東人民，只要后者不進行抵抗就可以免遭傷害，希望藉此可以換得廣東人民的馴服與合作。

日本最后還向英國施加壓力，不可對中國施出援手。這一切動作都是在向蔣介石提出警告，繼續抵抗只是死路一條。豈知蔣介石卻做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他宣稱，日本既然在廣州登陸，就更無法結束中國戰事，因為中國軍隊既然在粵漢鐵路之東都能夠堅持15個月戰斗，則此后在鐵路之西的戰斗將會更容易而持久。

到了1938年底，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不準‘蕭’赴港，對土肥原應堅決不理。”當蔣介石剛從武漢撤退到重慶后不久，看到許多政府官員表現悲觀，包括汪精衛在內，很想阻止這種情緒漫延。至于蔣介石之所以采取這種果斷立場的理由，則在日記中寫得很清楚，“戰則死中求生，不戰則束手待亡。中途妥協無異自取滅亡。塘沽協定以后為生存條件最低之限度，尚不容保留，則存不如亡，不如同歸于盡。只要我能抗戰，我不妥協，不訂任何條約，則最后勝利自屬于我。”

12月初，蔣介石在和黨政領袖們談話時，又反復說明只要政府拒絕和日本談和，日本就無法消滅中國。而且中國無需擔心短暫性的挫折失敗，因為國家必可復興。

就日本而言，面對蔣介石這種無視于戰場上的災難，而依然頑強抵抗的反應，它似乎只能想出兩個對應方法。第一個是加以肉體消滅，第二個是予以政治忽視。在1938年日本似乎兩度圖謀把第一個方法付諸實行。5月13日，日軍情報顯示蔣介石可能在徐州前線視察，因此派飛機狂炸他以前曾經住宿過的火車站四號房，幾成焦土，蔣介石認為“敵必欲殺余而甘心也”。

8月12日，日本又出動60余架飛機集中轟炸蔣介石在武漢省政府的寓所。這次蔣介石的確在現場，住處附近落彈百余枚，貼身衛士死傷二十余人，而蔣氏夫婦又逃過一劫，但是因為住所全毀，當晚只好移居中央銀行漢口分行。日軍在90天內兩次謀殺行動都未能奏效。除了謀殺蔣介石個人之外，其實日軍對于摧毀國民政府機構和殺戮官員的轟炸行為，在1938年初已經開始，在整個武漢時期持續維持高度壓力。

至于第二個政治忽視的方法，則是日本政府在1938年1月16日宣布不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之后的數月中，加快解決事變的步伐。通過在華北、華中地區扶植各色傀儡人物，以期建立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政權。1937年12月，于華北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于1938年3月在華中也建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本下一步計劃是將兩地方政府合并為全國性政府，作為“大東亞新秩序” 的一員。

早在武漢會戰時，日本政府已經另辟蹊徑，試圖與汪精衛接觸。

根據汪精衛親信回憶，在武漢時期至少有4次外國調停，它們分別是：

（1）陶德曼調停；（2） 意大利駐華大使見汪精衛；（3） 英美大使見汪精衛；（4）盛宣懷長女諸青來夫人傳信，都是試探由汪精衛出面主持和談的可能性。

1938年11月25日南岳軍事會議，汪精衛成為國民黨副總裁，兼任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使蔣介石專心整軍抗戰工作，汪精衛則在后方主持黨政工作。此時汪精衛妻子陳壁君由香港到重慶，而高宗武和梅思平則秘密到上海和影佐禎昭談判，日本方面希望汪精衛脫離重慶另組政府，主持談判和平。

1938年12月底，汪精衛終于在徹底絕望中出走重慶。

1939年5月，重慶冬霧消散后，立即成為日本空軍全面轟炸對象。直到1941年底日軍將飛機轉移至太平洋戰場之前，對中國內地的大轟炸，是日軍企圖以民間殺戮去消滅國民政府的主要戰略。

2、整軍經武的努力

淞滬會戰后，中國持續抗戰的首要工作就是必須盡快重建軍隊。

由于地方軍在前期作戰中表現軟弱無能，而中央軍又幾近全盤覆沒，因此國民政府認為必須制定一個全面計劃，訓練軍隊、恢復戰力，而最迫切工作莫過于施行全國性兵役制度，以求保證持續不斷地補充作戰部隊。

