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治周末》，記者 王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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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從法律層面確立了財產刑執行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與罪犯減刑假釋關聯機制。2016年，最高法首次明確提出“財產性判項”概念，逐漸取代了“財產刑執行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的表述。

2024年，在總結十多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最高法出臺《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審查財產性判項執行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執行規定》），對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作出系統性規定。

盡管財產性判項執行的政策經歷多個階段演進，逐步完善了執行機制、強化了執行力度，但財產性判項執行難一直是困擾我國刑罰執行的頑疾。在前不久舉行的2025年“新時代刑事執行法治發展”研討會上，多位來自刑事執行一線的人員及學者，針對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機制、部分共同犯罪人履行部分財產性判項減刑認定等問題，展開討論并提出解決路徑。

01

財產性判項執行

與減刑假釋關聯機制構建

“財產性判項作為我國刑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執行效果直接關乎司法權威和裁判目的的實現，而減刑假釋制度則是激勵罪犯改造促進其再社會化的一個關鍵手段。如何構建兩者間科學的關聯機制，即是法律適用的難點，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突破口?！苯K省連云港市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張立指出，當前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財產性判項與減刑假釋的關聯性長期處于弱關聯狀態。

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翟中東調查了2014年至2023年間北京、江蘇等6省市的減刑假釋裁定情況發現，財產性判項關聯減刑假釋后，減刑假釋適用條件增加，適用難度加大，各省市的減刑假釋適用量基本呈下降趨勢。此外，執行結果與規定設計促進履行財產性判項的初衷有一定距離，且執行效果不佳。

張立認為，財產性判項執行與減刑假釋關聯存在3個方面困境：立法供給不足，盡管當前很多法律法規中對此都有所涉及，但規定較為籠統，導致實踐中對于相關認定存在較大的主觀裁量空間，各地司法實踐中對于財產性判項的履行與減刑假釋如何掛鉤形成很多不同做法；執行率低導致制度虛化，受到“坐牢抵債”觀念影響，大量案件因罪犯隱匿財產、家屬拒不配合等原因陷入“空判”困境，此外，裁判與執行脫節、判罰脫離實際等情況導致罰金等金額遠遠超出罪犯履行能力，加劇財產性判項執行率低的狀況；無履行能力的認定標準不一，司法實踐中，各地證明罪犯履行能力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要求罪犯進行財產申報，有的要求罪犯出具相關證明材料，而證明材料形式五花八門，有權出具材料的主體也涉及眾多部門。

對此，張立提出構建三位一體的關聯機制，從立法、司法、執法三方面發力。立法層面，細化管理規則，明確裁量的基準。將財產性判項履行情況分為全部履行、部分履行、確無履行能力等情況，尤其是律師作為第三方可以協助調查罪犯的財產狀況、核查法院的執行情況及通過分析罪犯改造表現提出專業意見推動司法實質化審理。司法方面，強化實質審查，杜絕“以錢贖刑”情況，建立“財產性判項履行+悔罪表現”的雙軌制審查模式，避免單一經濟指標替代綜合指標；執行層面，則創新執行手段。

翟中東則從知識層面和法律規定層面及司法適用上，分析了關聯減刑假釋的財產性判項的執行情況出現問題的原因。他建議，在維護法律公正的同時關注財產性判項的可執行程度，包括區別刑事與民事財產性判項的適用與執行、民事性判項適用與執行優先原則與重視財產刑判項執行的黃金時間段；促進利益兼顧，兼顧不同的國家利益；對刑法有關規定進行修改，如修改罰金規定、設立替代短期監禁刑的社區勞動刑。

02

共同犯罪中的退賠責任劃分

與減刑認定

“聚焦財產性判項與罪犯減刑關聯機制運行欠佳現狀中的特定縮影，即共同犯罪人積極履行部分財產性判項后依然減刑難，結合共同犯罪人退賠責任劃分及履行能力認定，深度論證普遍正義原則下實現個案正義的可行性。”以罪犯常某某的減刑案件為例，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王賓轉述了其同事對于部分共同犯罪人履行部分財產性判項的減刑認定問題的分析。

