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浩公律師事務所 民商事研究院 文章/劉思宇

編寫人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趙箏

案件索引

2020-06-28|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2020）豫01知民初2號|

2020-12-15|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2020）豫知民終426號|

裁判要旨

同業競爭者以舉報、揭露事實真相為名，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的前提下，使用大量的否定性、侮辱性言論，刻意貶低競爭對手，損害其商譽，使社會公眾對競爭對手的商品質量、服務水平、商業信譽產生懷疑，進而削弱其競爭優勢的，構成商業詆毀行為。

基本案情

原告（被上訴人）河南某公司（以下簡稱小李補胎）訴稱：小李補胎系主要從事汽車維修服務的公司，創始人李某1（李某2）于2000年創立了“小李補胎”品牌，直營連鎖門店數量位居河南輪胎修補行業第一，在業界擁有一定的品牌影響力和良好口碑。譚某某于2016年3月注冊成立了河南譚某某汽車維修服務有限公司，經營范圍與小李補胎類同，雙方存在直接的市場競爭關系。譚某某在經營過程中，為了削弱競爭對手的優勢，自2018年9月開始在新浪微博等相關網站及網絡平臺上故意捏造并散布虛假事實，主要以“小李補胎坑人20年”、“小李補胎騙子團伙”等不實言論對小李補胎進行惡意攻擊，嚴重損害了小李補胎多年來取得的商譽，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請求法院判令譚某某：1.停止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或者誤導性信息，消除影響；2.就不正當競爭行為在《大河報》上登報聲明，公開賠禮道歉；3.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30萬元；4.負擔本案訴訟費用。

被告（上訴人）譚某某辯稱：1.輪胎傷口達到6毫米即可報廢，不能進行修補；2.小李補胎維修范圍是根據輪胎傷口范圍來規定價格，價目表不符合汽修行業規則；3.小李補胎對外號稱安全專家實際是修補很多報廢輪胎，欺詐消費者。請求法院駁回小李補胎的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查明：小李補胎成立于2016年6月，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經營范圍：汽車維修服務；汽車配件銷售等。

河南譚某某汽車維修服務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法定代表人譚某某，經營范圍：機動車維修服務；汽車配件銷售等。

2017年2月至2020年3月，譚某某先后在新浪微博、新浪博客、凱迪社區、百度、美團等平臺發布：“小李補胎李某1，冒充‘輪胎安全專家’……坑害消費者近20年……”、“如果鄭州這樣明目張膽的騙子補胎企業，是補胎標桿企業！那么，這是對所有輪胎人的侮辱！網友總結：‘身邊輪胎安全專家’=‘炸藥包’，只等點火！”等有關小李補胎的言論共計65條。

鄭州市機動車維修業服務中心向鄭州市交通運輸局出具的《關于譚某某舉報小李補胎連鎖企業有關問題的調查報告》載明：執法人員對小李補胎連鎖店進行隨機抽查和檢查，未發現其有違反《機動車維修管理規定》的行為。通過對部分客戶的隨機回訪，反饋意見總體較好。通過調取相關進貨單據，小李補胎連鎖所使用的補胎物料進貨渠道正規，符合國家相關質量技術要求。通過現場隨機抽查、詢問維修工人，了解到輪胎修補所用材料都經車主同意，價格在各店內都有公示。通過查詢國家標準《充氣輪胎修補》(GB/T21286-2007)和網絡搜索輪胎修補相關文獻資料，對比小李補胎《輪胎修復選材工藝標準及價格公示》，未發現其有違背相關標準和規定的行為。通過查詢資料、走訪群眾車主、向公安交管部門查詢、檢索媒體報道，暫沒有發現因在小李補胎連鎖企業補胎后發生車輛爆胎、補丁開膠等問題造成車毀人亡事故或者交通事故的報道。

裁判結果

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豫01知民初2號民事判決：一、譚某某立即停止編造、傳播小李補胎的虛假信息或者誤導性信息；二、譚某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在新浪微博、新浪博客、百度貼吧、凱迪社區、百度簡書、百度百家、美團發布聲明，以消除對小李補胎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造成的不良影響（上述聲明內容須經法院審核，如譚某某拒不履行，法院將依據小李補胎的申請，在以上平臺公開判決書的主要內容，費用由譚某某負擔）；三、賠償小李補胎經濟損失及維權費用共計16萬元；四、駁回小李補胎的其他訴訟請求。