幾乎從1938年1月開始的整年時間里，蔣介石日記就不斷出現“整軍方案與實施辦法”等字眼，顯示他的高度關注，其最初內容是編練20個師的新軍，隨后又計劃擴大為60個師，包括補充兵源，養成和訓練初級官兵，改良軍事教育等多方面。蔣介石本人還多次親自主持整軍會議達5-6小時之久。

政府在此過程中也進行選定將領人才工作，入選者包括霍揆彰、李延年、關麟征、李仙洲、俞濟時、和宋希濂等人，后來都成為中央軍骨干將領。總體而言，蔣介石在1938年中期的戰略考量，是認為如果決戰沒有勝算把握，就擇地扼守，等到整軍完成后再采取攻勢。這一系列的動作都可以看到稍早德國顧問們建軍觀念和實際措施所遺留下來模式的持續影響，只是此時是由中國人自己動手去做，希望依然能夠重現當年的成果。

1938年11月25-28日召開的第一次南岳軍事會議，是抗戰后第一場大規模軍事會議，國民政府提出了一項全面的軍隊整訓計劃，以一年為期，完成輪流訓練全國軍隊。其目的除了提高士兵戰斗技能外，還要增進高級軍官的學科和領導能力。國民政府也同時調整了軍事機構，重新劃分了10個戰區，精簡了指揮系統。

在戰區內，軍隊編制由上至下依次為集團軍、軍、師，旅和團。簡言之，“建立新軍，整理舊軍”，成為1939年同時并進的工作重點，而且在南岳會議決議施行三個月之后，蔣介石宣布它的基本工作已經完成。5月份，重慶政府又擬定建立10個新軍的計劃，委派了10個軍長，和抽調20個師的官長到后方去訓練新兵。

與此同時，后勤補給制度改進也得到了重視，使之更能適應現代戰爭需求。抗戰爆發至1938年底，戰區內作戰部隊通常向兵站處領取糧食和器材補給。但這造成大量運輸成本，還有延誤的風險。一旦后勤系統運轉不靈，部隊便只能就地取糧。鑒于西南地區缺乏運輸設備，補給困難日益加劇，自1939年1月起一律發給米津，就地采辦糧食。

為了改善軍隊補給，后方勤務部制定了更為有效的兵站系統，以充分適應野戰軍作戰需求。最后，為提高軍官素質，政府頒訂了一系列軍官訓練計劃，其中包括設立中央軍官訓練團。

重慶政府這些努力不僅是要提高部隊戰斗力，也反映了領導人想從根本上重新評估戰局，預想新戰略。

3、運動戰方針的確立

盡管打從戰事之初，國民政府就有心理準備進行一場持久戰爭，卻并未想到戰爭會持續如此之久，但戰斗打響后，中國方面的戰略指導逐漸變得清晰。1937年12月，蔣介石用鯨和蠶來比喻日本入侵中國的戰略。他認為日本急于“鯨吞”中國，而非“蠶食”。為此中國的反制戰略就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手段，不讓日軍輕易地吞噬中國大片疆土，迫使后者必須深入內陸逐省作戰。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雖然技術落后、組織渙散，但擁有大片領土和充足人力和農礦資源；而日本雖有先進科技、嚴格組織，但領土狹小、缺乏人力和物資。如果中國能夠有效地抵擋住敵人最初發動的幾波猛烈攻勢，則日軍此后就不得不拉長戰線，深陷中國廣闊土地的泥淖而無法抽身；同時，中國則可以運用這個時間空擋去改進制度，整合資源，爭取最終勝利。

這一思路在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之后逐漸成型，最終促使中方產生了戰略變化。比如說，與之前淞滬戰場中國軍堅持死守據點不同的是，重慶政府開始要求將領們進行運動戰，避免陣地戰，用側面襲擊戰術去對付敵人的正面進攻。

第一次南岳軍事會議期間，蔣介石宣布抗戰第一期已經結束，此后將進入第二期也是最后一期作戰，國軍將在第二期抗戰中實現轉守為攻，轉敗為勝。會議要求將領們在戰斗中爭取主動，牽制消耗敵人，以策動全面運動戰。

