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紅軍時期，中革軍委二局局長曾希圣，率領曹祥仁、鄒畢兆等成功破譯了國民黨軍的重要密報，使紅軍在長征途中數次絕處逢生。可以說，與國民黨較量，紅軍在兵力上處于絕對劣勢，但在情報上卻處于絕對優勢。

01

軍委二局“好腦袋”

紅軍的無線電情報事業是半部電臺起家的。紅軍第一次反“圍剿”時繳獲了一部電臺，戰士沒見過這種東西，劈頭就砸，電臺受了損，只能收，不能發，因此叫“半部”。

前三次反“圍剿”時，國民黨對軍事新聞管制不嚴，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部諜報科能從公開報道中捕捉到很多軍情。那時，國民黨對紅軍的偵聽能力還不知曉，非蔣嫡系部隊經常使用明碼溝通，被紅軍所偵聽，他們所使用的一些簡單的加密方式，從國民黨軍內部過來的人員也能輕易譯出。后來，新聞管制逐漸嚴厲，國民黨軍各部無線電通信全部加密，紅軍情報來源陷入困境。

1932年2月，紅軍強攻贛州。由于無法破譯江西敵軍所使用的“展密”，紅軍的無線電偵聽基本失聰，敵人“忽然”多出來幾個團，攻城的紅三軍團傷亡3000多人。軍團長彭德懷大發雷霆：“誰謊報軍情說是兩個團？！”

偵察科長曾希圣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此戰之后，他開始組織力量破譯敵軍密碼。彭德懷把紅三軍團最優秀的報務員曹祥仁推薦到了總部，他在電話里對曾希圣說：“你的腦袋我不敢要，我倒要送你一個好腦袋。”

曹祥仁對密碼破譯有一種近乎瘋狂的熱情，經常夜以繼日連軸轉，吃飯走路也沉浸在密碼猜想中。

突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到來。

1932年8月的宜黃之戰勝利后，曾希圣等在一個軍官的公文包中發現了國民黨第九路軍司令孫連仲發給守城部隊的一份電報，其中有30多組密碼已經附有漢字譯文，使用的正是“展密”。

曾希圣中文功底好，曹祥仁熟悉敵報代碼，二人根據已譯單字，與不斷偵收到的敵軍“展密”電報相對照，前后猜字連結，不斷假設推演，最終在一個多月后將“展密”全本貫通。

“展密”一破，就在1933年1月的楓山埠一役中立見奇功。此戰之后，軍委對無線電情報事業的作用更加重視。1933年5月，中革軍委總參謀部成立了情報局，即二局，曾希圣任局長，曹祥仁擔任增設的破譯科科長。

三軍團送來了曹祥仁，一軍團則送來了另一個“好腦袋”鄒畢兆。鄒畢兆也是報務員出身，對摩爾斯明碼背誦如流，能辨識對方發報的細微指法。曹祥仁性格開朗，鄒畢兆內向安靜。當時，二局分前后方，留在后方二局的破譯員只有鄒畢兆一個，他卻很快打開局面，平均兩天破一個敵方密碼。

1933年8月，中華蘇維埃向“極有功勛者”頒發紅星獎章。這是紅軍的至高榮譽，獲一等獎章的只有周恩來、朱德、林彪、彭德懷等數人，29歲的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獎章，19歲的曹祥仁和18歲的鄒畢兆被授予三等獎章。

二局只隨中央和軍委最高首長行動，一舉一動都高度保密，成立之初知情者只有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等少數幾人。行走在自己的隊伍里，他們的身份不為人知。因此，為二局人員頒獎是在晚上秘密進行的，周恩來和朱德為他們掛上了獎章。

02

冒充蔣介石發調兵電報

1935年，紅軍指揮部根據曾希圣二局破獲的情報，采取了避實擊虛靈活戰術，帶領紅軍在國民黨40萬人的圍堵縫隙中穿插移動，在四渡赤水中爭取了主動，走出了危局。

1935年3月，紅軍主力第四次渡過赤水河，南下抵達金沙縣安底附近，準備南渡烏江。二局獲得的最新敵情顯示，湘江南岸有三個師阻截，東邊有湘軍守備，北面有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吳奇偉縱隊主力尾隨追擊。

3月30日夜，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這新軍事“三人團”與朱德、劉伯承等開會商議敵情。大家都認為，如果敵人發現紅軍渡河，南北夾擊，紅軍將背水一戰，其結果將比湘江之戰更慘烈，而其中最大的威脅來自北面。