宣判后，譚某某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豫知民終426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認為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一、譚某某的行為是否構成商業詆毀。商業詆毀是指經營者通過捏造、散布虛假事實等不正當手段，損害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削弱競爭對手競爭能力的行為。商業詆毀的不正當競爭構成要件包括：1.行為主體必須是經營者；2.經營者主觀上存在詆毀故意；3.客觀上表現為經營者采用了捏造、散布虛假事實的手段；4.詆毀行為的客體表現為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受到了損害。

譚某某和小李補胎均是從事汽車維修行業，經營范圍均包括補胎業務，屬于同業競爭者。譚某某從2017年2月到2020年3月期間持續在上述平臺發布了大量辱罵、羞辱等貶低小李補胎的言論，其持續時間長，言辭惡劣程度高。在鄭州市機動車維修業服務中心已經出具《關于譚某某舉報小李補胎連鎖企業有關問題的調查報告》，證明譚某某實名舉報的問題不存在的情況下，譚某某仍然通過新浪微博等網絡平臺發布與其實名舉報內容基本一致的言論。由此看出，譚某某的上述行為不是言行不慎，而是故意為之。

譚某某上訴稱，因小李補胎存在虛假宣傳、誤導消費者、欺詐消費者行為，其發表上述言論的行為屬于陳述事實，并提供證據予以證明。但根據法院查明事實，譚某某所發表的言論存在大量侮辱、辱罵的措詞，其中充斥著貶低成分，絕不是對一個企業進行舉報正常使用的言辭表述，也沒有體現出揭露事實所應具備的客觀態度，從一個理性人的客觀視角來看，無法相信譚某某是在真實地揭露問題而非在刻意貶低競爭對手。有意于汽車維修的相關公眾在看到譚某某所發表的言論后，必然會對小李補胎產品的服務質量、技術能力以及是否誠信經營產生懷疑，小李補胎的商譽也必然因此受到損害，客觀上也對小李補胎的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造成了減損。這種行為有悖于誠實守信的商業道德，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競爭秩序，符合商業詆毀的構成要件，構成商業詆毀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譚某某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二、譚某某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本案中，小李補胎并未舉證證明其因被侵權所受的實際損失及譚某某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綜合考量案涉侵權行為的時間、情節、過錯程度及造成的損害后果等因素，酌定由譚某某賠償小李補胎經濟損失及維權費用共計16萬元。根據責任承擔與損害后果相一致的原則，綜合考慮譚某某的主觀過錯程度及侵權情節，判定譚某某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在上述平臺發表聲明以消除影響。

案例評析

一、商業詆毀行為的構成要件

商譽最早為1620年判決所采用，認為商譽是名譽的一種，是“顧客的友善看法與惠顧”[1]。此后一系列案件對商譽進一步定義，如1810年Eldon認為“商譽就是老顧客光顧老地方的可能性”[2]。1856年M.R.Romilly認為，“準確定義商譽極其困難。商譽看起來是特定商人在貿易中吸引消費者與其進行交易的內容”[3]。商譽涉及企業的資產信用、經濟信用、履約信用等信用評價以及企業形象、行業地位、創新能力、產品質量、服務水平等社會評價。商譽作為信息載體以及傳遞市場動態的重要工具，可以幫助經營者作出理性的投資決斷，也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有價值的消費參考。擁有良好商譽的經營者更容易取得目標群體的信賴，從而獲得更多的交易機會，是商事主體重要的商業資產。