有關第二期抗戰方針，陳誠曾作過扼要論述。他強調此后抗戰的指導思想，不在城市之得失，而在求得掌握主動地位，實施全國范圍之運動戰，以更便于牽制及分散敵人和更利于消耗及殲滅敵人為主要目標。而在運動戰原則下，國軍在戰術上之運用，除了正面鉗制和側面襲擊外，還需要更積極活動于敵后，更進一步實施防御攻略戰，使日軍顧此失彼、背腹受敵，處處陷于進退維谷地步。這些思路都由蔣介石通令全國部隊予以實施。

純就正規軍而論，這個新戰略已經體現在諸多戰場中。例如，在臺兒莊附近中國軍隊依靠運動戰阻擊南下日軍；中國統帥部根據戰局主動放棄武漢；國軍在長沙會戰中誘敵深入，最終出人意料地獲得了勝利。在中國最高統帥部看來，這些戰例足以印證新戰略的正確性。到了1939年春天，蔣介石也開始認為，今后國軍戰略應該轉向將全國精銳部隊集中攻擊日軍，或打擊其一點，才能操勝算。

新戰略對游擊戰的強調也值得注意。盡管蔣介石對游擊戰術理論知之有限，他本人接受的傳統軍事教育中不曾有游擊戰訓練，而且德國顧問也不看重游擊戰，但他還是接納游擊戰，并在1938年1月將其納入整體戰略計劃中。

此后兩年，群眾動員交由戰地黨政委員會負責，而訓練游擊隊干部的責任，則由新成立的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肩負（湯恩伯任教育長，負實際責任）。

重慶政府考慮到中共對游擊戰術熟稔，還任命葉劍英為干訓班副教育長，同時聘請數位中共黨員為教員。此外，軍事委員會更在敵后設立了兩個戰區，專門協調指揮游擊作戰。在此前后，全國各地都加強了敵后游擊戰活動。

重慶國民政府相信這些軍事改革能讓他們戰勝敵人。盡管戰事愈發艱難，但1938-1939年間大多數重慶領袖們仍維持樂觀，而這些信念和措施也就是為何重慶方面堅決拒絕與日本議和的心理背景。

在他們看來，局勢一經扭轉，日本將日益處于不利地位。早在1938年1月，國民政府已經認為日軍已經耗盡了兵力。由于日本決不能放松對蘇聯的防御，布防于日蘇邊境的軍隊不能調來中國作戰，所以派遣至中國的部隊已達極限，此后只會減少。

4、“第二期作戰”理論的形成

當日軍攻占武漢后，卻沒有乘勝再向四川推進時，蔣介石的解讀是日軍兵力枯竭證據已經確切。1939年1月，原先發動侵華戰爭的近衛內閣倒臺，再度讓重慶政府相信日本國內厭戰情緒飆漲，其對華侵略政策難逃破產命運。另外，日本大量發行國債也受到國民政府注意，并且把它解釋為政府財政即將陷入困境的先兆。

蔣介石特別注意到日本朝日新聞發表的分析稱，自七七事變以來，日軍在華作戰的軍費已經達到111億元，超過日俄戰爭時期日本軍費總數的七倍。長此以往，日本必將無法支撐。而正在此時，日本大阪軍火庫又發生大爆炸，延燒20多小時。蔣介石也把它看成是日本反戰團體蓄意破壞，使他大受鼓舞。

為了進一步支持這一論點，重慶政府公文檔案開始習慣性地列舉各種數據，目的在顯示1937-1939年中日作戰傷亡比例在不斷縮小，日軍進攻推進速度也在不斷減緩。

比如說，根據前方作戰部隊報告，日軍作戰高度依賴優勢炮火及飛機，但是步兵作戰能力顯著減退，精神萎靡。又據前線報告，日軍在戰場上開始有棄尸事情，而且有遺棄官長尸體者，這是過去極少有的現象。再比如，重慶政府注意到，開戰之初，日本士兵寧可自裁而很少被俘，而且即使被俘后也態度倨傲，寧死不屈。

但是稍后的俘虜就逐漸失去那份豪狠氣概。

從全盤著眼，日軍優勢已在迅速消失。比如依據政治部長陳誠內部報告，1938年底日本軍隊在中國關內者有31個師團70余萬人。加上特種兵，一共大約100萬人。自從開戰以來18個月中，日軍傷亡50萬人，我軍傷亡120萬人。保衛大武漢戰役，我軍傷亡50萬人，日軍傷亡大約30萬人。雖然這些都是中方的估算，并不精確，但是這種中日之間5:3的傷亡率仍然可以造成中國領袖們一種心理，就是認為和走向劣勢的日本軍隊大可以一拼。