2014年四五月份，常某、張某、洪某在Q市經營商貿公司，誘使多名被害人購買其公司提供的定價為市場三倍左右的物品，并承諾在得到商品實物的情況下，在購物30日內返還被害人消費的全部金額，后三人在承諾返款期限到達后未予返款并于同年6月逃匿。經統計，三人共騙取71名被害人購物消費總計2722449元，扣除被害人所得實物的折價款后，三人共非法騙取1818985元，其中，常某分得30萬元。二審判決后，常某因集資詐騙罪于2020年10月被送交服刑。

2024年3月，對常某進行綜合評估后，其被認定確有悔改表現，結合已積極繳納10萬元罰金、退賠30萬元的事實，監獄決定對其提請減刑。檢察機關對該案進行實質化審查后，提出對常某暫緩呈報減刑的意見，四點理由其中之一為“該犯系與他人共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在違法責任的承擔范圍上理應‘全部負責’，只履行一部分財產性義務，屬全案財產性判項未履行完畢”。

“實踐中，一些機關貫徹落實《執行規定》謹慎有余、靈活性不足，可能存在過度關聯或機械關聯等失當情形?！蓖踬e指出，不妨以“多元地、相對地理解共同退賠責任”為起點，通過科學判斷共同犯罪中相關罪犯履行能力，正確處理減刑與財產性判項執行間的關系。

“同案罪犯如何劃分退賠責任，理論界存在不小爭議，‘按份責任說’和‘連帶責任說’是最為通行的兩種觀點。”王賓的同事傾向于按份退賠的觀點，只要其中一名或數名罪犯退賠其實際違法所得，就應當認定該犯確有悔改表現，可以被提請減刑，“這種做法保護了罪犯退賠的積極性，也對分文未退、分文未賠的同案犯或其他共同犯罪罪犯起到警示教育和示范帶動作用”。

03

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困境及對策

“財產刑是刑罰體系關鍵構成部分，對維護社會秩序、抑制經濟犯罪、恢復社會權益有著獨特作用。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財產刑執行狀況常不盡如人意，如監督權落實不佳、執行信息不透明以及協作機制不完善等?！辟F州省畢節市金沙縣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主任陳月飛通過論文分析了當下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的困境，并提出相應對策。

就財產刑執行中存在的監督權落實不到位問題，陳月飛指出，現有監督機制常流于形式，缺乏實質操作手段和足夠的法律支持，檢察監督效力大打折扣。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院對財產刑執行有監督權，但實際操作中，因無明確程序規定，監督難落實，無法有效阻止和糾正執行違法現象。

“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在維護司法公正、保障刑罰執行合法權益、預防司法腐敗方面不可或缺。強化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既是刑事司法體系內在要求，也是回應社會公正期待的必要舉措。”陳月飛分析，目前，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存在多個關鍵問題，阻礙監督職能充分發揮。

具體而言，包括監督權落實不徹底限制監督效果；執行信息不透明是監督挑戰；協作機制不健全導致監督效能弱化；財產刑決定階段問題影響檢察監督效果；檢察人員專業素養和能力有待提高。其中，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方式不完善是當前執行困境核心問題之一，現有法律框架下，監督手段主要是制發《檢察建議書》和《糾正違法通知書》，但這種單一監督方式的效果受被監督單位配合程度和執行力度制約，無法對財產刑執行全過程有效制約指導。

完善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機制是解決當前困境的關鍵，對此，陳月飛建議，從立法層面明確監督權限、程序和責任，增強監督剛性和可操作性；建立統一的執行信息公開平臺；完善協作機制，明確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及金融機構等相關部門在財產刑執行中的職責權限；推動財產刑執行審前調查和評估機制，設立財產刑變更執行程序；增加現場監督、質詢、執行聽證等多元化監督方式；通過定期培訓和實戰演練，增強檢察人員財務分析、執行程序、協調溝通能力等。