商業詆毀行為是指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服務的法人、自然人以及其他經濟組織，為謀求市場競爭優勢，有目的性的貶低競爭對手，損害對方商譽的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作為一種傳統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將商業詆毀納入了規制范圍[4]。我國在1993年最初制定《反不正當競爭法》時，對經營者捏造、散布虛假事實損害競爭對手商譽的行為進行了規制。根據2019年最新修正的《反不正當競爭法》[5]第十一條的規定，商業詆毀行為的構成要件可以分為：（1）行為主體是市場交易活動的同業經營者。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將行為主體限制在經營者與競爭對手之間。2016年公布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立法者有意對商業詆毀的行為對象進行擴大，不再局限于當事人之間存在競爭關系[6]。而2017年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有關商業詆毀的條款最終保留了1993年對行為主體的規定，可見立法者意在限制商業詆毀行為的調整范圍。（2）經營者主觀上存在詆毀故意。即經營者對損害競爭對手商譽并非言行不慎，而是故意為之。（3）客觀方面表現為經營者采用了捏造、散布虛假事實的手段。商業詆毀的立法目的是要通過規制經營者的不正當評價而損害競爭對手商譽的行為，如果經營者依據真實事實對其他經營者進行客觀、公允的評價，通常不認為構成商業詆毀。（4）客體表現為同業競爭者的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受到了損害。社會公眾對商品或服務的評價及認知狀況是判斷是否構成商業詆毀的重要考量因素。社會公眾主要包括接受或者有可能接受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以及與經營者利益相關的其他經營者。在具體個案中，二者的重要性則因涉案行業的不同以及被指稱侵權經營者所處的經營環節不同而有所偏重。

相較于傳統的商業詆毀行為，互聯網領域下的商業詆毀打破了時間、空間、地域的限制，具有速度快、傳播廣、操作便捷、違法成本低等特點。當前，以互聯網為媒介，商業詆毀行為層出不窮且形式多樣，行為人通過微信、微博等網絡平臺，簡單編輯發布一則虛假信息或誤導性信息，便可以吸引龐大消費群體關注，甚至引起社會輿論，給受害者帶來更加嚴重的損害。

二、商業詆毀行為的司法認定

商業詆毀行為司法認定的關鍵是對該行為實質構成要件的認定，并且以是否存在編造、傳播足以產生誤導、損害競爭對手商譽的虛假事實為核心。

第一，行為主體一般是市場交易活動中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一條作出了商業詆毀行為限制在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之間的規定，即經營者實施詆毀行為必須是針對競爭對手所做出，司法實務中通常是采取比對經營者的經營范圍來判斷雙方之間是否存在競爭關系。所謂的競爭關系，通常被界定為因經營領域相關尤其是相同所產生的競爭對手之間的關系[7]。但目前市場主體構成越來越多樣化，采用狹義的競爭關系許多不正當競爭行為將難以認定，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對競爭關系逐漸做廣義化理解[8]。如此判定雖然可以更加全面的規制不正當競爭行為，但是也會出現侵害法人名譽權與商業詆毀行為的混同，導致同案不同判。因此，在做廣義理解的同時，也不應完全放棄“競爭關系”這一大的前提要件，因為雙方當事人之間如果不存在競爭關系，即使存在詆毀行為也難以認定損害了競爭秩序。對于非競爭關系的主體所實施的詆毀行為也不能一律將其排除在不正當競爭之外，若其在主觀上存在破壞他人競爭優勢的故意，非競爭者也可以作為商業詆毀的主體。

第二，編造、傳播的虛假信息或誤導性信息損害了競爭對手的商譽。經營者發布的不實信息使不特定社會公眾的認知產生偏差，導致競爭對手商譽降低，交易資源減少，則構成虛假信息或者誤導性信息。經營者所發布的信息大致可以分為事實陳述與觀點陳述。事實陳述是指對有證據證明客觀事實的表述，主要審查其是否具有真實性以及誤導性，真實性通常根據民事證據規則認定。而觀點陳述則是建立在個人認知基礎上的主觀表達，主要審查其是否具有誤導性，無需分析其是否真實及對錯。由于商業詆毀行為作為一種不正當競爭的手段，目的在于損害競爭對手商譽，因此判斷誤導性陳述主要審查發布者表述的內容和方式是否足以引起社會公眾的認知偏差，進而對競爭對手產生不良評價為要件。而公眾認知具有個人主觀性，在對誤導性信息進行審查時需要從信息內容、傳播范圍以及公眾認知變化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信息內容明確指向或者足以使社會公眾聯想到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并且導致相關公眾產生認知偏差給予競爭對手較低評價進而損害其商譽的，應當認定達到了引起誤導的程度。