這時，曾希圣提出了一條奇計：冒充蔣介石，給周渾元、吳奇偉發假電報。他的理由是，蔣介石經常越級指揮，此時坐鎮貴陽，更是直接指揮。二局熟悉國民黨中央軍的密電程序和規律，他本人熟知蔣介石電文修辭與格式，曹祥仁熟悉敵軍通用、專用兩種密碼，鄒畢兆能熟練模仿對方發報慣用指法和節奏。大家都拍案叫絕。

曾希圣迅速草擬電文：“吉密。今據飛偵確證，匪以一股南向烏江佯動，而主力大部正加速西去。”電報要周、吳兩部“星夜并程，限明日抵達泮水、新場”。新場距紅軍過河的渡口有上百里，掉頭來追，無論如何也來不及。

曾希圣等一起字斟句酌，反復推敲措辭，最后終于定稿。曹祥仁迅即將電文譯成密碼，鄒畢兆坐在發報機前，手指靈巧地按動了電鍵。

3月31日，紅軍大部隊從三個渡口順利過江。二局破譯的密電顯示，此時，周、吳兩隊正很“聽話”地行進在去新場的路上。

得知紅軍已渡烏江，蔣介石大為光火。但這份假電報從未被識破。

撤離中央蘇區后，干部戰士不斷地提問，部隊是往哪里開？上級領導只能籠統地答，是戰略轉移。用毛澤東的話是，我們現在這點兵力，不能和敵人硬碰。硬碰，那是叫花子和龍王比寶。目前只能是見縫插針，該躲時躲，該閃時閃，機會好時，就敲他一下子。

渡過烏江之后，紅軍跳出了敵軍的密集包圍圈，把敵人甩在了身后。部隊有了明確的方向，士氣也重新旺盛起來，對于軍委的戰略意圖也有更多的理解了。他們樂于相信，這些決策后面一定有什么神機妙算。

03

“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長征結束后，毛澤東高度評價二局：“沒有二局，長征是難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1935年12月，經中央軍委批準，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的三個技術偵察部門合并，成立統一的中央軍委二局，曾希圣任局長。

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后沒幾年，曾希圣要求調離二局。

出于保密的原因，曾希圣和二局的作用只有中央和軍委領導知道。在延安，曾希圣每月享受一等津貼12元（注：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等只有5元），諸如此類的待遇引起了一些人的議論。而巨大的壓力、高度的用腦，也使得曾希圣的性格有所變化。他想出去帶兵打仗，開創一個局面給不理解他的人看看。

1941年“皖南事變”后中央重建新四軍，曾希圣被任命為新四軍第七師政委。他是密碼腦袋，在他的帶領下，新七師富甲全軍，到1947年番號撤銷時，賬上資金折合黃金有50萬兩之多。

曾希圣離開二局后，24歲的曹祥仁接任局長。1947年，曹祥仁帶隊赴東北，組建了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二局。

林彪平時作戰時只帶四五個參謀，但1948年9月南下錦州時把二局的三四百人都帶在身邊，數十部電臺同時工作。林彪說打仗打的就是情報戰，作戰方案定好后，“與其說等我下命令，不如說等二局下命令”。

鄒畢兆也一再要求調離二局。因為長期高度緊張的聽譯工作，他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長期嚴重失眠、頭痛、幻聽，腦子里有各種響聲，由熱愛破譯變得怕文件、怕書本。在他的一再要求下，1944年他隨八路軍359旅挺進中原，任南下支隊副參謀長。

新中國成立后，曾希圣曾任華東局第二書記兼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山東省委第一書記。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安徽是重災區，他在安徽推行“責任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受到批判，被撤銷了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聽說國內當前搞情報工作比較困難，就讓女兒給他買計算機資料，為他請清華大學的老師講計算機課，重拾脫離近30年的破譯研究，直到醫生嚴禁他看書寫字。1968年，他在北京病逝。

1978年，遲到十年的曾希圣追悼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參加，胡耀邦致悼詞。2002年是曾希圣誕辰100周年，《曾希圣傳》如期問世。李先念作序稱，曾希圣是“我們黨的情報破譯的創始人”，也是“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先驅”。

新中國成立后，曹祥仁“想出去看看”，他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將軍大使”被派駐保加利亞，后來擔任了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1961年，老戰友曾希圣在安徽搞“責任田”，他曾去參觀并欲在浙江推行，為此遭受了批判。

1975年，61歲的曹祥仁在北京病逝。他在病重期間說，自己這一生中最自豪的還是“在二局搞出的名堂”。

1983年，鄒畢兆以副部級待遇退休。他1999年去世，享年84歲，是“破譯三杰”中唯一的高壽者。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