1939年5月是中國戰略思想上一個關鍵時刻。該月底，日軍原本進攻鄂北部隊完全撤退，并且放棄已經占領的隨棗地區，導致蔣介石認為“此為敵軍無力前進，轉攻為守，再明顯之弱點”，因此認為“吾計售矣”，而且相信日軍不敢進攻的弱點完全暴露，“此后除長沙，株洲以外，軍事上皆無顧慮，而且我軍更可以立于優勢主動地位矣”。即便是日軍6月份在汕頭登陸，仍然被蔣介石認為是“強弩之末之表現”。

對比之下，重慶政府對于自己戰斗力恢復的估計非常樂觀。早在1938年初，陳誠就認為中央軍被日本擊破的軍隊在1月底就可以完成補充20個師。

蔣介石也表示，京滬作戰遭受重大損失部隊的整理補充工作，到了當年3-4月份應該可以全部完成。鑒于他此時的設想是保衛武漢，因此他認為武漢應該可以守得住。而日本除非增加兵力十個師團，否則將無法奪取武漢。基于這個評估，所以蔣介石希望政府同仁對于軍事應該保持樂觀態度，他絕不會簽訂喪權辱國條約，更沒有和日本秘密議和之事。緊接著在3月份，何應欽報告稱，我國軍隊經過整理，已經恢復戰前力量，士氣也大有進步。

如前所言，到了1938年12月南岳軍事會議時，政府決定“第二期作戰”的特質是“轉守為攻，轉敗為勝”。既然中方領袖們認為日本投入中國戰場的兵力已經達到極限，再也無力發動大規模攻勢，所以國軍應該伺機反擊。

5、1939年冬季反攻的決策

依據1938年陳誠報告稱，軍事委員會決定今后軍力配置方案，以全國軍隊三分之一放在敵后從事游擊戰；三分之一軍隊放在前線和日軍正面作戰；三分之一軍隊調后方整訓。

1939年1月份國軍訂立了“第二期作戰指揮方案”，預備積極擴大日本占領區內長江流域內的廣大游擊戰，前線保持現有狀態，等到新戰力培養完成時，就發動大規模總反攻。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對于自己軍隊也做出一番評估。其結論是中國在開戰時只有軍隊170余萬人，但是此時已經到達250余萬人，比開戰時增加三分之一，而且在武器數量上和素質上，都比開戰時更為整齊優越。

到了1939年6月中旬，依據何應欽報告，國軍整軍計劃第一期工作已在6月15日完成，有90余個師接受了整補。第二期工作也已經開始。

因此，重慶政府軍事部門大約在1939年8-11月之間，開始積極籌劃冬季戰役。適在此時（1939年9月），日軍集結了12萬兵力企圖攻占長沙，9月初日軍進攻，9月底日軍后撤，國軍反攻。10月6日完全恢復戰前狀態。中方稱之為第一次長沙大捷。

蔣介石認為這個勝利實在是“轉敗為勝之機運”。313中國人的士氣得到了極大鼓舞，長沙收復的“決定性勝利”，讓中國人相信第二期抗戰果然已經開始。陳誠對于“湘北大捷”也感到無比興奮，認為是“開二期抗戰勝利之端，并樹民族復興之基”。

事后大肆宣傳，甚至制作電影片和招待國際記者會予以宣傳。當時將領間彌漫的樂觀氣氛是國軍只要一旦完成整訓即可向日軍發起猛攻。

中方此時認為此前的南昌、隨棗、和長沙戰役都充分暴露日軍弱點，兵力分散、顧此失彼，既要保衛戰略要地，又要保護水陸交通，又用盡了戰略預備部隊，所以失去機動性。如果國軍第二期整訓工作完成后向日軍發動全面性攻勢，則將使散處各地的日軍無法互相支援。

中國將領們對于冬季作戰表達旺盛攻擊意志，以致蔣介石認為國軍應該盡所有力量準備反攻，即使失敗和失地也在所不惜。面對各種令人鼓舞的跡象，重慶政府終于在1939年尾放手發動了冬季攻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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