第三，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判斷是否構成商業詆毀行為時需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態度，在其明知發布的信息不實的情況下，仍然編造、傳播虛假性信息或者誤導性信息，應當認定行為人具有實行商業詆毀行為的主觀故意。而在案件的實際審理中，對于當事人主觀過錯的判斷也是主要基于客觀行為的表現進行分析，綜合考慮其行為本身的正當性基礎、行為主體身份特點以及所附注意義務、行為過程的審慎和合理性等因素[9]。對于過失行為是否可以構成商業詆毀，理論界和實務界有著不同的觀點。在理論界，國內大部分學者認為，除故意之外過失也可能構成商業詆毀。我國臺灣地區學界通說認為過失因為具體事件的不同而輕重有別，具體可以分為三種：抽象輕過失、具體輕過失以及重大過失，與之相對應的是行為需要付出的注意義務程度，在行為人已經盡到善良管理人應盡的注意義務而無過失，即使事后證明其言論與事實不符，也不能令其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10]。

第四，損害后果為競爭對手競爭優勢變弱、社會評價降低。商業詆毀行為的客體為損害了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如何認定法律并無明文規定。有觀點認為，商業詆毀行為的客體是損害了競爭對手的商業吸引力。司法實務中多數法院持相同觀點，通常以對競爭對手造成實際的商譽損害或者給行為人帶來額外的競爭優勢為判斷標準。即使詆毀言論并非直接針對競爭對手，而是針對競爭對手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與其相關的其他人員，若因此導致競爭對手的社會評價降低、商業吸引力減弱、競爭能力下降，依然可以認定損害了競爭對手的商譽。而行為人應當承擔的侵權責任則需要結合該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后果綜合判定。根據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七條的規定，權利人需要對因侵權行為所遭受的具體損失或者侵權人所獲得的利益承擔舉證責任。但在具體案件中，要求權利人證明其因侵權行為所遭受的具體損失及侵權人的獲益較為困難，因此在此類案件審理中法院通常集合詆毀言論的具體內容、傳播范圍、表達方式、情節輕重以及行為人的過錯程度等因素對侵權責任進行綜合考量。

三、商業詆毀與言論自由的沖突

司法實踐中，平衡把握商業詆毀行為與言論自由一直是審判活動中的難點。《憲法》規定了我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而我國的監督體系中亦含有社會輿論監督，言論自由是保證社會輿論監督的重要方式。社會評價對于消費者決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既可以防止其遭受不良商家的侵害，也有利于促進經營者提高產品質量、提升服務水平，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評價觀點是主觀對客觀的反映，在外人看來，同業經營者會比普通人更加了解行業“內幕”，其所發布的有關競爭對手的評價信息往往更容易被消費者所采信。但是由于同行之間存在的天然競爭性，同業經營者對競爭對手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進行評價時，通常會被認為是故意損害對方商譽、搶奪交易資源的行為，從而產生了商業詆毀與言論自由之間的沖突。

判斷發布者的自由言論究竟是對經營者的正當評價還是采取了商業詆毀行為，司法實踐中通常根據發布主體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標準。若發布言論的主體為消費者，相對于經營者，消費者作為市場交易中弱勢的一方，受專業知識及獲取交易信息的距離所限，認知能力相對較弱，審查其發表的言論時應當給予比較寬容的態度，采取相對寬松的標準。相反，對于經營者發表的言論，則需要采取較為嚴格的標準。在當今市場競爭日趨殘酷的情形下，同行之間的相互比較和批評時常伴隨著對競爭對手的貶低，以期提高自身競爭力，同業經營者之間發布的言論與評價很難說其是出于單純的善意目的。因此，經營者在發布有關競爭對手的言論時，欲達到的目的必須正當，所依據的事實必須客觀，其陳述的內容必須真實，盡到合理審慎的注意義務。法院在審理商業詆毀糾紛時，應當要求經營者對其所發表言論的真實性承擔舉證責任。當經營者的言論超出應有的正當、客觀、真實的范圍，相關的評論超出正常的商業評論、評價的范疇，出現大量的侮辱性、誤導性語言，刻意貶低競爭對手，損害競爭對手商譽的，則應當認定其構成商業詆毀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